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伍后,受聘省城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后来我被县民政局分到都盛县工业局工作。
在报社编了3年副刊,总编很欣赏我。经编委会研究,报社决定正式调我。
能成为报社的正式职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总编放了我一个星期的假,让我回县城办调动手续。
一到县城,我就拿着调动表找到局长。我恭恭敬敬递上一支“中华”烟,并恭恭敬敬点上火,然后说明来意。
局长说:“你这事,我们得开党委会研究研究。”局长打的这官腔明白无误告诉我,并不是一支“中华”烟就能让他盖章。
我便想晚上去趟局长的家。
我连局长姓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不知道住处。后来探听到局长姓刘,住在青山湖小区9幢1单元401室。
晚上,我便拎着鼓胀胀的包去了刘局长家。
我对刘局长说明来意。刘局长这回一口答应下来:“行,明天我就让人给你盖章……啊,明天星期六。那你就星期一再去办公室找我。”
我把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可是局长仿佛是瞎子,他仍慢腾腾地喝茶。我提着个空包千恩万谢出了门。
星期六,我在街上碰见了战友王强。闲聊中,王强得知我办调动的事遇到阻力,就很热情地说:“你这事怎么不早跟我说,工业局的张副局长就是我二舅,走,我这就带你去见我二舅。”
我想我盖章的事尽管刘局长答应了,但如果张副局长也同意了,那我盖章的事更稳了。我二话没说,又去了商场,出商场时,口袋里的300元钱就一分不剩了。
张副局长也一口答应下来。
我感到更踏实了。
可是我星期一去找刘局长时,刘局长冷冷地说:“你去找张副局长吧。”我去了隔壁办公室找张副局长,张副局长眼皮也不抬一下:“你去找刘局长吧。”我说:“张局长,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我这二把手没权,你还是去找一把手吧。”
原来刘局长和张副局长不和,可是我不理解他们的不和与给不给我盖章有什么关系?我就打电话给王强,求王强帮忙。王强说:“我这就给我二舅打电话。”
一会儿王强找到我说:“原来都是你自己把事办砸了,你不能求两个有矛盾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办同一件事,你开初就没讲你已经去过刘局长家了,要不我也不会再带你去求我舅。”
“可是刘局长怎么知道我去了你舅家?”
“你以为当官的像你这样傻?今天一上班,我舅就同刘局长说了这事。刘局长问你是我舅的什么人,我舅就说你是我的战友。刘局长就知道你已求过我舅了。”
“那我的事不就泡了汤?”
“你可以直接求办公室主任,因为公章归办公室主任管。”
“办公室主任有那么大的权?没有领导的同意,能随便盖章?”
“只要符合政策的事,办公室主任就可以盖章。但是你切记,你千万别说你已经为盖章的事求过刘局长和我舅,要不,你想盖章就像白天做梦。”
我只有又拎着个包去求办公室王主任。
王主任问我:“你这事求过刘局长和张副局长吗?”
我摇头,很肯定地说:“没有。”
王主任就说:“这章我现在就给你盖。因为局里下过文件,凡是能调入别单位的一概放人。”
我心里又纳闷起来,既然局里下过这样的文件,那张副局长干吗还去请示刘局长?官场上的事太复杂,想来想去,我就是想不透彻。
更让我纳闷的是王主任给我盖章时,刘局长和张副局长都坐在办公室喝茶抽烟。他们像根本没看到王主任给我盖章,他们也像不认识我一样。
《复杂与简单》中通过“我”花大价钱找正、副局长调动工作都不成功,而最后通过办公室主任却完成了调动,这种“戏剧性事件”概括了生活中“把简单事件复杂化后带来的生活尴尬”,而这一“把简单事件复杂化”的背后,还有一个“立党为公还是为私”的生活哲理。(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