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已完，新学年就此开始，诸君将出家门，即有亲爱的父母向诸君作种种叮嘱，“保重身体”咧，“爱惜金钱”咧，“勿管闲事”咧，“努力用功”咧……这么一大套。才进校门，在开学式中又有校长训话，教师训话，来宾训话，又是“革命勿忘读书，读书勿忘革命”咧，“打倒帝国主义”咧，“以学救国”咧，“陶冶品性”咧，“锻炼身体”咧，“谨守校规”咧……那么一大套。
不管诸君要听不要听，总之现在是诸君整段地要受教训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教训由父母师长各方面袭来，要求诸君承受遵守。诸君如果把这种教训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随听随忘，那也就罢了，倘若想切实奉行，就有许多问题可以发生。我原不敢说诸君之中没有马马虎虎把父母师长的教训视如马耳东风的人，却信这种人极其少数，大多数的中学生诸君都是诚笃要好的青年，对于父母师长的教训，只要力所能及，都想服膺实行的。对于这等好青年，我敢来贡献些关于教训的意见。
第一须辨别教训的真伪。
教训会有伪的吗？尽有尽有！有一篇短篇小说（忘其作者与篇名）中，写着下面这样的故事：甲乙两个工场主同时在其工场中提倡节俭：A是甲工场的工人，B是乙工场的工人。
A听了甲工场主的节俭谈，很是信服，切实奉行。最初戒除烟酒，妻病了也不给她多方治疗，结果成了鳏夫。为节俭计，不但不续娶，且把住房也退掉，独自住在小客栈里。后来觉得日食三餐太浪费，乃改为二餐，最后且减到一餐。
物价虽日趋腾贵，他却仍能应付，而且还能把收入的一部分去储蓄在工场里。也曾屡次以物价腾贵的理由去向主人要求加薪，主人总不答允。主人的理由是：他费用有限，现有工资已尽够他的生活。
有一天，他去访在乙工场做工的B，一则想看看B的生活方法，二则想对B夸说夸说自己的节俭之德。
B的样儿使他吃了一惊。B在数年前是个比他不如的光蛋，现在居然已有妻与子，且住着不坏的房子了。他问B何以能如此，B的回答是：
“我因为没有钱，才入工场作工。主人教我节俭，但是你想，穷光蛋一个大都没有，从何节俭起啊！后来物价逐渐腾贵，我和大家向主人要求加薪，乘机就娶了妻，妻不久就生了子。一人的所得不足养活三口，于是又只好强求主人再加薪水。有了妻子，不能再住客栈或寄宿舍，才于最近自己租了这所房子。可是生活费又感到不足了，尚拟向主人再请求加薪呢。”
B虽这样诉说着生活的艰辛，可是脸色却比他有血色得多。B的妻抱其肥胖的小孩，时时举目来向他的黄瘦的脸看。他见了B的一家的光景，不禁回想起妻未死时的情形来。诸君读了上面所记的小说梗概，作何感想？就一般说，节俭原是一种美德，节俭的教训原是应该倾听的。可是上述梗概中的甲工场主所提倡的节俭，却是一种掠夺的策略，他们所提出的节俭的教训，完全是欺骗的虚伪的东西。诸君目前尚不是工人，不消说这样的欺骗的教训暂时是不会临到头上来的，但如果诸君的校长或教师不替诸君本身着想，专以保持自己的地位饭碗为目的，或专为办事省麻烦起见，向诸君咣咣地提倡服从之德，教诸君谨守他们的所谓校规，则如何？合理的校规原是应守的，但校规的所以应守，理由应在有益于学生自己和学校全体，不应专为校长或教师的私人便利，去作愚蠢的奴隶。前学期的校长姓王，教师是甲乙丙丁，这学期的校长姓张，教师是ABCD，在现今把学校视作传舍的教育情形之下，作校长或教师的未必对于学生都能互相诚信，“谨守校规”的教训也自然不大容易有效。但我敢奉劝诸君，合理的校规是应守的，只是要为自己和全体而守，不为校长或教师私人的便利而守。当校长或教师发出“谨守校规”的教训的时候，须认清其动机的公私。为了校长及少数教师想出风头，把学生作了牺牲，无谓地奖励不合理的运动竞技或跳舞演剧的把戏，近来多着呢！
对于教训须辨认其动机的公私，不管三七廿一地盲从了去奉行，结果就会被欺。但是有种教训，在施教训的人热心为诸君设想，并无自私的处所，而其实仍是虚伪的东西。这种出于热心而实虚伪的教训，实际上很多，举一例来说：诸君出家门时，父母叮嘱你们“努力用功”。“努力用功”是一条教训。这条教训出于诸君的父母之口，其中笼着无限的对于诸君的热情和希望，可谓决不含有什么策略的嫌疑的了。可是这真诚的父母的教训，因了说法竞可以成为虚伪的东西的。
