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俞秉生从乔司农场回家来看父母，正在书房里摆弄一台留声机。所谓书房，其实是个不超过六平米的小阁楼，有一扇很小的窗户。农场的工资是一个月二十六元，使他能够去吴山路旧货商店淘弄这些破玩意儿。秉生当着我的面上足发条，放上一张唱片，这才拿起小英子的相片凑到窗前去细细地看。音乐响起来了，这是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俞秉生说，你听听，月光、命运、悲怆、田园、黎明，多么富有激情啊！我撇撇嘴，我说，我明白了，当初你是怎么骗小英子的，原来就是用的这一套。
俞秉生多少有点尴尬。不得不关了留声机，跟我聊起俗事。他在农场混得马马虎虎，已经接到调令去场部当文书，父母要他调回杭州，他觉得没啥意思。常青老师说的没错，我上哪里去找新的接收单位？他说，我爸想带我去求文史馆领导，天，他耸耸肩说，那地方让你去还差不多，尽是些遗老遗少！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揍他，凭什么说我比他更合适去跟遗老遗少打交道，就因为我在写父辈的历史？那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的本职是造船厂工人，挺适合我的一个饭碗。谁没有一点业余爱好呢，研究二战历史总比摆弄一台破留声机泡妞儿强多了。
小英子一身戎装，站在军校门前，她呼吸着长江岸边的空气，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自由呼吸过似的。她长高了，晒黑了，中原军营，那黄河边的风吹日晒让她变成了一个挺结实的大姑娘。她的神情仍然有些忧郁，仿佛带着无形的人性的枷锁，这枷锁是她自己套上去的，瞧着眼前这个一副小市民相的俞秉生，我真替她犯不着。
我知道我是个里外不是人的东西，可我就是忍不住。俞先生老两口回来了，略感吃惊地看着我。湘九啊，你拿着谁的相片哪，给我看看。俞师母说。她儿子脸煞地白了，拼命朝我使眼色。我却不管。小英子的照片，我将照片递给他俩说，你们瞧瞧，多么有情有义的好姑娘啊，可惜这世上，有些人实在是太对不起她。
小墙门里的气氛僵硬下来，我看到这一家人又惊又恼的表情。老太婆的眼皮在抽搐，脸色白里泛青，她瞧着照片，双手微微哆嗦。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内疚，相反，我觉得心里有一种特别的爽快。过了好一会，那糟老头子才冷哼了一声，今天对不起她是为了让她明天过得更好，他沉下脸说，我们高攀不起她。我抬起头，猝然间，我从幼年时起抵触过、苦恼过、怨恨过的一切，都在一秒钟内涌现在了我的眼前，使我口不择言。什么为了她好？我说，只不过为了你们自己的故作清高罢了！你们是你们，秉生是秉生，世界那么复杂，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你黄埔出身怎么了，西点毕业又怎么了？瞧不起人家扛大枪的翻身农民是不是？可人家就是把你们打败了！别跟我扯这一套，我毫不留情地说，就是我老子从台湾活着回来了，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么说。
土匪。俞先生这样称呼我。他说你跟你老子没啥区别。你爹投身大革命前就在湘北当过土匪，后来还给贺龙送过枪支弹药！他拿拐杖指着我，暴怒地翻我家的老账，我给他倒杯水，我说，你骂吧，别太激动，我认真听着呢。老头子才疲惫乏力地缓和了一些，他坐在天井里一张藤椅上，喃喃地说，你和你爹一样，都缺少理性，只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无视这个社会的规则。你知道吗，他笃着拐杖说，那是要吃大苦头的。
该吃的苦头都吃得差不多了，说完了该说的话，我重新变得无精打采。向他们告辞一声，我回家去。走到门口点燃一支烟，缓缓地将心里的浊气随着烟圈吐在空中。我看到遥远的西湖和宝石山在晚霞的色彩中辉耀，看到换上春装的人们在漫步，孩子们在街上奔跑，年轻人背着书包去夜校进修，天上掠过条条浮云。我匆匆地走回延定巷去，转眼间，心头又充满了无言的惆怅，我那可怜的母亲还躺在病床上，对我家来说，新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呢。
六
小英子回家探亲是在当兵的第四年，她是傍晚时分走进延定巷的。左邻右舍正忙着洗菜烧饭，孩子们在墙门口玩耍，看见一个穿棉军大衣的女兵拎着旅行箱走了过来。她站在墙门口的石阶上，深深地吸一口气，摘下剪绒帽，抬起衣袖揩脸上的汗。我骑着自行车从巷口进来，远远地追着她的背影叫，小英子你回来啦！小英子转过身，泪水扑哧哧地掉了下来。
母亲正在熟睡中，老人家被肿瘤医院的化疗折磨得骨瘦如柴，脑袋轻得已压不住枕头。即使睡着了，她仍在呻吟，青筋绽露的双手瘫在床单上，时不时掠过一阵痉挛。小英子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在床边跪下，将老人的手放到自己脸上，她的泪水使我母亲睁开了眼睛。小英子！老人家虚弱地招呼她，微微地笑起来，她的笑容沉静、严肃而勇敢，不哭，我母亲说，小英子，我们不哭。
