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诗人们感召于时代的呼唤，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国新诗真正实现了服务于民众，服务于时代的历史重托。在这时代大潮中，诗人群体不断涌现，新诗艺术表现自由而多样，繁花盛开，风格各异。
1938年，武汉兴起朗诵诗运动，高兰、光未然是影响最大的朗诵诗人。这一运动的影响很快扩大到重庆、延安等地。各地纷纷举办诗朗诵会，各种集会、广播电台，以至街道、码头都常有诗朗诵节目，报刊上也刊载朗诵诗作品和理论探讨文章，推动了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同年延安兴起街头诗运动，其影响波及晋察冀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街头诗又叫墙头诗，写在街头、墙上，或印发传单，其形式短小精悍，语言通俗生动，琅琅上口，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田间、柯仲平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诗人们对现实有了更深入的感受和体验，“诗人不再一味狂热的豪歌了，而逐渐产生了从战时生活中来的真实的抒情诗和造型的叙事诗”。大批有影响的诗作纷纷问世，促进了抗战诗歌的繁荣。
艾青是诗坛的一大骄傲。他成名在抗战之前，继《大堰河》之后，又以《北方》、《旷野》、《向太阳》等多部诗集彪炳文苑，成为本时期自由体新诗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田间是又一位影响颇大的诗人。抗战前开始写诗，真正在诗坛造成重大影响的是长篇政治抒情诗《给战斗者》，还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柯仲平20年代即开始新诗创作，此时的建树见于《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这两部作品是在当时抒情短诗较多的情况下出现的长篇叙事诗，也是40年代大量长篇叙事诗兴起的先声。何其芳以第一本诗集《预言》显露出艺术才华和个性，早期的诗作接近现代派，到延安后，诗风一变，《夜歌和白天的歌》以其热情、坦率和真诚打动了无数青年的心。此外，光未然的组诗《黄河大合唱》、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王亚平的《血的斗笠》、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沙鸥的《农村的歌》、徐迟的《最强者》等，也都各具特色。
从民族解放战争开始直至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新诗坛上曾出现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该诗派以胡风编辑的《七月》为主要阵地，先后发表诗作的诗人有39位。除艾青、田间等诗人外，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由这些诗人的诗集编辑而成的《七月诗丛》共两集18种，规模之大，诗人之多，实为新诗流派史所仅见。
以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为导向，解放区诗歌出现新的特点：一方面是在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民间诗人、歌手；另一方面是根据地诗人普遍重视对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学习，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大量具有民歌风味的长篇叙事诗就是在这种风气中涌现出来的。其中，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都是借鉴民歌形式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李冰的《赵巧儿》、严辰的《新婚》、郭小川的《老雇工》、贺敬之的《笑》以及公木的《苛岚谣》等，也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一批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诗人，如陈辉、曼晴、方冰、史轮、柯岗等用自由体形式写出的不少作品，也表现出向民歌学习的特点。
国统区诗歌创作的显著特征是政治讽刺诗兴盛。国统区的进步诗人几乎都写过这类作品。其中，袁水拍是影响最大的政治讽刺诗人，代表诗集是《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是国统区另一位重要的政治讽刺诗人，但他的诗歌成就远不止于此。30年代中期他就以《烙印》、《罪恶的黑手》著名于世。黄宁婴在香港出版的《民主短简》，以书简形式寓政治讽刺，而长诗《溃退》则是一部近两千行的带有强烈讽刺性的长篇报告诗。
