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的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离去，浮海至齐，他变更姓名，自谓鸱夷子皮，一度位至卿相。不久他又辞相居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在此经商，发了大财，天下称陶朱公，人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司马迁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了这位家资巨万的陶朱公舍金救子的一段曲折事情。
朱公有三个儿子，他的次子因杀人罪被楚国囚禁，朱公说。“杀人偿命是应该的，但富贵人家的子弟，可设法让杀掉后不要示众于市。”他装下千镒黄金置于牛车之上，安排少子前去探视，但朱公的长子却坚持自己要去，朱公不许，长子说：“历来长子督理家政，关键时候父亲不遣我而遣少弟，就是看不起我的才能。”竟要为此自杀。他的母亲帮他说：“让少子去，未必能救出次子，让长子白送了性命。”朱公于是不得已让长子去了，他给楚国原来相好的朋友庄生写了一信，告诉长子说：“到楚国后将千金送于庄生家中，听凭他去办理，千万不要和他计较什么。”长子私下又带了几百镒黄金，于是前往楚国。
庄生家中很穷，朱公长子到了楚国后，按父亲嘱咐，将信及千金送予庄生之家，庄生告诉他ニ“你赶快离开，千万不要停留，即使你弟被放出，也不要问其原因。”长子离开了庄生之家，但在外住留下来，他把私自带来的黄金送给了朝中当权的显贵。
庄生虽则贫穷，但以廉直出名，楚王及其朝臣都尊之为师，这次朱公送来千金，他并非有意接受，而是要取信朱公，待事后归还。拿到金子后他对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金子，我一旦病死来不及交代，你要记住归还他？”而朱公长子不知庄生之意，以为送他千金没有作用。
庄生找机会入见楚王说：“天上某星移到了某处，这对楚国有害。”楚王平时很信任庄生，闻言后当即请教消灾之方，庄生回答：“只有善德才能消除此灾。”楚王决定以善德行大赦，于是派人封了储钱之库。楚朝用事的权贵收了朱公长子之金，特来告诉长子说，“楚王要行大赦了。”并解释说：“楚王每次大赦，总要先封储钱之库。昨晚大王又让人把钱库封了。”朱公长子认为弟弟受赦，千金白给了庄生，他心中吝惜，又去见庄生，庄生惊问他何以未去，长子回答说，“当初为了救弟弟而来，现在听说国家大赦，弟弟自然会被释放，所以前来向您辞行。”庄生知他是来索要千金的，就说：“你自己进屋去拿走金子吧。”长子进屋取了金子离去，暗自幸喜。
庄生感到自己被朱公长子耍弄，很是羞恼，于是入见楚王说：“我前次说到星宿移位之事，大王欲修德消灾。我在外面，听见道路上纷纷传扬，说陶地富豪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囚于楚国，他家拿了很多钱贿赂大王身边之人，大王的大赦考虑的不是楚国，而是为了朱公之子的缘故。”楚王大怒道：“我虽则无德，又何至于因为朱公之子的缘故而施恩大赦呢！”于是下令判决，杀掉朱公次子，第二天下了大赦之令。朱公长子带着弟弟的尸首回家了。
到家后，他的母亲和邻里之人都很悲痛，只有朱公笑着说：“我早知大儿子去必救不了弟弟。他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他舍不得抛钱。他小时候与我在一起，受过苦，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总舍不得花钱。小儿子一出生就见到了家中的富有，他乘好车，骑良马，哪里知道聚财的不易，所以能轻抛钱财，毫不吝惜。我原来想让小儿子去，就因为他能轻抛钱财，而大儿子做不到这点，所以救不出他的弟弟，这是事情的常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我本来就日夜等待着二儿子的尸体归来呢。”
在这里，朱公原本只是要求不要将次子示尸于市，不知怎样，却在后来变成了救次子活命的话题；以廉直出名的庄生在楚国蒙蔽君王假国营私等，这些都难合情理，我们因此很难肯定所载事迹的全部真实性，然而，这一事迹中却包含对人们不少的教益。
