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赴黑龙江的火车时，申雨荷在皮箱里塞进新买的绒线帽、厚毛衣、羽绒服、棉手套、羊毛袜？？她认为自己已将寒冷想象得十分具体，然而，当她从鸡西外国语学院的澡堂出来，路过操场，一捋头发，发现发梢上结着冰碴儿，不觉愣怔。
这是2012年11月27日。这一天，她十九岁。
身高一米七，肤白，两腿瘦长，长发披肩，五官小巧，虽然不是大美女，却也青春时尚。
这年8月，从广州火车站出发，雨荷渐渐将东莞，将电子厂，将办公室，皆放置脑后，朝中国最寒冷的地方进发。潮腥的海风吹起她的刘海，令她做了个深呼吸。她知道，她一定会再次返回这岭南，这香蕉园，这密密麻麻的厂房？？当她成为另一个自己，她要真正回观这个辉煌之地。
雨荷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年9月1日，这个学校开学的日子，高中毕业生申雨荷背着塞满腊肉的双肩包，随着火车的轰隆声，朝父母打工的岭南驶来。
和爷爷奶奶告别时，这个孙女并不感伤，相反，有种投奔新生活的亢奋。她和父母的关系，谈不上亲昵，也谈不上怨憎，算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如果遇到和父母有冲突的情况，她会下意识地选择撒谎，懒得详细解释。说到底，她和那些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还是不同。
她的父母在她两岁时南下打工，每年春节回老家团聚一个月，平时，皆靠电话联系。高一时，女生搬到寄宿制学校，看到同学们的父母在宿舍帮忙搬行李，而独独自己落了单，对父母的怨恨之情，油然而生。这时，再听到爷爷奶奶抱怨自己不听话、常去网吧，父母大吼“狠狠打”，愈发反感。
“既然我做得再好你们也看不到，不如，就做得不好。”
雨荷开始逃课，去网吧、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只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和女友一起进行的。她还不敢放纵自己去交男朋友。父亲曾发出严厉警告：“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高三毕业，雨荷甚至没有参加高考。“考也考不上。即便考上了，出来还要自己找工作，不如现在就出去？？”雨荷早就想“出去”——因为父母已“出去”多年。而在家乡，像她这样的学生，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本钱和经验去创业。考完试，她收拾好行李，便踏上南下的火车。
十七岁的申雨荷，是中国贫民阶层的典型少女——她并不喜欢书本——那些印刻在纸张上的知识，对她而言那是个封闭王国，但她却很懂向生活本身学习。她虽然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虽然混沌懵懂，却又坚定笃信。当火车经过一站又一站，传说中的大城市就要出现在眼前开始和自己有关系时，这一段旅程，在女孩心里，变得非同凡响。
雨荷的旅途在广州终结。走下火车，环顾四周，女孩惊诧地发现，这些长途旅行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独自拎着包，迫不及待地朝前冲。而她，是幸运的：有人专门来接她。
做父亲的四十出头，大块头，大嗓门，红脸膛，直性子，额头攒聚着深浅皱纹。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像一幅油画，模样是原来的，但颜色逐渐衰败，丧失了鲜活。他朝她微笑，喊她的名字，接过双肩包，拽过拉杆箱，领着女儿，朝公交车站走去。那里每过十分钟，就有一趟发往东莞的车。
进入车厢，一股汗腥、脚气与潮热混杂的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女孩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在以后的东莞生活中，这股特殊的味道，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去往任何一个镇的任何一辆公交车，那味道都一模一样，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像条湿漉漉的蛇，爬行在鼻尖下。
车窗外闪出各种招牌：车床、塑胶、模具、油漆、玩具、手袋、成衣。一间间毫无特色的楼房，阳台上晾晒着衣服，密密麻麻；一片杂草丛生处，挺立出一幢金碧辉煌的酒店；高速公路之下，是一片片稻田、鱼池、养鸭场。公交车慢慢靠近樟木头镇区，在工业园路口，戛然停止。
对雨荷来说，似乎不是在清点门面，而是在参观一条蜿蜒流淌的工业之河。她恍惚、晕眩、亢奋？？从此之后，她将楔入这个城市的深处，再也不拔出来。
