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租界内每周五在市政会议厅里都要举办舞会，周日则开音乐演奏会，这类活动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定制，同时也成了在华洋人的高级娱乐方式。初始是不允许华人参加的，自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以后，少数“高级华人”方可进入指定的厅堂参与其事，这在当时被视作一种特权和荣耀。不过，它们与百姓生活相距甚远。
戏剧在晚清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６０年代～７０年代看过西洋戏剧的士大夫表现了一种欣赏情绪，“遥见布帐，高出缭坦，状若巨盖，设有双扉，西人守焉，纳以金遂入。入见灯彩灿然，观者环从，各铺锦褥座凡三层，集高下定值，上客得饮酒一器，座既满，即有一西人登场，手执火枪，一举而声发霹雳，忽然灯光万点，照耀如昼。”毛祥麟：《墨余录》，《笔记小说大观》，第２１册。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所以，乐意前往领略西剧风情的人为数不少。《申报》有报道说：“每逢英历１８号在西国戏馆开演诸剧，近日天时甚暑，改在跑马厅开演”，“往观者则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申报》１８７６年８月１９日。在西剧的熏染下，中国戏剧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和引进话剧上。
时装戏在晚清被称作新戏，主要与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戏剧相区别。“１９世纪末，戏剧界人……创造了一种时事新戏，亦称时装新戏，这是以现代情节、现代人物为资料，服装全用现代打扮，说白不用中州韵，改用京剧或方言，剧情都有头有尾，不像京剧那样只有片段，这样的时装新戏，卖座居然不错。”郑逸梅、徐卓果：《上海旧话》，第１０２页。新戏有别于旧戏除了内容新之外，舞台也是新的。“光绪戊申（１９０８）秋，有商办新舞台崛起于南市之外马路。剧场全部构造悉仿欧制。戏台为半月形，可旋转，并有一切布景。每出必易，加之以电光。建筑告成……兼演新旧剧。”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１册，第５０４７页。２０世纪前后，文艺界爱国志士仁人充分利用新剧这样一种新艺术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唤醒民众，上演了许多爱国主戏剧，诸如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人物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等先后多次被搬上舞台，甚至还把外国革命者写入新剧充当主角，以配合民主、共和的宣传。一时间蔚为大观。
比起戏剧，对大众影响更大的是电影。晚清史料中的“影戏”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幻灯，另一种是电影。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电影正式传入中国，上海一些戏院茶园开始陆续上演电影。有报纸报道说：“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游戏报》１８９７年９月５日。为了区别于幻灯，人们把电影称作“活动影戏”。仅隔了一年，电影就在上海茶园戏院出现。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北京也开始放映电影。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第一部中国无声电影《定军山》拍摄成功。这是一部戏剧片，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伶界大王”、京剧谭派艺术的创始人谭鑫培。电影上映之时，百姓反应极其热烈，竞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从《定军山》开始，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起来。
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娱乐形式，因为新奇，非常受人欢迎。电影大约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传入中国的。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１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中国放映电影之蒿矢。上海《游戏报》第７４号（１８９７年９）上有一篇《观美国影戏记》，记录了中国人初看电影的观感：“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１８９８年九江放映美国电光影戏时，“观者咸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不鼓掌称奇”。转引自龚书铎：《近代社会习俗变化漫话》，《文史知识》１９８４年第９期。而香港的三个仙（铜元）“环游世界十分钟”的影戏“挑动了许多人的好奇心，纷纷付钱入座去一开眼界”。子羽：《香港掌故》（一集），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５页。后来，出现了正式电影和电影院。上海第一家电影院是１９０９年外商雷马斯创建的虹口大戏院，它放映的第一部正式影片为《龙巢》。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百星大戏院上映《特福莱声片》，是有声电影第一次公映于上海。中国人自拍电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电影公司”在香港拍成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北京灯市口的灯市“已随世变一一衰息，代兴者电影、跳舞，穷欲疲神，方不限于岁时佳节”。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编》，第２７页。气球“为最易销卖之物”，枝巢老人（夏仁虎）咏曰：“空际晨星点点浮，也将科学作嬉游。风前拍手天边看，知有人抛养（氢）气球。”枝巢老人：《广甸新春竹枝词》，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第４７页。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曾吸引了无数游客，北京万牲园的畅观楼则特意为慈禧太后装了“两面特大的哈哈镜”。街头“西洋景”常常围满了人，《都门杂咏·西洋景》。“西洋小画妙无穷，千里山川掌握中，可笑不分人老幼，纷纷镜里看春宫”。更有一些人追求高雅的娱乐方式，学西人跳舞，认为“此等社交，乐而有礼，男女和合，故最能怡悦心情。较之中国人每会必为牧猪奴等戏者大异矣”黄远庸：《喜日日记》，《远生遗着》卷三，第２１５页。外国侨民还带来了西方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如德国人在青岛为招徕游客，开办夏期音乐会、跳舞会、游泳会、乘马会、射击会等等。
