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Camus（1913—1960）
沉默的人
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上班的路这么长。他也逐渐衰老了。四十岁上，他尽管仍像葡萄蔓枝一样干枯精瘦，但他的肌肉却不那么快就恢复活力，有时，他看体育报道，三十岁的运动员就被说成老将，他便耸耸肩膀。“如果说这是老将，”他对弗南德说，“那么，我呢，我就是躺在地上的败将了。”可是，他知道记者并非全错。三十岁上，气已经不知不觉短促了。到了四十岁，虽说还没有趴倒，可是早就提前准备着这一天。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好久以来，他赶到城那头造桶厂去的路上，再也不观看大海了吗？他在二十岁那时节，海是不会看厌的，大海能给他许诺，他在海滩可以过上一个幸福的周末。虽然跛脚——也许正由于跛脚，他一直喜爱游泳。其后，年复一年过去了，他娶了费南德，有了一个男孩，为了糊口，星期六在造桶厂加班，星期日帮人干点零活。他逐渐抛却了老习惯：过上运动激烈却心满意足的一天。深广清澈的海水、烈日、姑娘们、身体的旺盛活力，他的家乡没有别的幸福了。而这幸福同青年时代一起再不复返。伊瓦尔依然爱海，只不过是在白日将尽海水变成暗蓝色的时候。下班后他坐在屋子的平台上，穿上费南德烫好的干净衬衫，喝上一杯满是气泡的茴香酒，那时是多么美好呵。夜幕降临。有那么短暂的一刻天宇中荡漾着温馨的气息，同伊瓦尔闲扯的邻居也骤然降低了嗓音。这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幸福，或者是不是想哭泣。至少他的心境是和谐的，唯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唯有在等待，静悄悄地，虽然并不知道等待什么。
早晨他要去干活的时候，相反，他不再喜欢去观望海了。那是约会的好地方，他要到傍晚再眺望海。这天早晨，他低着头骑车，比往常更加吃力，他的心境也一样的沉郁。昨晚他去开过会，宣布了复工。“那么，”费南德快活地说，“老板答应给你们提工资了？”老板根本没答应，罢工失败了。不得不承认，他们行动得不协调。这是一次发泄怒气的罢工，工会跟得不紧有它的道理。十五个工人的确算不了什么；工会考虑到其他造桶工人，他们没有行动。不能太责怪他们。造桶业受到造船业和油罐车业的威胁，很不景气。小木桶和大酒桶的需求量越来越少；老是在修理那些大木桶。说实在的，老板们看到生意惨淡，但他们仍然想保持一部分利润；他们认为最简单的莫过于稳住工资，即使物价上涨了。要是造桶业消失了，那么造桶工人咋办呢？好不容易学会了一门手艺，就不能改行，造桶的手艺很难学，学徒时间很长。一个优秀的造桶工人，要会装配弯桶板，在火上用铁箍箍紧，不用拉菲亚棕榈树纤维或麻屑就能箍得滴水不漏，那是很少有的。伊瓦尔却精通此道，并以此为豪。改行并没有什么，可是放弃自己内行的、拿手的技艺，就并非易事了。要干这个就业机会不多的好职业，就得受人钳制，忍气吞声。然而忍气吞声也并非容易。难就难在要缄口不言，不能进行讨价还价，因此疲劳与日俱增，每天早上就这样去上班，到了周末，老板爱给你多少就领多少，而这是越来越不够花销了。
于是工人们怨气冲天。有两三个人犹豫不决，可是同老板进行了第一轮讨论之后，他们也义愤填膺。老板冷冷地说，要干就干，不干拉倒。一个人怎么能这样说话？“他怎么想的！”埃斯波西托说，“难道要我们勒紧裤带不成？”不过老板以前并不像个坏蛋。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车间里长大，几年来差不多认识所有的工人。有时他邀请工人在厂里进快餐，他叫人打开沙丁鱼罐头，或者烧起刨花烤猪血腊肠，助着酒兴，他还真不讨厌。元旦一到，他总是赠送每个工人五瓶好酒，每逢工人生病，或者有什么大事，结婚抑或洗礼什么的，他往往会送人一套银器礼物。他女儿诞生时，人人都分到糖果。有两三次他邀请伊瓦尔到他海滨的属地去狩猎。不消说，他以前很喜欢自己的工人，他常常回忆起，他父亲是从学徒起家的。但他从不到工人家里，他连想都没想到过。他只想到自己，因为他只了解自己，如今竟说出要干就干，不干拉倒。换句话说，这回他是固执透啦。可他呀，他是能说到做到的。
