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除了这四大类型之外，费孝通等学者的农村建设思想也颇引人关注。费孝通虽然没有亲身参予乡村建设运动，但他对于农村建设问题有着诸多的研究和思考，他在1936年进行了“江村调查”，开始了他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探索。费孝通1937年写成的《江村经济》描写的是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生活，该书记叙了以费孝通姐姐费达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科学技术知识送下乡，帮助农民养蚕制丝、促进生产发展的乡村建设经验，这一经验“使农民增加一些金钱上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的努力。《江村经济》在最后结论中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是这样总结的：“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针对这一“基本问题”，费孝通提出了农村建设的思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因此，要“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和“恢复农村企业”。由此，费孝通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即“富民”。“志在富民”也成为了费孝通一生追求的理想。为了实现“富民”，使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以后的研究中，费孝通从发展农村副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城乡一体化等多个方面寻求解决之道。1940年代的抗战时期，费孝通在云南创办了魁阁研究室，与张子毅等人对云南三个村庄的社区进行研究，写出了《云南三村》一书，从土地制度、手工业和农业等问题入手，对不同的农村社区生活进行“类型比较”，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问题。在这个时期里，费孝通对中国的农村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他把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社区进行农村社区研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着作。《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乡土底色”的传统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费孝通农村建设的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曾经在中国热闹了一阵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中断，但它在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上却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
第一，这是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并着力推动的社会改良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由此可见，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
第二，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产生深刻危机的背景下开展的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不少乡村运动建设机构和团体都提出了各自乡村现代化的主张，并开展了深入的实践。如卢作孚就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乡村运动的目的就“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从现代农村建设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该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起点。
第三，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深入民间的一次重要尝试。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农村发展路向所展开的深入实践探索，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建设的研究由理论进入到实证，从农村本身与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变迁连在一起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第四，没有能够真正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成就十分有限。毛泽东在1938年接见梁漱溟时，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不少是对的，但乡村建设是改良主义运动，一方面它依靠的是现政权，另一方面不能发动起广大的农民群众，不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更不能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制度，因而不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不能发动农民。这种改良运动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且终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仍处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状态，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终结，却仍不失为中国学者和中国农民新乡土中国之梦的一次萌动。
三、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探索：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运动
时空穿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1949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照说当家作了主人的中国农民应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好事多磨。建国50多年来，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道路充满了艰辛、曲折和坎坷，并将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纵观建国后中国农村建设50年（1949－1999）来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了两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受到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农村建设的特点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是在农村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建国初期，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资金只能来自农业剩余，农民要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贡献。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调：“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农业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组织，成为了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重心。为了加速农业发展，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新中国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章程也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1955年底，毛泽东组织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该草案于1960年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会议决议指出，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这一时期内，人民公社化运动加速发展，合作化之后“一步登天”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高形式。今天反思，人民公社似乎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新村主义情结的放大。
60年代初期，在三年自然灾害危机的影响下，中央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实施了城镇人口向农村转移的战略，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农村和山区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1962至1964年，全国动员“上山下乡”人员共达98万余人。
1964年，毛泽东又发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大寨经验”在全国迅速普遍推广，这种战天斗地，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却没有遵循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强调阶级斗争，以政治为中心、割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尾巴”，其结果是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这一切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南辕北辙。
2．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开创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1981年11月，国务院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报告中，号召全党带领和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首先抓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打破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引起了农村经济上的革命，而且也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党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基本上解决了10亿多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人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89．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22倍；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0．5个百分点，且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在这一时期里，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了一批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北京韩村河村等新农村的典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陆续出台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基本上属松绑和减负范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却越拉越大，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和以积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们竟然会惊呼：“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四、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创新：21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
天总是要亮的，太阳总是要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在中国的凸显，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民终于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致富时机，党中央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不失时机地把关注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农民身上。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则的建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6年2月14－20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兴办省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并在研讨班结束的当天公布了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高含金量的纲领性文件破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从而迎来了中国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春天。
《意见》全文共分八部分：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3）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5）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6）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
（7）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8）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同时，《意见》还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从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的视野来看，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
1．可以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