自古至今，为父母的既叫儿子读书，没有不希望儿子能上进，能努力用功的。韩愈有一首教子的诗题目叫做《符读书城南》的，中有一段云：“……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胳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达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君。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这段文字，如果依照今日的情形改说起来，大意是说：“有两份人家各生了一个孩子。幼时知识相同，常在一块儿游耍，后来一个努力读书，一个不努力读书，结果一个成了车夫，受人鞭挞，一个做了大官，住在高大的房子里，何等写意。”诸君的父母叮嘱诸君“努力用功”究出何种动机，原不敢断言，但普通的父母对于儿子都无不希望儿子能“飞黄腾达”，以为要“飞黄腾达”就非教儿子“努力用功”不可。韩愈是个有见解的名人，尚且如此教子，普通的父母当然不消再说了。
如果诸君的父母确由此见解对诸君发“努力用功”的教训，那么我敢奉告诸君，这教训是虚伪的。“飞黄腾达”是否应该，且不去管他，要想用了“努力用功”去求“飞黄腾达”，殊不可靠。实际社会的现象不但并不如此，有时竟成相反。试看！现今住高大洋房的，坐汽车的，作大官的，是否都是曾“努力用功”的人？拉黄包车的是否都是当时国民小学中的劣等生？“努力用功”原是应该的，原是应有的好教训，但如果这教训的动机由于想“飞黄腾达”，那结果就成了一句骗人的虚伪之谈。在韩愈的时代，这种教训也许尚有几分可靠，原说不定，但观于韩愈自己读了许多书还要“送穷”（他有一篇《送穷文》），韩愈以前的杜甫有“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酬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话，足见当时多读书的未必就享幸福，韩愈对于儿子已无心地陷入虚伪的地步了。至于今日，情形自更不同，住洋房，坐汽车，过阔生活的，多数是些别字连篇或竟一字不识的投机商人，次之是不廉洁的官吏（因为他们如果仅靠官俸决不能过如此的阔生活），他们的所以能为官吏也别有原因，并非因为他们学问比别人都好。大学毕了业不一定就有出路，中学毕业生更无路可走，没钱的甚至要想在小学读书而不能。今日的实际情形如此，如果做父母的还要用了韩愈的老调，以“飞黄腾达”的动机，向儿子发“努力用功”的教训，直是作梦。做儿子的如果毫不思辨，闭了眼睛奉行，便是呆伯，结果父母与儿子都难免失望。
那么“努力用功”是不对的吗？诸君的父母不该教诸君“努力用功”，诸君不该“努力用功”了吗？决不，决不！我不但不反对“努力用功”的教训，而且进一步地主张诸君应“努力用功”。我所想纠正的是“努力用功”的教训的动机，想把“努力用功”的教训摆在合理的基础之上。诸君幼年狼藉米饭时，父母常以雷殛的话相戒的吧。诸君那时年幼无知，因怕雷殛，也就不敢任意把米饭狼藉。后来诸君有了关于电气的常识，知道雷殛与狼藉饭粒的事毫不发生因果的关系了，那么，就可任意把米饭抛弃了吗？我想诸君决不至如此。幼时的不敢狼藉米饭理由是怕雷殛，后来的不敢狼藉米饭，理由另是一种：米饭是农人劳动的产物，可以活人，不应无故暴殄。后者的理由比前者合理，“不该狼藉米饭”的教训要摆在这合理的理由上，基础才稳固。为想“飞黄腾达”而“努力用功”，这教训按之社会实况，等于“怕雷殛”而“不狼藉米饭”，禁不得一驳就倒的。“努力用功”的教训，须于“飞黄腾达”以外。别求可靠的合理的理由才牢固，才不虚伪。所谓可靠的合理的理由，诸君的父母如果能发见，再好没有，万一不能发见，那么非诸君自己去发见不可，决不该把虚伪的教训只管愚守下去。
