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也就是《大帅练兵歌》刚刚写出来的时候，1897年11月1日，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德国从自身的战略角度考虑，即已希望在中国得到一个港口作为军事基地，在台湾、厦门、威海卫、烟台、金门以及胶州湾等地区选来选去，最后德国人选中了胶州湾即现在的青岛，打算租下来，并顺便租借一个煤站。这事事关国家安全与尊严，清政府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德国就有了以武力相胁迫的计划，而此时的曹州教案，给了德国人一个很好的借口。
此次事件的起因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教案基本背景相似，都是各国传教士四处传教，收下一些教民，各地教民仰仗有洋人撑腰，极力欺压同胞百姓，一旦告官，则因洋教士出面，官府总是偏袒教徒一方。如此赤裸裸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民众的反抗。
那是一个“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年代，洋人为何要怕百姓？因为百姓就像兔子，虽然温顺，急了也要咬人。
比如11月1日晚，来自曹州大刀会也就是义和拳的惠潮现、雷继参等人跑到下属巨野县磨盘张家庄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与此同时，类似事件在各州县此起彼伏，德国人就不干了。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之后，于11月6 日，派遣驻扎在吴淞口的德国海军提督棣利士，率舰队强占了胶州湾，随后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被撤职；赔偿教堂损失3000两银子，中方代建教堂3座，教士住宅7处；降谕保护德国教士；惠潮现、雷继参两人处死，萧盛业等3人监禁5年；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沿线30里矿产的特权，胶东半岛从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值得一提的是，该条约是甲午之后，各国以武力逼迫中国同意，进而占领中国沿海地区的首例。
事情变得复杂了。原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极为不满，遂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不敢得罪三国，于是在清政府多付出3000万两银子战争赔款后，不得已把到口的辽东半岛给吐了出来。
清政府为表感谢，重新启用李鸿章，让他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出使三国致意。其中在作为头等专使出席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行中，李鸿章受了俄国人重贿，与之签订《中俄密约》，除了共同抗日外，还有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建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
眼下最要命的是，密约中有如此一条：“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现在遇到了德国侵占胶州湾的紧要之事，俄国就扬言要出兵旅顺大连。
在当时，只要是外国人清政府都害怕，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俄国强租下旅大军港之外，还落实了贯穿东北三省的铁路修筑、林木和矿业开采等权利，整个东北的诸多利益，瞬间即落入俄国人之手。
眼看俄、德两国吃香的喝辣的不亦乐乎，英国人也不甘寂寞，以利益均沾为由，租下了威海卫。此时此刻，整个中国已经呈现被瓜分之势，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变法之声再次高涨。
其实早在1895年，变法的口号即已高入云霄。当年恰逢三年一度的会试大考，全国各地的举人汇聚北京，参加鲤鱼跳龙门的进士考试，即会试。参加会试，照例有官家的车接送，所以应试的举人又叫“公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考试刚刚结束，忧国忧民的举人们大受刺激，纷纷表示反对，要求英明的皇帝不要受奸臣蛊惑，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加盖玉玺。其中有一个来自广东的举人叫康有为，他的反应最为激烈。
康有为生于1858年，广东南海人，比袁世凯年长一岁，出生于官宦世家，他有个叔祖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靠军功起家，后来当到过广西布政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常务副省长），还代理过广西巡抚，绝对的高干。康有为的父亲当过县官，不过在他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康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康有为兄弟的科考之路上。
