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ine Gordimer（1923）
最后一吻
大凡人一旦成了名，在一般人眼里就不再是个简简单单的人了，他们所到之处，众目睽睽之下，成了让人引颈而望的东西，活像一棵由克鲁格总统当年亲手栽下的橘子树；活像公园里的一尊什么雕像；或者干脆像一座当年充当过历史上第一座礼拜堂的汽车加油站，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瓦纳斯先生就是个名人，然而，他之所以出名，却正像不少其他名人一样，纯粹是在不经意中造成的。他是个南非欧洲人，靠承包货运起家，那是在金矿发现之前的事了。现在的这个城镇，当年不过是德兰士瓦高原上的一个煤村，坐落在那些布满煤尘的黑黝黝的山丘之间。他的那些驴拉货车把康沃尔矿工们的摇摇晃晃的家什从火车站运到他们的小屋。后来，发现了黄金，一个个金矿的竖井向地下延伸；而在地上，一幢幢住房和商店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瓦纳斯先生买了一队灰色马匹和四辆四轮大马车。他为各金矿送机器设备，同时为云集而来的矿工和商人们运来各种漂亮时新的家具。他买下了一座很大的波纹铁棚，把它改建成一座贮货场；他有了办公室；并且有了一辆专供自己使用的豪华的双轮轻便马车。他的运货马车上都漆着“瓦纳斯车行”的标记，每个字母有两英尺大小，在村里到处都能看到。在教堂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老。他给自己盖了一幢房子，游廊配有白闪闪的、像蛋糕花边似的栏杆，还有装饰性的角楼和葱头形的波纹铁的圆屋顶——这种在建设威特沃特斯兰市时曾广泛使用过的波纹铁，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当地建筑的核心材料。其实，用它盖成的房子，在整个冬天里，入夜便寒冷刺骨；而在夏天，一到正午便热得冒火。在瓦纳斯的这幢漂亮房子内部，各种长毛绒的华丽装饰、缀球的流苏绝没有半点偷省，房间里更有一面面装在红木镜框中的闪闪明镜，把他妻子和女儿们的倩影折来射去，增加了几倍。正如他由于金钱和财产而一下子产生了自我意识一样，这个村子，眼下成了一座小城，也产生了自我意识。城市的自豪感要求有一位市长，并且要为他戴一条金链，还要求有一群可以与市长先生共议大事的地方议会议员。瓦纳斯先生当上了市长，并且把那金光闪闪的链子一连戴了三年。该城的第一幢石头建筑是一家银行——它至今还巍然矗立着——这幢建筑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这样的字句：“尊敬的市长、地方议会议员格·格·瓦纳斯阁下奠基于1912年7月15日。”
多年后，他的一张照片被人们在当地一个拍卖商的售货厅里发现，它被扔在一个乱糟糟的角落里，那里专门堆放卖不掉的废物。照片上的瓦纳斯还是那个时候的一派威仪：身着市长制服，佩戴金链，留着两撇像獠牙似的小胡子。这两撇胡子倒是一件他从未丢失过的东西。这张旧照片被当地的报纸转载，人们像看到一张外质现象的照片一样，感到难以置信。
在城市的发展面前，瓦纳斯先生落伍了。随着瓦纳斯变得越来越衰老，城市却变得越来越年轻，变得日益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灿烂夺目。在新事物面前，他手足无措了。他的确赞成共济会的聚会、荷兰改革派教会的义卖市场以及英国舞会上的小伙子们；但是难道他会去主持露天游泳节开幕、参加评判选美比赛，或者欢迎一位来访的好莱坞女影星卖弄身姿吗？办不到。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地道，他的南非公用语也强不了多少，尽管这是他的母语。在城市建立之初，当市长用不着讲很多话，只要他稳重、富裕，工工整整地戴好金链就够了。如果他继续干下去，干到生在南非的欧洲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干到南非的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位南非联邦政府的部长为庆祝碾碎十亿吨金矿石进行正式访问，他肯定不会表示欢迎。那些部长们在公众面前都有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他们那种好像得了天启的尊容，以及那套做作的温文尔雅的举止，就好像鸭背上的油脂一样，总是无形地披挂在这帮政客身上。
但是，他连汽车风行的时代也没能干到。到二十年代，这个城市里又有了另外两家运货承包商，而且这两家都各有一辆运货汽车。就是那种外形笨重、装着铁皮车篷的东西。这玩意儿能够使所运的家具无论在什么天气里都保持清洁和干燥。但是它必须用摇把来发动，像给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上弦一样。瓦纳斯的爱妻在1922年去世了。她是在生他们的第四或第五个女儿时死的。
也许这就是造成他在是否用新式运货汽车代替马拉货车问题上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失去了在运货买卖上领先的地位。那是个多事之秋，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生了多次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活动的瓦解，酒店关闭了几个月；而在约翰内斯堡，则出现了一些场面壮观的宴会和狂欢，当时大街上到处扔着抢来的威士忌和进口的巧克力。当人们回想起这件事情时，他们说，自从瓦纳斯妻子一死，他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但是当时人们不愿意正视正在潜行而来的灾难，他们看不到一些恶兆——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们总热衷于循规蹈矩地生活，结果命运剥夺了他们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瓦纳斯太太把脸转向了墙壁，于是幸运和她一起背过脸去；这成了瓦纳斯没落的一个起点。