东莞宛如搅拌机，埋葬和粉碎无数乡村女孩进城的梦想；又似孵蛋器，催生另一群脱颖而出的新女性。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奋斗史，都应和着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从拉线到酒店，从办公桌到出租屋，东莞，已成为世界上最残酷同时又最现实的地方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东莞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5％——这个特殊之地，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牵一发，动全身。
雨荷的父亲在厚街镇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四千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当普工，月收入两千五。父亲虽老相，但还健壮；而母亲，因长期受精神和物质上的匮乏逼迫，已熬成人干，精瘦枯槁，让女儿看着骇然。好在没有病？？好在，终于盼到一家人团圆？？母亲的脸上，像木板刷了层清漆，微微放光。
为了迎接女儿的到来，母亲在工厂旁的贫民区里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屋子，月租三百元。楼道铺着粗糙瓷砖，昏暗狭窄，屋内设施简单：卧室里一张双人床，窄门衣柜，木凳上放着台电风扇；阳台连着个水池，三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刷牙缸；客厅里拉起一道布帘，在原本摆沙发的地方，塞进了张单人床。
这个温暖的小集体，在珠三角吃的第一顿晚餐是：大米饭、红烧鸡腿、白灼虾、水煮肉片、清炒生菜、蛋花汤。
这家电子厂的总部在当雨荷在电子厂的女生宿舍公布这个菜谱时，引来唏嘘一片。
除了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返回出租屋和父母团聚外，平时在宿舍里，她睡我的上铺。我们都住在女生宿舍。我在这家电子厂打工已三个多月，干的是拉线上的普工，而雨荷进厂后，只干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QC。
和第一代打工者完全不同，雨荷的求职经历毫不曲折。同时，这种周末全家聚餐的生活，在珠三角堪称奇迹。她甚至和父母达成协议，每月留下一千元零花钱。
一千元！
身为第一代打工者的父母，反复向女儿诉说当年求职如何艰难。如何在人才市场排队、占位、递简历，未能获得聘用后，在立交桥下的涵洞里凑合一夜，吃一个饼抵挡一天。为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咬牙忍受；无论多么不堪的嘲讽，都忍辱负重。然而，到底不是自己亲历，再怎么描述，对雨荷来说，也不过是“以前的事”。
雨荷不喜欢父亲所在的珠宝厂（她曾在那里打过暑期工），觉得那里人少，不好玩，而且，“没有更多上升空间”。母亲所在的纸箱厂，她去了一次，总结出一个字：“臭”。她不让父母帮忙（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出门找工作。看到这家日资电子厂拉着横幅在招女工，便到门卫室，递上身份证。
然而，母亲劝她不要去：这个厂有两千人，虽然发薪准，但制度严格，稍有不慎，便会被罚款。可女儿却下定决心，要进就进大厂，即便从普工干起，机会也比别处多。
“你可以通过女工受雇的年龄，来判断这个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如何。”
雨荷告诉我，如果那些二十几岁的女孩——打工族的精英分子，大量汇聚在某个厂，就说明这个厂不错。
第二天上午八点来报到，填写简介后，雨荷被面试者问询：会不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又给出一排简单的英文单词，问是什么意思；再拿出各种不同颜色的卡片，让她辨认。诸事毕，她去医院：验血，做视力检查、心电图（共花费一百一十五元）。第三天上午，先去医院拿检查单，下午重返电子厂，被分配至拉线当普工。
女孩如此之快就获得了工作机会，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年轻女孩更受企业欢迎。在东莞的工厂里，70%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同时还分布在文员、人力资源部职员、售货员、推销员、保姆等各个职位。在老板眼中，年轻女性既勤劳，又聪明，而且比男性更易管理。
雨荷进厂后第一件不能适应的事，是被本地人称作农民工。
下班后，来不及换下工装，我们便冲进食堂吃饭，挤出时间去逛厂外便利店。几个主妇从市场走出，手里拎着菜兜与我们擦肩而过，雨荷愣住，迈不开步。
她们用白话嘲讽我们：“农民工。”
在父亲上班的厂做暑期工时，这个聪明的女孩跟着一群茂名人，囫囵吞枣地学习过白话。