康有为很会读书，16岁那年第三次参加考试就中了秀才，然而后来运气差了点，一连参加了6次乡试也没能考中举人，白白蹉跎了13年的岁月。
这个过程中，康有为拜了一个叫朱次琦的著名理学大师为师，几年后朱老师因病去世，其嫡传弟子康有为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他一边开着书院挣生活费，一边北京、上海、香港、杭州四处游历，交游各路大儒，名气越来越大，慕名到广州向他求学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中居然有一个叫梁启超的新科举人。“秀才老师，举人学生”，这有点相当于巴西足球队请了一位中国主教练，康有为顿时身价暴涨。这一年康有为33岁，梁启超18岁。
身价暴涨之后，康有为扩大了自己的书院，办起了万木草堂，排场不小，教授的全是些高深莫测的大学问，其中最牛的是一门叫做“今文经学”的顶尖学问，玄虚无比，在此不必多说。
1893年，康有为迎来了人生的第7次乡试，否极泰来高中举人，从此运气一发不可收，1895年进京会试旗开得胜，成了进士。
康有为早已名满天下，相当有号召力，为了反对割地赔款，他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然后5月2日那天，他召集了18个行省的举人在松筠庵集会，请大家踊跃签名，他将上书给皇帝，要求拒签条约，迁都、练兵、变法以雪国耻。这是爱国的事情，当时就有1300多人签名，然而还没等大家签完呢，来了可靠消息，说皇帝已经签字盖章，条约生效了。大家顿感心灰意冷，纷纷撤回签名，最后同意提交签字的只剩下603人。等康有为将万言书及这些签名呈请都察院代为上奏时，都察院以朝廷已批准通过《马关条约》为由，拒绝代奏，甚至根本没接受这份奏章。也就是说，由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成。
那段时间上书的人很多，但主要是朝中的高官为发起人、京官组织的上书，这类上书有31件，全是主张拒绝签字、迁都再战的。举人们也并非无所作为，参与签名的有1555人次之多，并且大家上的这些书，都到达了光绪皇帝的手里，只不过所有这些事情，都跟康有为毫无关系而已。
当然康有为也有收获，首先他以进士第八名的身份，被授以六品衔的工部主事之职；与此同时，上海租界里的《申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其万言书中的内容。5月24日，由他亲自撰写的《公车上书记》由上海石印书局印刷成书出版，影响极大。可惜《公车上书记》一版再版，经康有为一次次亲自修订，到了后来就基本只能当小说来看了。
1895年7月的时候，回老家探亲的袁世凯回到了北京，住在河南会馆“嵩云草堂”，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及谭嗣同他们住的南海会馆、浏阳会馆都不远，在当时，袁世凯和康有为同为享有盛名却没有实权的人物，两人不免惺惺相惜。
8月2日，袁世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召见，并被派到督办军务处去“供王大臣差遣”。
袁世凯被皇帝召见的时候，康有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8月17日康有为等办了一份叫《万国公报》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最初的印刷设备就是翁同龢掌管的户部提供的经费。
《万国公报》不要钱，免费分送在京的官绅，反响很好，这是维新派欲开民智先开官智理论的实践。到了8月底，康有为觉得光办份报纸不过瘾了，便开始筹建一个社团。按照大清祖宗的规定，结社集会通通非法，在早年间遭严厉禁止，属于杀头灭族的罪。只是现在大清朝威望几乎丧失殆尽，自身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一时间社团频出，康有为他们要搞，也就只有随他去了。这事儿袁世凯最初没掺和，他正在军务处苦守寒窑等着王大臣差遣呢。
1895年11月，康有为所倡导的社团成立了，定名强学会。强学会会址设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是工部尚书孙家鼐给找的，孙尚书属于改革派，也是翁同龢那条线上的人。
这个社团乍看起来像是一个股份公司，推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以李鸿章的得意门生张孝谦负实际责任，后增补翰林院编修丁立均为总董。背后的操盘手，当然是康有为康圣人。
强学会提倡“学习、读书、开风气”，其宗旨简单说就是强国，这很对袁世凯的胃口，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和此时已官居湖广总督而署理两江总督高位的张之洞之亲信、内阁中书杨锐都是积极发起人。而强学会的背后，更有一大群太子党的支持——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前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前宰相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尽在其中，尤其需要我们记住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公子谭嗣同！
