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城东面有一座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讲学的地方。1604年，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在这里讲学。当时一些对世道看不惯、和当局合不来的所谓“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纷纷闻风而来，归附于他们。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在讲学之余，在东林书院嘲讽时政，臧否人物，自负气节，和当权派相对抗。他们的言论得到了那些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朝中和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官僚士大夫也与之遥相呼应。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由于便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明朝到了万历年间，各方面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社会危机逐渐加深。东林党人目睹政治的腐朽，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著名东林党人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心系天下民生。他在讲学时经常说：“在朝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为官，志不在民生；闲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这些话被传诵一时，顾宪成及其同党被誉为“清节姱修”、“士林标准”。
东林党在万历年间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开始有了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杨涟以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受命。光宗死后，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党人又合谋从乾清宫逐走李选侍，拥立熹宗朱由校即位，自此东林党人开始受到重用。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由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之后的东林党人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救世良方。他们只是忙于“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大批前朝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诸党。并且，这些被誉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孤傲自拔，不能容人，凡是不合自己口味的都视之为异党，加以排斥。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壮大东林党自己的势力，反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迫使那些原本并不对立的官员投靠正在发迹的魏忠贤。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因与客氏（熹宗奶妈）有暧昧关系，才获得了这一重要职位。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没有人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掌管东厂，加上有客氏作内援，地位日益显赫。
由于朝中两大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挑唆，熹宗渐渐由信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人们称它为“阉党”。阉官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被贬，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全部遭到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任首辅，控制着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其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30余人为左右拥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五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五虎”；田尔耕等五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称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全部变成了魏阉死党。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身坐装饰华丽的车子，羽盖、旌旗皆用青蓝，驾车的四匹马像风一般奔驰。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护左右飞驰，加上随从的厨子、优伶（唱戏的）、车夫，总数高达万人。所到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朝中无论大小事务，必须派人到魏忠贤面前请示，经他认可后才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请裁，可谓是“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人人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子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都被封爵，而后又分别拜官。而此时的魏良栋、魏鹏翼还只是乳臭未干、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
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极度愤慨。于是，便有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而对他们进行揭发与斗争。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书痛斥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等等。极涟大胆地揭发了魏忠贤的恶状，刺痛其要害。魏忠贤这时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愚笨的熹宗竟听信不疑，不但没治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朝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70多个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由于熹宗的昏庸和阉党权势滔天，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发无损，而为首揭发魏阉的杨涟、左光斗却于这年十月全部被罢官。
魏忠贤遭受这次弹劾后，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心要赶尽杀绝。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忠贤面前煽动说：“东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他们阴谋编造黑名单，有所谓《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把不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全部列入，统称之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对他们罗织罪名，逐一施行残酷的打击迫害。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兴起大狱，首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诬以受贿，交给锦衣卫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六人每五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杨涟等五人都被折磨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
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东林党遭到重大打击。直到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被处死才有所抬头。后来，东林党的残余势力一直与权臣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的灭亡，前后达40余年。
后金的建立
改革派领袖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从此便摆脱了束缚与限制，渐渐懈怠于政事。他不亲自祭祀天地、宗庙，并且不上朝接见大臣，不批示大臣的奏章，也从不参加经筵讲席。每天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
万历十一年（1583年），即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起兵，先是统一了建州三卫，而后夺取了长白山三部的统治权，逐渐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
努尔哈赤（1559—1626年）
北宋时期，女真完颜等部曾建立金朝，从东北攻入黄河流域，另一些仍然留居于东北。明代初年，这些留居东北的部落分为海西、建州、东海三大部。三部中，东海部仍然处于氏族社会，以射猎为生，逐水草而居。建州和海西两部已经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以畜牧业与农耕为主。