教训本身原无所谓真伪，教训的真伪完全在发教训者的动机的公私，和理由的合理与否。校长教师也许会为私人的便利发种种教训，父母为爱子的至情所驱，因了素朴见解也许会发种种靠不住的教训，诸君自己却不可不加以注意考察，审别真伪，把外来的种种教训转而置于合理的正确的基础上，然后去加以切实奉行才对。诸君应“谨守校规”，但须为自己的利益（不仅是除名不除名留级不留级等类的问题）和学校全体而守校规，不应为校长教师作私人便利的方便而守校规。诸君应“努力用功”，但“努力用功”的理由须在“飞黄腾达”以外另去找寻，为发达自己身心各部分的能力，获得水平线以上的知识技能而“努力用功”。总而言之，教训有真有伪，诸君所应奉行的是真的教训，不是伪的教训。
第二，须注意教训的彼此矛盾。
教训的来处不一，所关系的方向亦不一，对于一事，往往有的教训是这样，有的教训是那样，彼此矛盾，使人无所适从的。例如同是关于身体，父母教诸君“保重身体”，学校教诸君“锻炼身体”，父母爱怜诸君，所谓“保重身体”者，其内容大概是教诸君当心冷暖，不可过劳之类，而学校的所谓“锻炼身体”，却是要诸君能耐寒暑，或故意要诸君多去劳动。“公要馄饨婆要面”，诸君也许会感到矛盾，左右为难了吧。又如父母教诸君“勿管闲事”，而党义教师却教诸君“打倒帝国主义”，国语教师教诸君在自修时间中多读国文书本，体育教师却教诸君每日要多运动，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诸君现正切身受着，当比我知道得多，无待详说。
先就“保重身体”与“锻炼身体”说，二者因了解释，可以彼此统一，毫无矛盾。人生在世不但有种种事须应付，而且境遇的变动也是意料中的事，断不能一生长沉浸在姑息的父母之爱中。为应付未来计，为发达能力计，都非把身体好好锻炼不可。如果如此解释，那么适度的锻炼即所以“保重身体”，同时如果真正要“保重身体”，也就非“锻炼身体”不可了。“勿管闲事”与“打倒帝国主义”亦可因了解释使减除其矛盾性。凡对于某一事自己感到责任的，必是已有相当的实行能力的人。毫没有实行某事能力的人决不会对于某事感到非做不可的责任，除非是狂人。我们不责乞丐出慈善捐款，乞丐对于物质的慈善事业，当然也不会感到何等的责任。党义教师教诸君“打倒帝国主义”，倘只是一句照例的空洞的口号，别无可行的实际方案，或有了方案而非诸君能力所及的，诸君对之当然不会发生何等责任，结果无非成了一个“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局面，与“勿管闲事”的诸君的父母的教训，毫无冲突之处可说。如果党义教师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教训确有方案步骤，而这方案步骤切合诸君程度，确为诸君能力所及，那么诸君对于“打倒帝国主义”非感到责任不可，既对于“打倒帝国主义”感到责任，那就“打倒帝国主义”对于诸君不是“闲事”了。父母为家庭小观念所囿，教诸君“勿管闲事”，也许就是暗暗地教诸君不要去做“打倒帝国主义”等类的事。但诸君既明白自己的责任，知道“打倒帝国主义”是应做而且能做的事，不是“闲事”，内心已无矛盾，尽可于应行时尽力去行的了。贤明的父母决不会禁止子女去干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各种运动的。国语教师教诸君在课外多读国文书本，体育教师教诸君每日多运动，将如何呢？其实，各科教师都有把自己所授的科目格外重视的偏见，不但国语体育二者如此。对于这种教师的矛盾的要求，应以“整个的程度的水平线”为标准，自定取舍，中学是普通教育，诸君的精力有限，如果偏重了一方面，结果必致欠缺了别方面，对于前途殊非好事。诸君对于各科须牺牲自己的嗜好与偏见，普遍修习。在终日埋头用功的人，体育教师的“多从事运动”是好教训，在各科成绩都过得去而国语能力特差的人，国语教师的“课外多读国文书本”是好教训。各科教师所发之教训原不免彼此矛盾，若能依了“整个的程度的水平线”为标准，自定取舍，奉行上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刊《中学生》第十七号，193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