和父母不同，雨荷直接从学校入厂，根本没有务农经验。她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初级教育（父母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会上网，能识别耐克、阿迪达斯、奥迪、LV，对城市生活并不陌生。如果雨荷父母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那么这个“90后”女孩，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便不再打算回老家。
现在，即便女工雨荷还是农村户口，还被称作“农民工”，还无法享受城市人的福利，然而，一旦她离开家，进入东莞工厂，她便投身中国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现在她被陌生的本地女人呼为“农民工”，使她心里的气微微一震。
我们的宿舍有四张高低床，空间局促，没有插座（害怕员工用电饭锅做饭），阳台上是卫生间，没有灯（为省电）。食堂的饭菜一成不变，总是米饭、肉丝炒某个青菜、某个全素青菜、淡而无味的汤。为鼓励员工加班，每逢周一、三、五，厂里加餐吃鸡翅和牛奶。
起初，在雨荷看来，工厂和学校没太大差别，加班就像去上晚自习。然而即便是这么年轻的躯体，每天连续上班八小时，再加班三小时，也会累得要崩溃。那种机械的工作，常会伴随强烈的饥饿感。即便中午在饭堂吃了两大碗，只要一拿起产品，就会听到肚子里咕噜噜叫唤。
置身于有毒空气、强噪音、巨大压力中的重复劳作，让我们对车间充满反感。
环顾四周，女工们大多衣冠不整，油垢满面。大多数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有的将袖子卷起来，露着臂膀，有的将领口敞开。因为总是不能大声聊天，女工们对说话有股奇怪的热情。一旦下班，便开始说脏话俚语，肆无忌惮地大笑。
普工雨荷渐渐知道了工厂帝国的阶级之分，认清了自己处在最底层。她年轻，总会分到最脏最累的活儿，还不能表现出丝毫不满。表面上，她勤勉工作，可一下班，她便开始盘算——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岗位？这个想法，她从没和父母交流过。她父母来莞十八年，居然还操着一口浓郁地道的四川话。他们没有什么朋友，周末能边看电视边吃饭，已是最大的享受。
我预感到雨荷在这个脏污之地干不长久，可没想到，幸运女神那么快就光顾了她。
有个女孩跳槽，空出了个QC的职位。
雨荷已经上岗了，还不知道这字母组合的意思。很快，她在网上查了出来：这是英文单词“质量”和“检查”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她的工作，就是检查电器连接线的方向、位置、多少，把不良品放进红箱，大货在高台上站着查，小货在低台上坐着查。仅一天，女工雨荷便已全面掌握这项技能。
这个工作显然好得多，底薪和加班费加起来，有两千五百多，而啤工工资的上限，也就一千八百元。雨荷很想介绍我也去干这个活儿，然而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QC。
这个车间的QC有十二个人，年龄全都集中在十七至二十一岁。
雨荷的幸运不在其他，只在她的年龄。
渐渐地，工作的严酷性显现了出来。一整天在车间，人像被囚禁在牢笼中的野兽。每过两个小时，雨荷必定要去上一趟厕所，不为解决生理问题，而是凝立窗口，眺望那亚热带山坡黑绿的树林。
很快，雨荷就明白了，QC这个活儿，真不好干。在晦暗不明的车间里，要从事精致细微的检查，并且习以为常，是件可怕的事。她发现自己逐渐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不觉陡然一惊：在车间，女工们不断制造着产品，检查着产品，而她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产品。
发薪日是每个月最快乐、也最糟糕的一天。工作了那么久，又那么卖力，女工们发现自己因为迟到、请假、不良品太多而被扣了很多钱。这一天，很多人会挤到邮局，排起长队，赶着把钱寄回老家；或者冲进商场，买唇膏、手袋、高跟鞋；或者一咬牙，干脆买款新式手机。
但雨荷却说：“钱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
从车间回到宿舍，雨荷二十分钟就搞掂冲凉和洗衣，爬上高床后，放下蚊帐，戴上耳机，听李孝利的《十分钟》。她不喜欢逛商场乱花钱，睡懒觉、玩手机游戏、绣十字绣、不断打电话？？不、不，这些她通通不喜欢。
她报名去学跳街舞。
在集体生活中，女工很容易失去自我，到处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穷的人，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更出众，否则，便会很快被湮没成为百万分之一。
