民间和京都的武术活动在那时都非常的活跃。其中就有汉武帝于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汉武帝元封六年夏，令“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汉书·武帝纪》）。这两次盛大的角抵活动，将武术与百戏推向了高潮。在隋炀帝的时代，“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拔异艺毕集。”（《隋书·炀帝》）在洛阳考古出土的汉砖碑志中，就非常形象真实的记录了东汉时代的古都洛阳武术的文化盛况。武术与百戏互相融合发展，形成了东汉洛阳武术文化的一大特色。
佛教盛行于京都之地，北魏时代的洛阳武术活动非常的活跃，我国寺院武术活动的主流少林寺就是北魏的孝文帝在公元495年时提倡并建立的。洛阳的“大厦门御道西，（禅虚寺）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唐代吴道子在洛阳天官寺作画，由于荒废画业已很久，一时找不到灵感，便请到当时的剑术名家裴旻舞剑“作气以助挥毫。”只见裴旻“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舞剑精彩处，“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唐·李罕《独异志》）唐代将裴旻舞剑、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被称为“唐代三绝”。所以说当时的武术活动极大的影响和主导了盛唐文化。
（三）安阳殷都
安阳殷都是现在规模最大的商代都城遗址，在安阳小屯殷墟遗址的东北外缘，从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青铜兵器和15万片甲骨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殷商武艺活动的珍贵信息。并能够让我们有幸一睹我国青铜时代早期的武术形态和尚武精神风貌。从1969年开始，殷墟一共发掘了1500座墓葬，这其中有1／6的随葬物中有青铜兵器，证明了殷商时代的王都武功的兴盛。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殷商还出了一位能征善战、集文武于一身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并且在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之中，随葬物中的古兵器中就有铜戈、铜矛等共一百七十多件。
殷商王都就有了学校教育，从比武竞赛中演化出的象形字就有甲骨文的“校”字。大学和小学都主要学习“六艺”。殷商时代虽然没有六艺这个名称，但也主要是习六艺。六艺之中的射、御、乐（舞）都和习武有很密切的关系。卜辞中有“新射”和“库射三百”、“登射三百”，“新射”就是指没有经过训练的“新手”教授射艺，“庠”指当时习射的学校。除了殷都以外，方国还派出自己的子弟到都城去练习武艺，“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戒”，就是说一个人双手执着戈和准备着戒以用来防备敌人。所以殷代“教戒”两字其实就是传授武艺的意思。
在殷商的战场上就已经有了战车来参加战斗，殷墟卜辞中就有“小臣穑从伐，禽危美□人廿人四，而千五百七十，□百，□丙，车二丙（辆），盾百八十三，函五十，矢□。”这段文字说明了商代御车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
在殷商这个时代，在祭祀、庆典、田猎、征伐、天气等情况时，占卜是非常重要的。在占卜的时候一定会有舞蹈者参与。舞蹈的形式主要有文舞与武舞。《礼记》：万舞“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壮焉。”卜辞中又有《征舞》，也同武舞。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墓中发现饰有鸟羽纹的戈，说明殷商王宫中确有持羽干戚作祭的武舞。
（四）古都东京汴梁
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东京汴梁最早是战国时期魏国时候的都城，又历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京都也在这个地方建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不仅文采逼人，而且也是一位精通武艺、弓马嫡熟的马上皇帝。汴京军中武艺奇丽壮观，“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北宋东京的仕族子弟经常会在一起习武比赛，市井街巷的民间习武的风气也特别的浓厚。
北宋汴梁在民间的习武活动多与娱乐表演结合起来。《东京梦华录》记载着“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勾栏”是瓦子中专门演练武艺的场所，由此可以想见这个规模是很大的。京师瓦子勾栏中表演有“相扑”、“棹刀”、“蛮牌”、“牌棒”等武技，这些武艺专门供群众取悦和欣赏。在北宋时代已有女子相扑活动出现在京师中，司马光《论上元令妇女相扑状》载：“圣驾御宜德门，如诸色艺人，令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北宋时期的武术文化滋润与奠定了南宋京都临安的习武之风。
（五）古都北京