七、体育风俗
体育的目的是锻炼体能，增强体魄。清代后期，由于西方体育项目的传入，体育风俗渐趋丰富，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吸收和创新，演化出近代体育。
１传统体育的沿袭
滑冰本是满族民间的传统游戏，清中叶后北方汉族参加滑冰活动的越来越多，到了清代末年，滑冰也为我国北方汉族所爱好的运动之一。尤其花样滑冰的内容比前期更为丰富。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富察敦崇在他所作的《燕京岁时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於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如蜻蜒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１页。宝竹坡《偶斋诗草》中有一首咏滑冰的诗，对当时民间滑冰的情况有所描写，其诗云：“朔风卷地河水冻，新冰一片如砥平，何人冒寒作冰戏，炼铁贯韦当行滕，铁若剑脊冰若镜，以履踏剑摩镜行，其直如矢矢逊疾，剑脊镜面刮有声，左足未住右足进，指前踵后相送迎，有时故意作侧，凌虚取势斜燕轻，飘然而行陡然止，操纵自我随纵横，是耶洛仙非列子，风胡能御波能凌。”诗中还提到，每至冬季，人们往往结队去滑冰，“蹈险行乐记战兢”，可见人们对滑冰运动的热爱。一位６５岁的滑冰老人齐子林，十二岁（１８８３）起就练习滑冰，入手时，先练“官子”八式（速度滑冰），熟练后再学花样滑冰。据说他能练的花样“名目至为繁多”，主要有“猿猴抱桃、卧鱼、双飞燕、鹞子盘云、金鸡独立、哪吒探海（夜叉探海）、凤凰展翅、童子拜佛、卧睡春、香炉爪、千筋附、朝天镫、大蝎子、摇身幌”等十四式。《北平体育月刊》４卷２期，《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四辑引。
光绪初年，天津一带河上也是滑冰的地方，“当时由天津寄往河北冀县、滏阳河的李锁等地方的书鸿邮柬，平日需时半月，但在河水结冰之时，托溜冰人携带，则他们溜冰而行，疾如御风，朝发天津，夕至大名了。”吴文忠：《中国体育发展史》，第６３页。
汉族地区还有赛马活动，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河北沧县治北水月寺曾开赛马之场，“有来自三百里外者，颇极一时之盛。”《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３７４页。
清代后期，在河南、安徽、江苏交界一带，有习武之俗。安徽“毗连河南、山东，刀剑以嬉，习为风俗。”《金壶七墨·浪墨》，《捻军》第１册，第３７８页。后来发展成“捻军”。发生在北方的义和团，其前身也是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０２页。的武术团体。据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给朝廷的奏折可知，在义和团活动较活跃的“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一年多一年，往往趁商贸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各自亮拳。”《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５页。可见习武风俗之盛。
２０世纪初，伴随着废科举、兴学校和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发展，南方出现了着名的群众性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北方组织了“中华武士会”。精武体育会兼收南北武术流派，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４０多处。同一时期，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北京的“四民武术社”，河北完县的“蒲加拳社”，上海的“拳术研究会”，山东青岛的“中华武术会”等武术团体。由此可见，在清末，汉族民间习武强身的风俗仍长盛不衰。
２控体育项目的进入
近代体育，一开始总是与军训练结合在一起。晚清最早的体育是军队练洋操。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上海租界成立“常胜军”，与湘淮军会剿太平军。“常胜军”除施演洋枪洋炮技法之外还进行以体育队列、队形、步法为基础的军事训练，大开了中国地方洋务官僚的眼界。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以西法训练军队的洋务军事学堂陆续建立，近代体育的影响愈来愈大。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仿行德国普鲁士军队的兵操以及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体操，军事训练科目更加系统化。