在车间，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雨荷的工装，便能判断她是做什么的。然而，一旦脱下工装，开始舞蹈，一股暗火便在女孩心里燃烧。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城市为女人提供的一切，将会让她更出色，总有一天，她会变得更美貌，更骄傲，更幸福。
旋转，旋转，旋转元旦，厂里搞迎新年文艺晚会，雨荷跳了支现代舞，一举夺得二等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了那个女孩：黑色长筒靴，黑皮短裤，银色紧身上衣，扭臀，摆手，踢腿，像机器人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律动，然而，又像刮台风般，狂暴旋转。
一夜间，雨荷成了电子厂名人。
这家电子厂的总部在樟木头，但在东莞其他三个镇还有分厂。2012年初，老板在湖南郴州建起新厂后，似乎拉响了这样一个警报：曾汹涌无比的打工狂潮，在珠三角地区，已呈衰退趋势。
令雨荷大为吃惊的是，有一天她蓦然发现这栋楼的三楼、四楼和五楼，变得空空荡荡，只剩底下两层还亮着灯；另一件事随之发生：这个曾有两千人的大厂，员工缩水至五百人。八人一间的女生宿舍，现在只住两三人。
她向杜经理提出辞职，理由是——“我想回老家”。显然，她撒谎。
杜经理是个平头整脸的男子，四十九岁，脸颊姜黄，穿戴干净，右手上总是拎着个公事皮包。
“你找到另一个工作了吗？”他根本不信。
“没有，”她回答，“家里有些事需要回去处理。”
“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他对她这么客气，令她心里一惊。
“你回到老家能做什么？”他的话在女工心里唤起了她所抛弃的家乡那死气沉沉的景象，“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女工沉默着，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看着那张鲜荔枝般的清水脸，男人的精神活跃起来。她真的很可爱——还携带着乡土世界里的淳朴。同样来自乡间的他，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嗅到那股泥土的味道。她不像一般的女工。她没有那种混沌的傻气。她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有更高的趣味，所以，她更敏感，更能感受到消沉、孤独无依，因为她的头脑比别人更精细。
“你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你想干的任何工作，”他说，“但你要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杜经理拒绝批准女工的辞职报告，反而，让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辞职后，专门去学门技术。眼瞅着经济不景气，那么多人离厂，而自己并无一技之长，若年龄再大，便会陷入无以谋生的困境。
男人睁大眼睛：她还不到十八岁，已在思考“年龄再大”怎么办！
许多男人的天性是寻欢作乐，推卸责任，他们像蜜蜂一样飞舞在女人身旁，劫掠她们身上的花蜜，为自己取乐。但杜经理并不认为那种乐趣多么值得留恋。某种无形的力量，推着他，让他愿意去亲近这朵小小的米兰花。他闻得到那股柔顺的香味，而她的局促和惊诧，更令那香味变得清新。
他地位稳固，家庭虽不十分令人满意，但也风平浪静。他的个人自由不大受妻子束缚，有自己的私人账户。每年，他带着家人到国外休假。他有一帮清华校友，组成一个坚实的小圈子。这样一个男人，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的态度，一直处于节制状态。他从不对她们表现出过分热忱，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帮助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会让他获得一定程度的尊敬（那是钦佩和敬畏的混合物），那是他在他的家庭、他的阶层、他的社交圈里无法获得的东西。
现在，他的态度格外诚恳：“如果你有机会去做文员呢？”
他的话像火焰，把金属碎片熔接成一块坚实的固体，过去曾在女孩心头飘过的幻影，正在变成一缕希望。和一切人一样，这个女孩，也有她的虚荣心。只要有上升的机会，她会抓住它，并能努力做好，让大家承认她的能力。
她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杜经理温和地笑了。
申雨荷成为建厂二十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到办公室的女工。