女真建州部，明朝时期主要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流域一带。永乐年间，他们受到居住在长白山东北的东海部迫害，逐渐南迁，定居于今天的辽宁新宾县一带。此后，女真建州部逐渐加强了同汉、蒙、朝鲜等族的贸易往来。开始学习汉族的农业生产和炼铁技术，改进了农牧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在东北设官置县，设立卫所。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辽阳设立定辽都卫，四年之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年间，设置了建州三卫，分别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采取一种民族自治的统治形式，封部落的酋长为卫所的指挥使，管理地方事务。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是最早被封为建州左卫的指挥使。
1559年，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的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降生，他的父亲塔克世当时是建州左卫指挥。
1583年二月，因建州女真诸部中的阿台部屡次侵扰明朝边境，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阿台驻地古勒寨。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听说古勒寨被围，觉昌安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赶来，本想劝说阿台投降，但是明军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的带领下，用计打开城门，冲了进来，混战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努尔哈赤听到这个噩耗，悲痛欲绝，便去责问明朝的官吏；为了安抚努尔哈赤，明朝派遣使者向他谢罪，送回了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的尸体，还赏赐了万两白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并赐“龙虎将军”封号。
此时的努尔哈赤势单力薄，无法与明军抗衡，便率领了仅仅100人去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战败，弃城逃跑。努尔哈赤从此声威大震，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
1619年，海西女真各部全被努尔哈赤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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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集军事、社会为一体的组织形式。由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于1601年创立。他将女真壮丁以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旗，作为编制。最初只有黄、白、红、蓝4旗；后来又增编了镶黄、镶红、镶蓝、镶白4旗，共计八旗。规定只要是满族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在太平时候就要安心耕猎，只要遇到战争就要去出征。由于这一制度的确立，满族的势力变得日益强大起来。到了皇太极时期，又将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等到清朝入关以后，八旗的生产职能就逐渐地减少下来。后来发展为一个专业军事组织，与绿营兵共同构成清政府统治全国的工具。等到清朝中叶以后，八旗的军事职能也日趋削弱。清朝灭亡以后，八旗制度也随之瓦解。
此后，努尔哈赤采用征讨、安抚并用的策略，以抚为主，到公元1625年，终于统一女真各部。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还建立和完善了政治、军事制度。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建元天命，国号“金”（或“大金”），史称后金。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不承认与明朝的藩属关系，起兵反明。此后，与明朝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
袁崇焕与宁远大捷
明代中后期，经过神宗、光宗、熹宗几朝的更替，朝政已混乱不堪，以至于奸佞掌权、阉党乱政，魏忠贤擅乱朝纲。幸有大将熊廷弼镇守辽东，苦心经营，勉强维持了局势。不久，熊廷弼被诬陷致死，辽东防务也旋即废弛。
1621年，后金努尔哈赤率兵攻陷沈阳，继而又攻破辽阳，一举攻克辽东70多座城池。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并开始加强对明朝的攻势，决心入主中原。此时的大明王朝已命悬一线。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大明王朝出现了历史上又一位英雄人物，他便是袁崇焕。
袁崇焕生于1584年，祖籍广东东莞，后迁居广西藤县。明万历年间，中进士第，初为福建邵武知县。他心系辽疆，关心国家安危，毅然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京城来述职，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非常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便将他举荐给朝廷，袁崇焕遂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主管防务事宜。
袁崇焕调任兵部主事不久，便赶上了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之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流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朝廷调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达山海关后，起初为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意在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若是要保住山海关，就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朝廷大臣大都极力反对，认为宁远城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鼠目寸光，若是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袁崇焕与孙承宗数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将防线向北推进了数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袁崇焕的宏伟计划开始逐渐实现，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袁崇焕也因此而平步青云，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深得主帅孙承宗器重。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过辽河。努尔哈赤亲率13万大军，号称20万，进军山海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跑，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也烧毁粮仓和房舍，随后逃跑。宁远城守军还不到两万人，即便如此，袁崇焕仍坚定地率兵抵抗。他派大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分别镇守四门，在城上配置西洋大炮30门。同时做好了八大守城准备：制定兵略，凭城固守；激励士气，画地分守；修台护铳，布设大炮；坚壁清野，严防奸细；兵民联防，送食运弹；整肃军纪，以静待动；重金赏勇，鼓励士气；防止逃兵，预先布置。
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攻到宁远城郊5里处，截断山海关大路，安营布阵，并在垅勃匕扎设统帅大营。在发起总攻之前，努尔哈赤将俘虏的汉人释放回宁远城，传旨劝降，但遭到袁崇焕的强烈拒绝。而且袁崇焕还下令向城北后金军大营接连发射西洋大炮，一炮歼敌数百人。努尔哈赤见袁崇焕不投降，还发炮轰击，便决定次日攻城。
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大军重点攻击城西南角，步、骑兵相互协调，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袁崇焕下命开射西洋大炮，发矢石，飞火球，投药罐，后金兵仍如饿狼一般，奋勇前进，冒死不退，以盾牌和板车掩护士兵凿挖城墙，掘开两丈见方的大洞。袁崇焕则亲自指挥担土搬石填补，后来又用铁索捆着掺满油和火药的木球砸至城下，火烧敌战车。从早晨战到傍晚，后金军攻城不破，只得鸣金收兵。
正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再次率军攻城，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再次遭受明军炮火的重创。
正月二十六日，后金军再次强攻，在深沟高垒、矢石炮火面前，仍然伤亡惨重。精于骑射的八旗兵束手无策，被迫撤军。袁崇焕抓住战机，乘胜出城追敌30余里，杀敌万人，取得宁远大捷。
皇太极即位
宁远大捷，后金军败退而回。努尔哈赤在攻城时也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他对诸贝勒说：“我从25岁开始起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已经有四十三个年头了，唯独攻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的努尔哈赤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西面40里的鸡堡。
晚年的努尔哈赤，在汗位继承的问题上非常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以至于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就开始激烈的竞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