工人们违拗工会的意愿行动，车间关闭了大门。“你们别叫工人纠察队折腾了，”老板说，“车间不开工，我倒省了钱。”这不是真心话，不过，他当面对工人说，他是出于仁慈才给他们活干，这样事情就闹僵了。埃斯波西托气得发抖，冲着老板说，他真不是个人。那一位也血往上冲，只得把他们两个劝开。工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罢工二十天，女人们在家愁眉苦脸，有两三个泄气了，最后，工会建议让步，答应作仲裁，以加班弥补罢工的损失。他们决定复工。自然罗，还得摆摆架子，说是还没有讲定，要再看一看。可是，今儿早上，像是被失败的重负压着一样疲惫，奶酪又代替了熟肉，再也不容幻想了。多好的太阳也是白搭，大海再也做不出什么允诺。伊瓦尔踩着脚镫，每转一圈就仿佛衰老了一点。他想起车间、同志们和再见到老板，心头就禁不住格外沉重起来。费南德惴惴不安地问：“你打算对老板说什么？”“什么也不说。”伊瓦尔已经骑上车，边说边摇着头。他咬紧牙关；绷着褐色的小脸庞，他的脸线条纤细，已经有了皱纹。“大家上工。这就够了。”直到这会儿，他蹬着车时，还始终又愁又气地咬着牙，恨不得叫天也阴沉下来。
他离开林荫道和大道，转入西班牙老区湿漉漉的街道。街道通到一个满是车库、废铁仓库和停车场的地带，车间就矗立在那儿，它像一个厂棚，下面一半砌的是泥水活，玻璃窗同波浪形的铁皮屋顶相连。这个车间对着旧日的造桶厂，那是一个大院，几个破旧的内院套在一起，这个企业扩大的时候就弃置不用了，如今用作放旧机器和旧木桶的仓库。越过大院，隔开一条覆盖着旧瓦的过道，就到达老板的花园，尽里头屹立着一所房子。这座楼房很大，外表难看，可是，由于野生的葡萄树和攀附着室外楼梯的瘦弱的忍冬花，这座房子却也讨人喜欢。
伊瓦尔一眼就望见车间的门紧闭着。一群工人静悄悄地待在门前。打他在这儿干活起，他到厂时门还关着，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老板是想显显威风。伊瓦尔骑向左边，把自行车放在连着厂房的小屋里，然后朝门口走去。他老远就认出埃斯波西托，这是个大个子，黝黑多毛，在他旁边干活。还有男高音、工会代表马尔库，车间里唯一的阿拉伯人赛义德。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他们默不作声地瞧着他走过来。他还没有走近他们，车间的门已经打开了，工人们都一下子转过身去。工头巴莱斯泰出现在门口。他打开一扇沉重的大门，背朝着工人，徐徐地把门按铁轨的方向往里推。
巴莱斯泰在所有人当中年龄最大，他不赞成罢工，但埃斯波西托一跟他说，他是为老板的利益出力，他便闭口不言了。现在他站在门边，穿着海蓝色的毛衣，身材显得又阔又矮，已经赤着脚（只有他同赛义德一样，是跣足干活的），他瞅着工人一个个走进去，眼睛这样明亮，衬在他黧黑的老脸上，仿佛没有颜色似的，他的髭须厚而下垂，嘴角露出忧愁的神情。工人们噤若寒蝉，对于像战败者一样走进来感到耻辱，对自己的默然无言感到气愤，而且沉默的时间越长，就越打破不了。他们走过时瞧也不瞧巴莱斯泰，他们明白，他在执行命令，让他们这样走进去，他凄苦而忧郁的神情让他们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伊瓦尔盯着他。巴莱斯泰很喜欢伊瓦尔，默默地对他摇摇头。
现在他们都来到入口右边的小更衣室：用白木板隔开的一个个存衣室都打开了，木板两边都挂着一个上锁的小柜；从入口开始数起的最后一个存衣室，靠着厂房的墙，已改装成一个浴室，在压实的地面挖了一条出水沟。在厂房当间，一个个工作区放着已经做好，但还未箍紧，就等烤牢固的葡萄酒大木桶，还有几张挖开一个大口子的厚木长凳，（有些圆桶底板，等着要刨光，就滑入到这些大口子里边），末了是黑乎乎的炉灶。
沿左边入口那面墙，工作台一字儿排开。工作台前堆满了一摞摞要刨光的木桶板。靠右面的墙，离更衣室不远，有两架大机器锯，都涂满了油，强固有力，静悄悄地躺在那儿闪闪发光。
对在这儿工作的寥寥无几的人来说，厂房早就变得过于宽敞了。大热天还有优点，冬天可受罪了。今天，在这片宽敞的地方，工作静止在那儿，木桶乱堆在角落里，有的只箍紧了底部，上部则根根矗立，宛如一朵朵粗糙的木瓣花，还有，锯末都盖满了长凳、工具箱和机器，这一切给予车间一种废置不用的样子。工人们望着它，他们穿着旧线衫和东补西钉的旧长裤，一个个迟疑不决。巴莱斯泰观察着他们，开口道：“喂，还不各就各位？”他们默默无言地一个个走到自己的岗位止，巴莱斯泰从这儿走到那儿，简短地吩咐开始做一件活儿，或者把活儿做完。没有人答话。一会儿，响起了第一下锤声，敲在把铁箍嵌入木桶鼓起部分的包铁木榫上，刨子碰到木结发出了呻吟声，埃斯波西托开动了一个大锯，发出锯刃摩擦的嘈杂响声。赛义德按吩咐抱来木板，或者用刨花生起火来，把木桶放上去烤，在铁片箍紧的部分使木板鼓凸出来。没有人使唤他的时候，他就沿着工作台，用锤子使劲敲打生锈的宽铁箍。刨花燃烧的气味开始充满了厂房。伊瓦尔要把埃斯波西托锯齐的木板刨光和装配好，这时他嗅到了熟悉的香味，他的心房稍稍宽松了一点儿。大家都在默默地干着活儿，但有一种热力，一种活力，在车间里缓缓地复苏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亮光透过大玻璃窗，照亮了厂房。烟雾在金光闪烁的空气里变成蓝艳艳的；伊瓦尔甚至听到有只虫子在他附近鸣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