从生产线到办公室，从用手工作到用脑工作，这几乎是一道阶级鸿沟。回宿舍搬行李的女孩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除非你是厂领导的亲戚，除非你做得很好，除非你很出名？？”她艰难地诉说着，眼神盯着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鲤鱼跃龙门。
雨荷的工作是“营业”，主要处理接单业务：收到订单后，经过这个部门的规划，将任务下达到各个分厂。经过半个月的磨合，她基本完成了从女工到文员的转变。但是，她却无法让自己在新工作中特别亮丽地凸显出来：她只能做国内项目，无法做国外项目——她不会日语。
跨越阶级分野的界限后，雨荷的世界并非一下子丰富起来，反而更加孤单。在办公室，她没有一个熟人，全靠自己领悟。这里和车间不同。QC的行动很不自由，组长管得很严，如果有事请假，就要求别人帮忙做自己那份活儿；但在办公室，没人盯着你去做事，一切只能靠自己，但却更不自由，那些工作，不能堆在那里。
下班后，同事们不是回家就是找朋友玩，只有她一个人落单。
她和父母的临时之家，已经散伙。父母同时辞职，返回南充老家盖房子。这对夫妻打工十八年，共积攒存款二十三万元，又问亲戚借款七万元，准备盖一座三层小楼。等房子盖好后，他们会再次出门打工，将欠账还完，再返乡养老。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的农民房里租了个单间，月租一百八。屋里放一张单人床，小矮桌靠在窗下，桌上放着电饭煲，窄小的卫生间，阳台是粗重的阔条水泥栏杆，筑得很高，没有护栏，能一下望到头顶一片天，空空荡荡的灰白色，高高悬挂。屋里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沿上。
雨荷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以前她总喜欢穿休闲装，现在学会了用花边和小领饰来增加妩媚。直发经过陶瓷烫，显得格外蓬松。新款圆头皮鞋，带着点坡跟，既舒适又漂亮。
从外表看，这个女孩已不再是女工模样，那一缕现在还保持的局促劲儿，不过是温婉天性的自然流露。她顺应了新环境，对自己进行了适度调整。
当我们俩靠着床沿坐下后，她的手机接收到一条短信，两个字：“加油。”
而她即刻回复：“感谢。”
和杜经理的这种联系，实在是一场冒险的情感对决赛。她小心翼翼地处理“大哥”和“小妹”的关系，却很清楚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距离，犹如银河两岸之隔。杜经理生于河北郊区，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戴上博士帽后返回国内来到珠三角，进入电子厂，成为高管。妻子是一起留学的女同学，有个女儿，听说，比他还能干她坦言：“我怕见他。”
当那个男人提出来出租屋看她时，她婉言拒绝了。
女孩侧过脸来看我：“我不想在没有凳子的屋子里接待他。”随后，她又笑起来：“这个单间像学生宿舍，倒也罢了，要是他去对面那片瓦房看看，真的会让我感觉丢脸。”
雨荷不愿和他在一起——他是她的恩主，总让她感觉有所亏欠，而这是一种多么不好的感觉！
于是，他和她的关系，仅限于手机短信。
办公室生活，不仅要处理新工作，还要处理新关系。
雨荷深刻地感受到，由于她曾经的女工身份，她和新同事相处起来极为复杂。
在中国农村，人际来往通常源自亲属关系。而在工厂的生产线，几乎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卑微背景，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将会打破这种平衡。这种变迁会让新同事深感不安，因为这个原本被他们看不起的女工，有可能因为表现突出，而成为自己的上司，这会让他们觉得很羞耻，于是，整个办公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排斥氛围。
每当申雨荷推门而进，原本在聊天的人们便安静下来。遇到琐碎的活计，他们也自然都推到新职员这里。雨荷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同时惊诧地发现，“那些表面上很友善的人，也许是背后说你坏话最多的人”。中年女同事尤其不喜欢她，说她们靠的是实力，不像有些人，靠脸蛋，靠关系。
无意间听到的这些话，让雨荷感觉心尖上拖了根线头，引得内脏翻江搅海。即便她到了办公室，依旧无法抹去女工印记——那工业大厦中最为低贱的味道。她知道自己正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感到强烈的羞耻和被侮辱，可是，她能有什么办法堵住别人嘴巴呢？只要一想起这些事，她便会热泪盈眶。
但是到了下班，雨荷依旧会主动和女工们打招呼，而不像办公室的其他人，沉默着与她们擦肩而过。
“我是从车间里出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现在的雨荷，已经不用做那些辛苦的活计，但她知道，常年劳作的女工，身心疲惫，宛若秋日枯叶。她眼看着母亲加班回来，不愿多说一句话，倒在床上就睡，像死去一般。这种自然而然的同情心，是那些从未在车间待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
