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魏、中山三国的地理形势大体是：魏处南，赵处中间，中山在北。《战国策·赵一》《韩非子·说林上》同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魏国因为和中山产生了怨恨，准备出兵进攻中山，但中间隔着赵国，于是向赵国借行军之道。赵君觉得此事不妥，准备拒绝，大臣赵利对赵君分析说：“魏攻中山，非胜即败。失败了他们会疲惫，这样会更显出赵国的强大；如果魏国取胜，攻拔了中山，但他们肯定不能越过赵国而占有中山，这样就等于魏国出兵，替赵国攻夺了中山。看来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支持魏国攻打中山，借给他们行军之道。”赵君听了很高兴，准备答应借道给魏国。赵利又对赵君说：“您答应给魏国借道时如果显得很高兴，他们就会知道赵国从中得到了利益，必然会中止借道攻中山之事。您不如借道时装作迫不得已的样子。”赵君表示完全采纳赵利的意见。
在魏国准备借道进攻中山时，赵国的赵利从利害和计谋上作了两层分析。通过利害分析，赵利认为应该借道给魏；而从计谋要求上，他则建议采取佯示不得已的方式。“借之道而示以不得已”是赵利两层分析的综合结论。
赵利的利害分析建立在如下两个认识基础之上：其一是邻邦魏国的疲惫衰弱必然显示出赵国的强大；其二是魏国不能够越赵而占有中山。以此为基础，赵利对魏国的战事作了或败或胜两种相反的估计，进行了一次严密的、形式完全正确的二难推理，得出了应该借道的确定结论。应该说，如果赵利的两点认识基础没有漏误，能够成立，那么他的结论就毫无疑问。
赵利的第一层分析是完全站在赵国的立场上考究事情的利害，他接下来的第二层分析则是把自己设定在魏国的位置上来预测事情的发展。魏国绝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赵国，如果看清攻打中山会给赵国带来大利，自然会中止此事。因此，赵国只有把自己即将到手的获利在情绪上掩盖起来，才能向魏国既落下借道的人情，又获得其无意间悄悄送来的好处。而佯示不得已，就是赵国在借道给魏时掩饰自己获利之情的基本谋略方针。
赵利的两层分析以利害为基础，以谋略为保证，两者合为表里，互相补充，不能不谓精透、全面。然而，他关于利害分析的第二个认识基础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疏漏。实际上，魏国未必不能越赵而占有中山，魏国甚至可以在攻取中山后回国时顺道灭赵，赵利显然忘记了约二百年前虞国借道给晋的亡国教训。既然赵利的利害分析包含了一个存在疏漏的认识基础，那么这一利害分析的正确性就该打一较大的折扣。史料对赵国借道的结果未作记载，历史的事实是赵国没有被魏国所攻灭，然而赵利对借道一事做出的分析，其本身的精透全面和内含的疏漏却是可以肯定的。
赵利对借道之事的分析留给人们不少的启示，第一，利害关系是国家交往的实质，是人们一切谋略活动应把握的核心问题。没有利害，就没有争斗，就没有复杂的人类社会，因而就无谋略可言。一个国家不希望身边出现强大的邻邦，这出自他们利害关系的必然要求。抓住了利害关系，就能对许多事情做出深刻的理解。第二，人们考究一个问题，或者权衡一种策略，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所得，同时还应想到对方的所虑，要善于把自己设定在对手的位置上考虑问题，知己知彼，避免一厢情愿的空想。第三，对于具体问题，人们会根据利害关系制订出相应的方案，但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两者合为表里，互相补充，人们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第四，考虑一个问题，人们应广泛吸取历史的教训，借鉴历史这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