庄生两见楚王，是两次成功的计谋活动。第一次，为了解救朱公次子，他利用楚王对自己的信任而谈论所谓象征灾异的天星之变，引诱楚王本着行德消灾的目的施行全国大赦。庄生并不暴露，也用不着暴露自己想要解救的特定人物，他表面上站在为国家着想的立场上办事，反使营救对象得到了他人难以反对的、万无一失的赦免。他通过对制定国家政策的高层人物的某种影响作用，使自己的个人目的以政策法令的形式得到实现，既掩盖了难以告人的私意，又使私意的实现无所障碍，不打折扣。第二次，庄生恼恨之余，想使朱公长子营救弟弟的愿望落空，但他这时如果让楚王收回全国大赦的决定，反有信口雌黄之嫌，会伤及个人信用。于是他另取一策，干脆将陶朱公家人贿赂权贵、营救次子的事情公开端出，向楚王指出，在民众的眼中，全国大赦只是为了朱公次子一人而施行，借民众的舆论来压迫楚王。庄生此策的要害，一是编造出所谓道路传扬之言，似乎自己只是真实地反映民间情况，并无个人成见，二是他把自己前面的营私阴事，借路人之口反诬于朝中之臣，使自己始终处于超脱地位。楚王听到了庄生所反映的“道路传扬”，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异，他为这一无由的事端所恼怒，为了证明大赦与朱公次子的无关，平息对国家和自己不利的民间舆论，他让提前论罪斩杀了朱公次子，次日颁布了大赦，庄生的目的又一次悄然无声地达到。
庄公收到好友朱公的书信，决意动用他和楚王的特殊关系，设法营救朱公次子，他收下千镒黄金，实是为了向朱公及其长子表明自己对营救一事的接受和应诺，取得他们对自己诚意的信赖，好让他们放心，他是诚心打算事后归还的。他让朱公长子急去勿留，是怕其再在他人面前献金求助，造成影响，不利于自己的暗中救助。然而，当朱公长子二次来家时，他看到其人并未按自己的安排去做，知道其必向多人活动求助过；当对方意欲索回千金并最后毫不客气地入室取走后，庄生感到对方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无力相助又贪得千金的无能鲜耻的老头子。他敏感地觉到了一种来自晚辈的奚洛和耍弄，感到了个人尊严的被伤害，心中产生了莫大的恼怒，他不屑于在这位后生面前陈情表功，深悔自己前面的暗中相救，为了报复这位少礼无义、伤害自己的后生，让他最终揣测和领教到老头子的厉害，庄生二次去见楚王，想法提前杀掉了朱公次子，给耍弄自己的后生造成了终生的后悔。
朱公长子是一位在家富有责任心且极好强的人，也是一位办事精细的人，他诚心营救自己的弟弟，又难以承受父亲对他办事能力的低估，以死相要挟，终于挣回面子，争取到了前去救弟的差使。当庄生让他放下东西，急去勿留时，他不相信营救大事会如此轻易成功，精细的办事性格使他对轻易所办的大事心持狐疑，他于是将私下所带的金钱贿送朝臣，求他们另为帮忙，以此想使弟弟的获释更有把握。
如果朱公长子在楚国的活动到此为止，那还不能说精细的性格耽误了他的大事。问题在于，受了重贿的朝臣未能帮忙，最后向他通报了国家大赦的确切征兆，以此作为受金的回报。朱公长子是一位极惜钱财的人，大赦信息的提前获得使他惜财的性格特点得到了难以遏制的暴露机会，他立即感到了对庄生所送千金的无用，惜财性格的强烈作用使他难于抑控，二次到了庄生之家，他自视聪明地未提索金之语，只说到弟弟将受大赦的似在题中又在心外的话，但庄生一眼看穿了他的真意。这位惜财的后生性格所使，仅仅想谨慎地索回自认白白抛出的千金之财，不料却伤害了一位智慧老人的自尊心，得罪了已经暗中相助过自己、并有能力仍旧影响弟弟生死的人物。拿到千金后他暗自幸喜，却不知道被自己伤害了的老人正故意把弟弟推向死亡。至此我们可以说，朱公长子精细的性格耽误了他，惜财的秉性败了他的大事。对这点，他自己当时尚浑然不知。
陶朱公家资巨万，深通世事人情，他本想让少子去楚国抛金救人，不得已派去了长子。他大概了解友人庄生和长子二人各自的性格特点，因而特意交代长子去楚国一切听庄生安排，不要和他计较什么。但他同时一定也料想到：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知道长子的精细和惜财会败了救人的大事，于是在家只等次子尸首归来，事情的发展无出所料。事后，朱公向家人讲述了长子和少子的性格差别，以及各自性格形成的家境背景，使人们能由此产生出深长的体味。
朱公的讲述告诉人们，人的某些重要性格与其生长时期的家境有着重要的联系，贫穷的家境中出不了挥金如土的子弟，而花钱阔绰的子弟一般总是生长于富裕的家境中。同一家庭中出生的不同子弟，如果对财物的珍惜程度不同，那其原因多在于家境的变化中，因为他们各自在人格塑造的少儿期有着不同的生长经历，这一早期的生命经历，对其一生的性格必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朱公的长子是跟随父亲创业的商人，出色的商人无不是善于理财的精明之人，他们习惯于斤斤计较，与人交往中习惯于进行付出和收获的价值盘算，至少要求付出与收获等值。这位后生办事失败表明，把商人的行业特点带入社会生活中去行事，可能会伤害他人的心理，未必会得到预想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