就在雨荷努力适应新生活时，另一个男人强行挤入她的生活空间。
不是别人，正是罗组长。
女职员像生物学家对待标本般，研究着这个顶头上司——罗组长的普通话说得并不流利，带着股四川味，下达任务时，总是紧张得双手发抖。一旦说起日语，却像鱼儿入海，异常从容。
这个二十七岁的男子，初中毕业即进入国际日语学校学习（学费五万），十七岁进厂做营业，经过十年历练，业务能力超强。
罗组长面颊饱满红润，衣着惹眼，手戴炫目戒指，领口处常闪出金链光芒。对上司，他会婉转巧妙地恭维；对下属，他会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吹嘘、炫耀；对女人，他总能发现对方的兴趣所在，然后，熟练地顺着话题谈下去。在人群中周旋，他有一股子特别的热情，说不上“有才能”，也没有能称作“高尚”的思想，更没有坚持不懈的感情，不过是口气更热烈，态度更亲昵而已。他不是富翁，甚至还没有踏入中产阶层，却活得兴兴冲冲，一心追求他所向往的优越生活。
打雨荷踏进办公室的第一天，他便动了心：这个女孩实在美丽，并且，她穿着普通，眼神谦逊，越发激起他的喜欢。
罗组长并没有怎么揣度，便冒冒失失地向女下属示爱，不曾想竟遭到明确拒绝。
在雨荷看来，这个家伙并无邪气，也算善良，但却像个乐观而没有思考能力的飞蛾。他会很快倾心女性，因为他年富力强，情欲炽烈。追逐女性，是他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乐趣。
罗组长有股蛮横劲，硬挤硬闯，像艘大机轮，在污泥浊水中鼓浪前进。他并不觉得雨荷能与自己并驾齐驱，他像要在船尾拖着条小船那般，试图帮助这个女孩，这种得意洋洋的神情，令雨荷非常反感。同时，他的生猛，让她感觉他像头洗涮得很干净的动物——虽然人本来都是动物，但是没有谁会像这个男人这样，肯定地是一只动物。于是，罗组长和女下属之间的情势，并未随着相处时间的推移逐渐火炽，相反，时间越长，女人越将他看得清晰。
那一天下班，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人。
罗组长掐灭烟蒂起身要走，雨荷也拎起包到了门口，将门拉开半扇。突然，罗组长将门关上，将她挤到墙角，低头，试图吻她，嘴里喃喃呼唤道。
“雨荷雨荷，嫁给我？我是真心的？？”
男人的喘息声陡然变大、变重，鼻息咻咻，令她感觉整个天空中的雨水全都扑到脸上。她像田野里的小松鼠，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要赶快奔逃。
她伸出双手，将那个发烫的躯体用力一推，她迸发出的力量大得可怕，令男人一阵颤麻。
雨荷并非聪慧绝顶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可靠，只是这种赤裸表白，根本没有前奏，激发起她本能的自卫。她瞪着眼，像看一件石灰浮雕般盯着他。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还小，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
立刻有条河，在他们中间汤汤流淌而过。
他有些惊诧。他知道她从车间来，在那个腌臜之地，再美的人待久了，也会变呆变傻。那里一年到头，看不到几个齐整的上层人，若想让自己的日子翻身，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他不明白，这个女下属如此决绝的神情，来自何方。
办公室的门轰然打开，暑天热烘烘的气息冲进来，门又被狠狠关上，砰的一声。女职员又好气又好笑。“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喜欢他？”雨荷向我复述这个场景时，嘴唇直哆嗦。
这个雄心勃勃的女孩坦言道：“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超过他。”
雨荷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在中国民工这个群体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拥有更多机会。她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能很快接受服饰、发型和说话语气的改变，而男性则相对显得自我封闭。同时，传统农业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更高。父母希望儿子在外地打工，赚到钱后，带着老婆孩子返乡，顶门立户过日子；而对女儿的态度，则更宽松。女子一旦离家，回不回去都可以。如此思维下，离家的女子，反而会获得更深层次的自由。
雨荷反复思考自己的处境，觉得形势大大不妙。她是个能动脑筋的人，总要想出个办法来。她不能赤手空拳漂浮大海，要抓住浮木、舢板、树枝？？任何可以让自己依附上去的事物。