民间的体育活动晚于军队。２０世纪初年，清政府批准的“癸卯学制”中规定体育为城市中小学堂的必修课，从此中小学堂开始正式添设体操课。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大公报》报道一则消息称：“本月初八日即礼拜日，早九（点）钟于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正齐，公议体育之事，定名为体育研究所……已由日本大阪购来体操器具若干……假文庙庭中已开试体育游戏，打球、踢球、超距、哑铃等外，尚有许多器具渐渐添补。”《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除了民间推动、官府倡导之外，外国人的体育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气民风。２０世纪初年，北京尚盛行“蹴鞠之习”，“因英国公使馆之北所圈余地甚大，逐改为抛球场。美国公使馆之西所圈余地亦改为抛球场，每日习练，华人往观者日以千百计。”（《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以后，各项球类活动在各大城市逐渐展开。
各地的体育运动促进了校内、校际乃至全国性运动会的召开。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九月，全国第一次运动会在南京召开。各省１４０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网球等项目的比赛，观众达４万多人。晚清的体育活动终于从军队走向民间，成为精神文化生活、健身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赛船也是体育性休闲活动。《申报》在报道这一年的赛船盛会时说：“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仿佛然，亦不得谓之非不观也。”《申报》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７日。除这类项目外，还有一种活动，既属于市政消防演习，又含有体育娱乐的性质，这就是每年夏秋间举办的“水龙会”。“是夜齐集浦滩，各水龙排次序居前者为灭火龙，另扎一纸龙置车上，中烛以火，旁悬五彩玻璃灯，其后十余车装如前式，间以花爆、火球、火铳、火字及西人音乐，光怪陆离，耀人耳目，来观者人如潮涌。”葛元煦等：《沪游日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８～９页。后来，因为每举办水龙会必出火警，这一活动遂为单纯的消防演习代替。
赛马、打猎、划船、跑马等活动。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外国人在南京路与河南路这间划出８０亩土地辟为公园作跑马之用。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又在泥城浜一带购置第二块土地称第二跑马场。以后又在现在的人民广场一带建成跑马厅，取代了原有的跑马场。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成立“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专为板球、棒球、划船等运动提供费用。其中跑马赛马在中国百姓中影响最大。每逢赛马季节，“举国如狂看跳浜”，上海市民几乎倾城观看。比赛的盛况，吴有如的《点石斋画报》专门有图介绍。最初跑马厅不许华人入内，华人更没有资格参加跑马俱乐部，“以后凡购票者都可入内，票价高，站在道边高处也能观览，有图利者备些长凳供人站立观望，每人收几个铜元。一般富家子弟，雇着马车，车上扎着彩绸，五色缤纷，非常悦目，这种车辆专供顾客围绕场外，恣意观赏而用，成为流动观台。”《上海风物志》，第７６页。再往后，跑马有了强烈的赌博性质，参与者日众。
（第四节）清代后期汉族礼仪风俗
清代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特别是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革命党人对新思想的宣传和对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清代的人生利益制度与规范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就决定了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人生礼仪风俗，必然出现新旧杂陈、趋时渐变的时代风貌。特别是汉族社会下层民众的婚丧习尚，出现了许多变化，如婚娶中的文明婚礼，丧仪中的追悼会等新仪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与融化了西方文化的因子，而呈现出趋时、渐变、求新的时风意向。
一、诞育风俗
１祈子和怀孕
清代后期，在婚礼上有许多祈子习俗，如新娘进门时，以布袋铺地，辗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以讨传代之彩。在湖南民间，仍然保存着比较原始的“麒麟送子”仪式。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清代的湖南长沙就有这种习俗，大体情形是：每当耍龙灯的到主家时，主家送过礼物，人们就将龙围绕不孕妇女舞一圈，然后将龙身缩短，上边骑一小孩，在堂前绕行一周，就算是麒麟送子。清人有诗曰：
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
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
在清代后期，民间为了求得子嗣，还有不惜以鞭笞新妇为代价的。这种习俗在福建闽侯叫“拍喜”。即于元宵之夜，亲邻持竹杖觅未受胎之新妇打之，谓之拍喜。此俗将妇女不孕认作是身上有邪祟作怪，以为只有鞭笞棒打、驱除邪祟，才能怀孕得子，反映出清代汉族社会风俗愚昧落后的一面。
还流行着过一种叫“转胎”的习俗。其主要方法是让怀孕妇女佩戴某种物品，或实行某种法术，从而转换所怀胎儿的性别。如江苏青浦黄渡镇习俗：“夫人怀孕，倘将雄黄精佩在身畔，云可转女为男”；“夫人怀孕未满三月，着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详观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见，必生男。”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７页。此外，还有更加简易便捷的转胎法，如欲生男孩者，令孕妇多看男娃娃的画像，多接触男孩，多吃公鸡及雄性动物的肉等等。
２产子和洗三
产妇临盆时，各地也有一系列的禁忌，如安徽产妇临盆时，戒随意乱泼盆中污水，恐污及送生娘娘，招来灾祸。婴儿降生时，其胎盘的处理，在浙江东部山区，要以陶钵盛之，上覆肥泥，再栽一丛葱，谓长生葱，以示长生聪明。周耀明：《东阳风俗志》１９８４年铅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