不仅如此，军机大臣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都曾参与支持其事。更有甚者，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竟然也是强学会的会员。
另外，由于英国知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参与，使各国使臣也都曾向强学会捐赠图书、器物等。清朝的大臣显然更了解中国国情，他们不捐物，而直接捐钱，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淮军将领宋庆、聂士成捐得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就连闲居贤良寺尚未复出的李鸿章，也主动提出捐赠2000两银子，虽然比张之洞他们少点，但也是个心意。奈何文廷式、沈曾植兄弟、陈炽、丁立均等都坚决不收，康有为更是看都懒得看李鸿章一眼。这一是因为淮军打了败仗，尤其是李鸿章亲笔签下《马关条约》，正当声名狼藉之时，比如当时甚至有“李二先生是汉奸”一说；二则是私怨，文廷式和已经中了状元的张謇一样，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其他人也要买翁同龢的面子，自然不愿和翁相国的仇人搅到一块，即使李鸿章搞洋务最有心得和经验，即使此时大家都是为了强国，为了变法。这件事，搞得李鸿章很是灰头土脸，日后的报复则将异常的惨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作为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当然也捐了款，他当时年薪不到300两银子，财力不足，所以最初只捐了500两，绝对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了。此后他一有钱就捐，最后总算累积到了1000两。同时他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响应者不在少数，总共捐了2000两银子。
不过袁世凯后来忙着活动练兵的机会，强学会的事情参与的就少了一些，和康有为来往得也不是很多。事实上康有为更没有工夫搭理他，这个自封“圣人”的家伙觉得自己成气候了，狂得不行，连翁同龢都不再入得了他的法眼，翁同龢这才发觉这厮人品有问题，两个人就渐渐疏远了开来。
另一个觉得康圣人人品有问题的大人物是大学士徐桐。徐中堂曾经是康圣人的支持者，对他很友好，奈何圣人已然目空一切，也不再把徐桐放在眼里。问题是徐桐是谁？他是当朝守旧派的领袖，极端仇恨外洋，路上如有洋人宁可绕着走的老顽固，惹急了他可麻烦，果然徐中堂就放出话来说要参劾康某人，应声附和的还有御史潘庆澜。而这时，李鸿章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
康有为感觉不对，在门生们的劝说下，他离开北京避风头，随便找个名义跑去了上海。此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由张之洞署理，上海属于他的地盘。张之洞清流出身，对名满天下的康有为有着本能的好感，尤其赞赏他的办报纸、搞强学会、针砭时弊忧国忧民，所以康圣人一到上海，张之洞就派人将他接到自己的驻节之地南京，奉若上宾，言听计从。有这么硬的靠山，康有为便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上海强学会，张之洞慷慨捐款1500两银子，长官如此，手底下的大小官员出钱出力自不在话下。康有为投桃报李，1896年1月12日创办了《强学报》作为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创刊词《上海强学会序》为康有为亲写，却署上了张之洞的名字。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两个人的蜜月期此时已经过去，主要原因依然是康有为过于狂妄霸道，再加上学术上的根本分歧，终于把张之洞惹急了。
恰在此时，李鸿章的策动开始见效。抛头露面的是杨崇伊，他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杨云史娶了李经方的女儿李国燕，有一女则是李经方的儿媳，是双重姻亲。
杨崇伊刚刚被任命为御史，手握监察大权，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弹劾强学会，指其“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朝廷立即查禁。
1896年1月20日，也就是《强学报》诞生的第8天，迫于守旧派的巨大压力，光绪皇帝下令查封京师强学会，由《万国公报》而更名的《中外纪闻》，也就此停刊。
已经对康有为开始冷眼相看的张之洞正好就坡下驴，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并将康有为、梁启超一行人送离两江辖区。康有为闲着没事，干脆回老家给母亲做寿去了，那会儿的公务员真好混呀。
不过老康也没老在家待着，后来他又回了上海，张之洞倒也没再赶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