北京曾是春秋时期的燕都蓟城、十六国时期前燕国都，又曹为金朝中都、元代大都和明、清帝都。元、明、清三朝的习武风气特别的浓厚。元朝的诗人胡祗通《紫金山大全集·相扑二首》的诗中就有：“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耽耽角抵雄；毒手老拳毋借让，助欢教勇兴无穷，臂缠红锦绣裆襦，虎搏龙拿战两夫，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衙。”这首诗写出了元朝大都浓郁的习武风气和京都民间争看角抵演武的盛况。元代京师的军中特别注意培养和选用有武艺特长的人做武男人才。《元史·仁宗本纪》：“延右六年六月戌申，（京师）置勇校以角抵者隶之。”这些都是汉蒙文化融合的真实写照。盛行于明、清两代的京都武会试和一般由皇帝主持武举进士参加的殿试，将京都的武术活动推向了一个高峰，天下武术名流云集北京。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第论，试弓马，把全国各地各拳派武林英才的聚集到了北京，来自宜隶大名府内黄的武探花杨炳就是康熙时代的一位民间梅花拳名师。中国的最后一名武状元张三甲是直隶开州的一位洪拳高手。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文武并考的武举制度，造就了许多的文武之才和名臣良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清两代武术的大发展。
在清朝末年北京城中创立了会友、永兴、万胜、志成、同兴、义友、源顺（永胜）、正兴等镖局，这些镖局是京师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在镖师中很多都是威震武林的名家高手，他们在“走镖”和“会友”的往来中，将京都的武术技艺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崛起在北京的八卦掌、杨氏太极拳和意拳三大武术流派，迅速由北京传到民间的各个地方。董海川、杨露禅、王芗斋作为武林巨擘被人们所敬仰。
中国的武术文化滋润着并培育出了中国的戏剧武打，早在元大都时北京流行的戏曲中就已经在慢慢地发展，被称为“脱膊杂剧”，展现出了武艺的各种功夫，元代初期的杂剧《敬德不服老》中就有这么一句唱词“他十八般武艺都学就，六韬书看的来滑熟。”元大都时代北京的杂剧家就有19位之多。大量反映武打戏的描写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元代大都的武术与武戏的宝贵资料。
二、武术与人类文明
武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如果同学们经常的参加武术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陶冶性情，而且还能培养坚韧、顽强和勇敢的意志。所以说，一个国际友人在观看了中国的武术表演之后曾这样说：“看到了中国的武术，也就看到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因为武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经上千年之后，多种的历史原因和繁多的流派，造成了它既有文明发展的一面，也有封建落后的一面。
就比如，有些练武之人宣扬一些封建迷信和违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为武术蒙上了一层神秘玄虚的尘埃，并以此来宣扬自己，支撑自己的门户，贬低别家别派，制造宗派门户；有些人借着传艺习武的名声，却在外面骗钱扬名；有些人宣扬江湖义气，结成团伙，教唆斗殴经验，仗“拳”欺人，成为地方上的霸王；而更有人提倡“唯打论”，将旧社会的一些武林败类的恶劣作风搬出来：哪家有了一点名气，他就会专门登门寻访，借机寻衅闹事，而且损害别人时不择手段，以这些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刮起一股歪风，像有些关于某某优秀武术运动员被什么人打败了；某某人曾聚众围住某武术家的住宅要求比武等等谣传。就像这些情况，是不文明和不道德的。虽然这种人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产生的一些后果却是让人深思的。
那么文明主要是什么呢？文明主要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它是人类崇尚的美德，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体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是用文明去取代野蛮，最后变得越来越文明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武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作为一项历史的文化遗产，既有其精华的部分，也有一些糟粕在里面；对武术的研究工作中，有用唯物观点的，也有用唯心观点的。传播糟粕和唯心观点，都能够造成精神污染。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加强各个门派之间内部的团结，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的残余力量。清除武术界的精神污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是所有的武术工作者和广大武术爱好者的社会职责。崇尚文明，让武术这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造福于人民，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