她想到两个字：语言。
在厚街打暑期工时，她学会了白话；在樟木头女生宿舍，她跟着梅州来的客家女，学会了客家话；同时，电子厂的工作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掌握一门语言，不单是学会使用某些词语，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电子厂，日语是第一语言：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和高管都说日语，而普通话是工作交流语言。厂里的员工大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并没有哪个省份的人占上风，交流一律用普通话；而白话和客家话，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走出工厂，去市场，到超市，如果能交替使用这两种语言，便像技艺高超的溜冰运动员，只需交出身体，让它自己滑翔，根本不费力。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雨荷脑中慢慢成型：精通日语。
雨荷思忖：虽然她打小就喜欢画画，能将靓女的衣服褶皱都画得细致入微，然而，对自己去学服装设计专业的设想，她采取否定态度。她当然喜欢跳舞，在舞蹈班时总被老师夸奖，然而，和专业人士比，那点功夫相差甚远。于是，“日语”这个词，越发凸显，几乎变成夜空中的一轮圆月。
毅然决然，她报了外语培训中心的初级日语课，学习《新日语基础教程》，四个月，一百零六个课时，一千八百元。从标准发音开始学，可掌握一千四百个单词，以及口语交流。
培训中心在镇中心一幢三层小楼上，日语教室有十几平方米，白色的塑料桌凳，白色的日光灯，白色的书写板？？这种肃穆的环境，正是雨荷希望看到的。她觉得自己的未来就是一片白色，现在，她往上画出的颜色是红还是绿，尚未可知。
雨荷的九个同学，八个是成年人，还有个小学一年级的小女生，穿粉色公主裙，粉色拉带鞋，戴粉色蝴蝶结发卡。其母美艳，瘦削高挑，一双大眼，忽闪灵动，发髻高耸，香气扑鼻，称包养自己的台湾老头儿为“孩子她爸”。
阿萨和雨荷同龄，也是四川南充人，曾在餐厅做过服务员，住在镇中心的公寓楼内，不做事，只学日语。她被男友用英菲尼迪送来上学时，同学们探头下去，并非要看那辆鲨鱼造型的汽车，而是看看那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长得什么样。
那男人四十出头，精瘦，干练，头发根根竖立，下巴铁青。
阿萨的学费，是男朋友出的。“我是没钱的哦？？”她大大咧咧，稚气可掬。
阿萨喜欢穿透视装，有时是斜肩T恤，左肩裸露，显出黑色胸罩带。她酷爱涂指甲油，一周一换，不是墨绿，就是宝蓝或者酱红。上课时，倒也专心，只是电话一来，起身便走。阿萨烟瘾很大，每次都坐在后排，有时忍不住，便猫着身子出去，猛抽一根后，再一身烟味地返回。
难道是阿萨的事，促使雨荷做出那个决定？
阿萨的事，是美少妇说出来的。
阿萨深夜从酒吧出来，招手打出租，恍惚间上了辆黑车，被拉到郊区。司机让她把包放下，走人，她不肯，司机便变脸成歹徒，将她拽下车，挥拳狂揍，阿萨鼻梁被打断，下巴处，还被用匕首划出道血痕。
病愈后，阿萨的鼻子如泥塑般僵硬，疤痕虽然模糊，但整个脸庞，浮现一股乖戾之气。
日本男友回国时，非但没有留下一分钱，还换了电话号码，玩了个人间蒸发。等阿萨开始独立生活时，才发现，房租虽然付了半年，但屋里托房主置办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物件，一直未能结款。看日本男人消失，房主便催逼，说再不交钱，就找烂仔来，再把她的鼻梁打断。阿萨无奈，从存折里取出现金，交了一万多元后，已所剩无几，便从公寓搬到农民房。住了不到三天，便招来小偷，将身份证、银行卡、现金、笔记本电脑、床单、电视、电饭煲、台灯？？全都席卷一空。
还在地上屙了泡屎。
阿萨的肚子咕咕叫，马上就要吃饭；她已破相，没有男人会包她；找工作时才发现，没有身份证，连女工都没得做；最后，只好去当洗头妹。在那个挂满镜子的璀璨空间内里，用夹板隔出个空当，有窄床，熟客径直走进去，出来点钞时，头发有些凌乱。
没男客时，女孩子们就要真的洗头。
美少妇走进美容院，躺下后，将脑袋往上移了移，突然，锐声尖叫起来。
阿萨长得标致，又年轻，原本计划学会日语，便移民日本，一步步，过上好日子！而她，无论多么美，都不过是个老头儿的女人，拿不上台面，又拖着个小孩。蜷缩在小镇，她虽然也住着别墅，衣食无忧，但到底和大城市、和国外的人，无法相提并论。
故而这声尖叫，尾音拖得格外持久。
要想改变命运，女人，就要把命拼上去；可也会一脚踩空，扑通掉下来，比原来还不如。雨荷心下惘然：鼻梁断了，整个未来，也就都断了。这种关系，听起来很刺耳，可事实也许就是这么回事。
雨荷辗转反侧，在父母借款盖房的节骨眼上，打来电话。
“到哪里上学？”
“黑龙江，鸡西？？”