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坛还出现过一个新诗流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的九位年轻诗人，以进取和向上的激情，写出了许多内容坚实的诗篇。他们主张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把现代派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并以各自的探索而又殊途同归的诗风，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构成了色彩独特的一章。
第一节 艾青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浙江金华人。
艾青抗战前后的诗创作，是他诗生涯的第一座高峰，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标志。他根系泥土而又极具时代情感，从诗集《大堰河》到《布谷鸟》，伴随着时代步伐，为乡村、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劳苦者呈献了他满腔的诗情。他写土地遭受蹂躏的痛苦呻吟，也写那游动于地心的沸腾热气；他描摹寒冷干涸土地上农民悲苦不堪的生活，也热切欢呼带给大地光明温暖的黎明与太阳。他浸润流溢于诗篇中的忧郁是因为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土地的苏醒，欢欣更来自民族的解放。诗人总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共呼吸，共悲欢，共生死……使自己的歌成为发自人类的最真实的呼声”。因此，时代题材和诗人个人心理气质的糅合，构成了艾青诗美风格的内质。对新诗技艺，艾青不仅勤奋于新诗创作，也勤奋于新诗的美学探索。一方面，他不仅善于运用写实手法构成实写的现实的形象，来抒写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做到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完全融合；同时也善于用浪漫或象征手法构成虚写的象征的形象，寄托或暗示诗人对生活的憧憬或对未来的向往。这使他的诗歌充盈着一个现实与理想交融、苦难与希望俱现的蕴含丰富的意象世界。另一方面，艾青以诗人的情怀和画家的眼睛，从散文和绘画中汲取诗美精华，在长短相间、无拘无束的散文句式和朴素的鲜活的口语表达中，追求一种随诗情而产生的“内在旋律”，以及与诗歌内在节奏、意象特征相一致和融合的色彩感受；而散文化的自由体诗的选择和充分完善，可以说是他诗歌意象特别丰富复杂、绚丽多彩所达到的必然结果。因而“散文美”和“色彩美”的艺术表现，既是艾青新诗创作的独特追求，也是他对新诗艺术的独特奉献。
30年代初，艾青吹着忧郁的芦笛登上诗坛。他忧郁的诗情里积淀了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也发自他置身于黑暗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幼年缺乏父母亲情的淡漠凄凉，少年漂泊异邦的辛酸孤苦，三年囚徒生活的悲哀，以及人世间的苦难不平，民族生存危机的忧患……这一切自然而真实地流注在他的诗情之中，形成他许多诗歌沉郁的底色。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一首带自叙传性质的长诗。诗里，艾青用凄楚的笔调叙写了自己的身世经历，怀着虔诚而深切的情感，回忆了自己深爱的乳母大堰河生前的凄苦和死后的悲凉，他在极度悲愤中表示了对自己家庭所属阶级和整个不公道世界的强烈不满和诅咒。在艺术上，这首诗成功地运用了大量洋溢着农村风俗气息和泥土气味的生活细节以及富有特征的场景来刻画人物，并且“通过语调的变换，反复咏唱，做到舒卷自如，最后以大胆的独创精神、宏伟的气势把主题推向高潮，使人们心灵为之震颤”。形成艾青诗歌震撼人心力量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忧郁和伤感，而是一种将自己的不幸消融于深重的民族苦难之中所呈现出的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特别是抗战初期写的大量诗歌，和他的“土色的忧郁”即“农民的忧郁”共存的是时代的忧郁和民族的忧郁。例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人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一复沓的旋律，反复地倾诉着民族的苦难和不幸：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诗人在这里是用拟喻的手法，传达出一种理性的象征和暗示，引起人们对现实的深沉哀思。在《北方》组诗、《旷野》二章等诗中，艾青用极富象征和暗示色彩的眼睛，以抒情性语言，奏出了充满哀怜的沉郁音调，同时又用苍黄、灰暗的土地的色调带给人以悲哀和沉郁的暗示与感染。那些行乞者、卖艺人、补衣妇、手推车以及悲哀的北方、迷雾的旷野、贫瘠的田亩……这些苦难意象在乌黑、灰黄、土色、灰暗的冷色调中，造成的暗示性及给人带来的阴郁和压抑之感，充分显示出一种美好东西被毁灭的悲剧式的伤感美和沉郁美。这正是艾青爱国忧民情怀凝聚于土地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手推车》里没有直接描绘难民的形象，只有手推车构成的特殊意象痛楚地连接着人与土地。手推车发出的单调的“尖音”和“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具象化地展示了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的悲哀。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乞丐》一诗中让人看到的是一幅更加令人颤栗的画面：
