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刻怀念何匡同志。1999年春天，我们还在一起聚会，谁知同年夏天，他就永远离开我们了。遵照遗志没有开追悼会。但是，他对我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
我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何匡同志的引导。1952年到中央编译局工作，被分配在翻译室的经济组。何匡同志任翻译室主任，具体指导我们学习他翻译和校订的政治经济学（一共有16分册），当时，这是许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同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开始涉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问题。1954年，成立了列宁着作翻译室，何匡同志任主任，我又在他领导下从事列宁着作的翻译工作。列宁的早期着作是反对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或经济浪漫主义的。但当时我们还没有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的认识。1955年，斯大林提议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正式出版，当时中央对这本书的翻译十分重视，仍由何匡同志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我参与了这次工作。何匡同志对翻译十分严谨，主张必须从逻辑、语法和理论内容的一致性上把握原文，然后用相应的中文表达，他的译文意思表达准确，而行文又非常流畅，我受益匪浅。1957年，由何匡同志倡议，成立了经济室，由他主持《资本论》的重新校译工作，我也随之到了经济室。我了解他的本意，是通过《资本论》的翻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而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他一贯主张的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意思。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他的想法没有实现。1958年，他就到山东大学去做实践工作了。同年，我下放到山东泰安山区劳动，这也是受了何匡同志的影响，他认为，脱离实际，就谈不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深入实践的好处，是使我们对过去学的理论进行反思，至少前苏联的集体化理论并不适合山东泰安山区的特点。合作化运动搞了几年了，但是，他们却吃不饱饭，还要吃树叶和煮桃子吃，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发展商品经济，用山上的水果和核桃，换粮食和猪肉吃，他们认为，过去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并没有挨饿。但是，1958年却刮起了共产风。何匡时任山东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新论语》主编，他到泰安来看我们，我把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向他反映了，他亲眼看到一块普通的红薯地，上面插着牌子是亩产10万斤，他不禁哑然失笑。听说1959年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何匡同志在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也必须搞商品经济。”何匡同志思想非常敏锐，从不教条，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他在上海会议提出的见解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因此，给与会者和中宣部的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的童大林同志过了多年，还说起何匡同志，说他很了不起，早就看出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当时中宣部的领导发现何匡同志是人才，得知他原来在编译局工作，主张把何匡同志调回北京。何匡同志经过各种政治运动锻炼，他往往“述而不作”，也许正是“述而不作”使他能躲过一些政治灾难。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又退回书房，埋头学德语，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何匡同志则回京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所以虽然都在北京，但很少来往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在何匡同志主持《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贯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也组织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写文章，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时间虽然过去20年了，但这时我深深感到何匡同志过去倡导的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重新燃起了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望。我到社科院经济所去，向吴敬琏、赵人伟教授请教，从事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创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推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说实话都是受了何匡同志的影响。何匡同志对此也予以大力支持。在编译局召开座谈会时，他亲自参加，还在《人民日报》上介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何匡同志本人的理论观点是始终一贯的，一是主张搞市场经济，二是坚持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必须同民主制度相结合，但他也看到，实现这个过程在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很多场合，还继续过去的作风，“述而不作”，但他的述，对像我这样的学生却有很深的影响。
何匡青年时代到了延安，是延安俄文学校的早期毕业生，他对延安整风运动提倡的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风身体力行，但他也吃过延安“抢救运动”的苦头，所以对“左”的政治运动或多或少能采取抵制的态度。难能可贵的是不管经过多少挫折，他青年时代那种追求革命理想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总是深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他身上总能看到一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在1999年春天和编译局的一些老同志聚会时，虽然他已经知道患了绝症，但是，仍然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在聚会后，我陪他过马路，送他回家，也似乎也和往常一样，侃侃而谈，分别后，我深情地望着他的背影，这是永远留在我心中的他的身影。
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何匡同志写的，也是献给何匡同志的，何匡同志的理论观点也是我写作时的指导。一代人的遗传基因会通过各种方式传给另一代人，代代相传，改革的事业归根到底是千百万人的事业，所以也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荣敬本
2001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