父亲问，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申雨荷介绍，这个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要从零基础开始学，只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过了十二门，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
但是，她用力地咽了口唾沫：学费是三万。
她觉得自己真该死。明知道父母已借债七万，居然，还要增加他们的负担。
十分钟后，父亲打来电话，将商量的结果告诉她：既然要去学，就好好学。
临出发的前一天，雨荷得了闲。辞了职，吃过告别饭，托运了行李，剩下的，就是拎着箱子去火车站。
午睡时，女孩做了个梦她穿着件熊皮衣，骑着匹白马，穿过一片沼泽地。她感觉自己的大腿和胳膊上的肌肉都很发达。她的马将她牵引到大海边。她举起一条沾水的皮鞭，用力抽打马匹，催它往海里走。那马便真的朝里面进发。波浪汹涌。她母亲站在岸边大喊：“回来！回来！”但马上女人的身影，却越来越小。突然间，蓝色海浪全都迅速被冻住，变成白色的冰碴子，马的蹄子被冻死，她自己成了冰雕。这时，背后传来呼喊：“雨荷，雨荷，我来了！”是阿萨，那个大大咧咧的阿萨，要赶来救她。她想张开喉咙喊“不要过来”，然而一用力，便从梦里醒来。
她摸了摸自己胳膊——它们那么瘦弱细长。她翻身下床，冲进卫生间，洗了把脸，让心跳慢慢平静下来。
她拨通了杜经理的电话。
男人说，不要去，哪里都一样。她带笑轻声说：“那边会下雪的哦。”又补充道：“我好喜欢下雪啊。”男人没接话，停顿了一阵，突然说：“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女孩好像头上开了个烟囱，直通通，冒出团团热气。她不懂——不离婚怎么结婚？而她，根本不想和他谈论离婚的事。她知道，没有一大笔钱，这件事根本办不到。现在，眼瞅着厂子不景气，老板都难做，更何况管理人员。
然而，一个四十九岁、已有了严重惰性的男人说出这种表白，确实需要勇气。显然，他是动了真情的。所以她要走，他便怨恨起来。他们的关系在变。打他举荐她到办公室，他便亲手挖出了一道鸿沟：他将比此前，更难掌控她。
他需要她，甚至更甚于她需要他——这样的红颜知己，让他感觉自己尚且强大，尚能被人需要，尚有爱的能力。当青春逝去，岁月蹉跎，他认清自己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永远成不了大富翁，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发展，来自年轻女子的敬仰，是撑起他精神桅杆的暖风。
而现在，她却要选择逃脱。她是在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份吗？
电话里，男人突然厉声道：“你要是去了，我就真的不爱你了。”她感到心里微微发冷。这个男人曾像一层保护膜，覆盖在她的精神上，现在，她要亲手将它撕去。这个男人和罗组长一样——不相信女人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她想要的生活。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以去帮她，而这种帮，就像个大地窖，总要连本带息地偿还。
挂断电话，女孩凝立阳台，仰头看白色云朵高悬上空，一朵一朵。
没有任何男人抛弃她，她想，她是自己的。她要仰仗的，就是这小小的躯体。
打开笔记本电脑，李孝利的《十分钟》炸响，随着强劲的节奏，女孩舞蹈起来。
歌声真浓烈啊，雨荷想。可是，她就喜欢这浓烈。
鸡西下雪了。
珠江三角洲，那个很久以前就已经十分富饶的地区，供应鱼货、蔬菜和大米至中国各地，出口丝布至欧洲各地，而今工厂林立的地方，却难得飘雪。
雪落在平坦的操场上，平坦的屋顶上，平坦的道路上。整个黑龙江，整个中国北部，皆被白雪笼罩。白雪遮蔽了这世上一切的脏污和幽暗，让晶莹之光闪烁。天地苍茫，通透辽阔。
女生申雨荷从澡堂走出，穿过操场时，捋了把头发，发现发梢里居然结着细碎的冰碴，不觉愣怔。
女生不是人，是机器人，无论何种科目，疑难、考点都不能有丝毫懈怠，要将它们皆嚼碎、吞咽；女生不能生病，不能请假，不能旷课，不能看电视，不能跳舞，不能让自己一软，躺在床铺上，直接睡到天光亮。女生如闹钟，滴滴答答，分秒不差：洗漱、上课、抄笔记、背诵、吃饭、睡觉、早读、晚自习。女生让自己成为时针、分针，秒针，一格格，卡在表盘上，紧凑有序，分毫不差。
现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往事凝结成铺天盖地的白雪，将她冻结。女生蓦然想起，今天，是她十九岁生日。可是，她还从来没有恋爱过，若给同学们知道，定会遭到耻笑。环顾四周，雪野寂寥。女生逐渐渐明白：这样，岂不更好？就让男人们以为，自己是因为喜欢雪，才来到这远天远地的学校吧。
泪滚滚而落。
像苹果在枝桠上撑不住，要扑通扑通掉下来。
一阵寒风吹过，女生像从梦里醒来，摇摇脑袋，继续朝前走。雪地上出现一行轻轻浅浅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