在北方
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
徘徊在铁道的两旁
……
乞丐用最使人厌烦的声音
呐喊着痛苦
说他们来自灾区
来自战地
……
乞丐用固执的眼
凝视着你
看你在吃任何食物
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
……
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
乌黑的手
要求施舍一个铜子
向任何人
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兵士
如果说农民的生存有赖于土地的庇护，那么暂时还没有失去这种庇护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又能好到哪里呢？《旷野》所抒写的就是国家民族不幸所造成的农村经济的衰败和由此带给农民的悲苦不堪的生活。全诗由象征苦难的“薄雾”所弥漫的旷野出发，以“乌暗而枯干的田亩”、“荒芜的池沼”、“褐色阴暗的山坡”推演出生活在这块贫穷土地上的人：
人们在那些小屋里
过的是怎样惨淡的日子啊……
生活的阴影覆盖着他们……
那里好像永远没有白日似的，
他们和家畜呼吸在一起，
他们的床榻也像畜棚啊；
而那些破烂的被絮，
就像一堆泥土一样的
灰暗而又坚硬啊……
而那些在“雾”里往来的人们，
却好像永远被同一的影子引导着，
结束在同一的命运里；
在无止的劳困与饥寒的前面
等待着的是灾难、疾病与死亡
彷徨在旷野上的人们
谁曾有过快活呢？
这深植于土地的苦难在撕裂着诗人的心肺，作为“农人后裔”的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一诗中道出了他悲哀忧郁的原因：“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北方》中这种对土地的挚爱进一步深化：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古老的国土
——这国土
养育了由我所爱的
世界上最艰苦
与最古老的种族。
这种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情热爱，转化为诗人内心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他“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要用如炬的诗笔“把弥漫在广大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
艾青在诗歌中大量描写苦难，既是他爱国深情、民族“忧患意识”的自觉体现，也源于他独特的诗美学观点：“苦难比幸福更美”。这种苦难美的追求，是诗人面对苦难时代的自觉选择，他反感沉湎于花月、女人的空虚赞美，认为“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纪录”。苦难美的表现，使艾青诗作表现出苦难现实的沉重，鼓动人们改变这现实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他在描写苦难时，也努力发掘苦难者本身对于苦难现实的抗争。《死地》一诗写天灾之难：“大地已死了！/躺开着的那万顷的荒原/是它的尸体”，“它死在绝望里；/临终时/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诗人不回避对“绝望”的描写，他真切地描写了被搜劫一空的农民在旱灾中的饿毙：千万“死之子”在颗粒无收，连草根树皮也寻不到的时候，“于是他们/相继地倒毙了！”而那些活着的人们，却聚拢了“黑色的旋风”，旋舞着愤怒的疯狂，他们要从绝望的“饥饿之火”中，寻回自己的生存！《人皮》写了战争之灾，诗人以无限沉哀与愤怒写了一张被日寇剥下来倒悬在树枝上的中国女人的人皮。血淋淋的描绘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种下了民族仇恨，激发起复仇的怒火！诗人告诉中国人：“今天你必须/把这人皮/当作旗帜，/悬挂着/悬挂着/永远地在你最鲜明的记忆里”。在这里，“人皮”象征着法西斯的罪恶和民族的灾难，却又成为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的“旗帜”。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新生的伟大历史转折。艾青从民族苦难中发现了我们民族从危亡走向新生的契机，这是他抗战诗歌的又一重大贡献。《复活的土地》写于抗战爆发的前夕，诗人从那“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的大地上，预感到民族复活的希望。因此诗人告诫自己：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于是，《他起来了》这首诗里的“他”，就作为中华民族在死里求生的特定情势之下的“复仇勇士”的象征而站立起来：
他起来了——
从几十年的屈辱里
从敌人为他掘好的深坑旁边
他的额上淋着血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却笑着