瓦纳斯仍然住在那幢豪华的房子里，和长女住在一起。她才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便成了管家和其他几个孩子的妈。气象风向标还没有掉下来，包着长毛绒的各种家具还显得簇新光鲜。为新开的金矿运货利润丰厚，但是几个这样的运货合同都落在了那些有现代化运货汽车的人手里；而当原来那些旧合同到期后，需要重新签订的时候，瓦纳斯车行又失去了一些旧日的老主顾。看来，他已经心灰意懒，对一切听之任之了。这以后，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抓住，错过了很多机会。他借钱给人家，从来没有收回过；事实表明，借钱时对方交给他的抵押品，在催还借款时不起一点儿作用。从他当市长那会儿算起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在地方议会落选也差不多有同样长的时间了。他在一些事情上打错了算盘，卖掉了自己的运货行。他被宣布破产了。
也许这就是他垮台的标志，他没有能力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他和他身边的一些事物依然故我地保持着原样。他并没有离开那幢华丽而时髦的房子（这房子是他妻子名下的财产，根据她的遗嘱传给他们的几个女儿），他仍然留着那两撇伟大的、獠牙似的胡子，那曾经代表着一位城市父母官的尊严。没有任何东西比起一成不变的东西衰退得更快。到了三十年代，当他最小的孩子长到十岁，最大的女儿已经给他生了外孙、外孙女的时候，他的这幢房子，对于这座如此年轻的城市，无疑已成古董路标了。生锈的风向鸡在刮风的天气里摇摇晃晃地发出尖厉的声音，房子的白色扶栏再没有油漆过。从街上向起居室的窗户中望一望，就可以看到被虫蛀坏了的长毛绒；在有些地方，窗帘架垂下的流苏上，小球球已经遗失了。瓦纳斯一家已经无力更换任何东西了。大女婿因为在地下矿井里干活儿得了肺结核，全靠着病残津贴过日子。所以大女儿一家又搬回来，住在有洋葱头形圆屋顶的旧房里。老瓦纳斯——似乎他从未当过什么名人——则在一个成品仓库找到了一份工作。这种工作，如果是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来干一干，倒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一个中年人干上这种工作，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已经不适宜干任何别的工作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家电影院在瓦纳斯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兴建起来（老的住宅区正在被这个城市的日益扩展的商业中心区所吞噬，日见缩小，住在步行可以走到邮局的距离之内已经不时兴了），他迷上了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去电影院。莫非说他爱上电影了？没有人问过他，就连他的孩子们也没有问过。他去电影院的时候，就像一些老年人到小酒馆去时一样，是绕道儿走的。他的孩子们都在忙碌着，千方百计寻找着得以施展自己才干的天地，力求人们承认她们的力量。她们当中有一个已经有了几个追求她的男朋友；另一位在弹钢琴，想要通过苦练参加天才竞赛；而第三位在收集蝴蝶标本，正努力谋求一份奖学金。
瓦纳斯无力为她们谋任何事，所以她们唯有自己奋斗，争取出人头地。
当然，他已经不再是教堂中的长老了。参加宗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地位的一部分，而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地位。他再也不去教堂了，好像他的到场会使自己和上帝都难堪，正像他瓦纳斯如今一旦走进市会议室，就会让现任市长和他的议员们难堪一样。（这位现任市长是一位牙科医生，在股票市场上发了财，有一幢附有鸡尾酒酒吧的房子；他还带头搞起为本城大吹大擂的运动，他搞了许多光闪闪的标语，上面写道：您现在进入工业城市努尔多波——好客热情，繁荣昌盛！）四十年代，瓦纳斯丢了在成品仓库的差事。有一段时间，人们常常看到他在城里到处闲逛，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商店的橱窗，似乎在掂量什么重要的买卖。就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管他叫可怜的老瓦纳斯了。但是，他这种被迫的百无聊赖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到这时战争正打得火热，老瓦纳斯穿上了军装：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征兵处找到了工作。这件事在这个城市里成了一桩小笑话。本城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元老们（他们自己仍然干得不错，而且宁愿认为瓦纳斯的衰落不过是一种怪癖），用手戳着他穿着不合身的列兵服的胸口，大声喊着（大家都知道他似乎已经变得相当聋了）：“好嘛，现在咱爷儿们没什么可担心的啦，是不，瓦纳斯？这回希特勒算是玩完了，因为您来了。”而老瓦纳斯总是喘着气笑着，他的嘴巴在那乱糟糟的胡须下面含糊地说着一些让人难以听懂的话。
一周又一周，他坐在那家电影院的同一个座位上。这是那种便宜位子，在前面第二排。常常一整排座位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坐在那儿就要十分滑稽地和银幕上那些巨大的面孔面面相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