——他从来不曾如此地笑过
这是一种复仇者快意的笑。他两眼闪光，“像在寻找/那给他倒地一击的敌人”。“勇士”起来了，他的复仇“将比一切兽类更勇猛/又比一切人类更聪明”。这就是我们民族潜藏着的生命活力，也是民族解放最深厚的伟力。长诗《他死在第二次》以叙事的篇章讲述了一个伤愈重返前线，最终为祖国解放而献身的普通军人的故事，这同样是民族勇士精神的缩影。写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小诗《树》，用象征手法表现了军民“把根须纠缠在一起”的团结抗敌的民族精神。写于同期的《火把》在一个燃烧着千万火把的群众集会背景上，叙写了一个天真爱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思想转换。“火把”也是一个象征，它燃烧着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怒火，也燃毁了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不求实际者的幻想。
与忧郁、振奋的情感同样存在于艾青诗作中的，是他对光明未来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讴歌。他在描写民族深重苦难时，常常忍不住仰首未来，热切地呼唤能带给大地光明温暖的太阳。于是他诗作中出现了与众多苦难意象对立的光明意象群，如黎明、曙光、太阳、光芒、火焰、春天等。对这些光明物的讴歌，成为他不少诗篇的主题，表现出诗人对民族解放、对自由的热切期盼。因此，艾青的诗总是在对现实苦难描绘中显得沉郁，又在对未来光明向往中显出豪壮。虽然真正鲜明地显示艾青豪壮风格的诗作并不多，但《向太阳》这篇抒情组诗，却带上前所未有的浪漫气息和豪壮风格。这首由九个组曲连成的长诗，以雄朗向上的音调构成豪壮、恢宏的交响曲的气势，表现了诗人对象征自由、解放、平等、博爱和智慧的“太阳”的向往与追求、礼赞与讴歌。《向太阳》可说是短诗《太阳》的姊妹篇。写《太阳》时，艾青有着对于光明的热望，也有着抛弃旧我的初步觉醒，他的心胸已“被火焰之手撕开”，而把“陈腐的灵魂/搁弃在河畔”，获得了“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他欣喜“太阳向我滚来”，但还缺乏“奔向太阳”的自觉。而《向太阳》则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诗人“用囚犯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看到了“真实的黎明”。在明朗的太阳下，他狂喜地注视着那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看见那些在阳光下笑得像太阳的工人、刚参军的农民、少女和伤兵。在诗人心目中，“太阳”是无比崇高、圣洁的光明之神，她比一切都美丽：
比处女
比含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蓝的海水
太阳是金红色的圆体
是发光的圆体
是在扩大着的圆体
在这首诗里，诗人大量使用亮色和暖色调，全景式、多层次地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人民对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对民族解放自由的热烈憧憬，它给人的启示无疑是光明与雄健，其豪壮诗风也在色调运用中得到烘托。《吹号者》是一首叙事长诗，也可说是一首借“吹号者”来抒发诗人对抗战胜利前景向往的客观抒情诗。此诗虽然因写了吹号者的牺牲而流露出某种沉郁的悲慨，却也是艾青豪壮诗风的又一代表，尤其是对“吹号者”所迎来的黎明的描写，显示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崇高之美：
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啊
乘上有金色轮的车辆
从天的那边到来……
我们的世界为了迎接她，
已在东方张挂了万丈的曙光……
看，
天地间在举行着最隆重的典礼……
这美妙新奇的描写，给人以无限的遐思。《黎明的通知》则运用拟人化的手法，用纯净优美的文字生动地描绘了黎明到来之前的壮阔画面。在诗人笔下，黎明是一位带光明给世界，带温暖给人类的光明使者，他借诗人之口向城乡各阶层的人们发出恳切的召唤，号召人们以快乐的心情，战斗的姿态去迎接新的生活。人们对光明美好的新生活的渴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回响着豪壮、激越、欢快的音调。
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艾青继续着新诗的创作与探索，但作品不多，后来被迫沉默了21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唱着《归来的歌》再度辉煌，以《鱼化石》、《致亡友丹娜之灵》、《墙》、《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流金溢彩的诗章，形成他诗生涯的第二座高峰，不仅光照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甚至被西方研究家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三大人民诗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