小英子轻抚着我母亲冰凉的、枯萎的脸颊，大颗大颗的泪珠缓缓地痛苦地淌下，流过她俩的面颊、下颚和手。我端着一盆热水走到床前，洗把脸，我对她说，小英子拿起毛巾，先揩母亲的脸，然后才洗自己。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小英子真的长大了，进入了她生活中的另一个时期。
整个城市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黄排长和阿珍两口子也过来了。外面刮着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南方特有的冬天的阴雨正在飘落。我将一只煤球炉拎进屋子，让他们围炉而坐，一只茶壶在炉子上冒出了蒸腾的热气。饭桌上放着我撰写文章时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小英子拿起来翻阅，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我的父亲，下面有他的生平介绍。黄排长说，老人家看过这份材料了？我苦笑着点点头。如果不是我父亲死于非命的传闻得到确认，我说，也许她还不会一下子倒下，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沉重了一些。
母亲伸出手来要这张照片，当她颤巍巍地戴起老花镜，第一百次地看着这张其实很模糊的老照片时，大家屏神凝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母亲说，这张照片是在重庆照的，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父亲刚从印度兰姆伽盟军基地回来，在那里参加视察了劫后余生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说是重庆，其实我家当时住在嘉陵江边的乡下，那是一个小院落，门口有个菜园子，屋子里不仅有四间房，还有一间浴室，我的哥哥姐姐们总爱在山坡下的竹林里捉迷藏。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全然没有存在过似的。因为我父亲刚照完这张照片，敌人的飞机就飞到了重庆上空。小院落一瞬间就被炸弹夷为平地，菜园子和屋舍都飞上了天空。母亲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父亲双手插在土黄色呢子军服的腰带上，呆呆地站在废墟前，满脸满身都是泥土。他看着从山坡下尖叫着跑上来的我母亲和孩子们，向给他拍照的勤务兵伸出手去要一支烟，从不抽烟的我父亲猛吸一口，喷着烟发出一阵狂笑。
人不是那么容易死去的，母亲喃喃地对我们说，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坚持下去就是了。
病入膏肓的老太太好像成了一位哲学家，常常说一些令人颇费思量的语句。奇怪的是，小英子似乎格外爱听这些话，在军校的寒假里，她隔三岔五就跑来延定巷，坐在我母亲的病床前，听她那些断断续续的回忆和人生领悟。黄排长似乎也受了影响，坐在我家那狭小的客堂里，抽着烟，思索着，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只有哑巴阿珍，走进我家就帮着洗衣做饭，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后天井的井台旁忙碌。
黄排长的继母就是在这个寒假去世的。接到老家来电当天，他们一家人就上了路。那个关于小燕子和老燕子的故事，就是小英子在码头上讲给我听的。码头已经不是从前的码头，建造和装修得光怪陆离，船票当然也涨了价。变幻不停的霓虹灯光把小英子的脸照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老太太临死前要求将她跟我爷爷葬在一起，小英子对我说，我爸的亲戚们不同意，他们说我爷爷已经和我亲奶奶葬在一起了，再多一个算什么呀。
你爸的意思呢，我说，他跟你怎么说？
他问我有啥想法，小英子咯咯地笑出声来，我说当然葬在一起了，莫非还让她去找她的前夫吗？莫非让她孤零零地葬到另外一座山岗上去？
老家有一条街，两边是矮小而丑陋的房子，里面光线阴暗，屋檐下早已找不到燕子的巢。小英子见到了黄家的堂姐妹堂婶子们，见到了那位跟她其实毫无关系的姑姑。小英子的心情像天空一样明朗，因为她们都围着她转，拼命拍她的马屁。到达当天就开了一个会，黄排长挥挥手说，别再争了，老太太就葬在我爹我娘旁边，另起一座坟就是了。姑姑松了一口气，突然跪下来，向黄排长磕了一记响头，她说，谢谢你的大恩大德，要不我们就无家可归了。小英子看见几位黄家长辈的脸一下变得铁青，他们说，这老宅怎么办，难道还让外姓人继承下去吗？小英子愣了一会儿，瞧瞧那被老烟熏黑的房梁和破烂的椽子，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的失望和不忿，她站起身，叉着腰插嘴说，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房子是我爷爷建的，继承人是我爸和我，这位姑姑住到死，这房子还是我家的，倘若现在让你们分了，我们还有什么老家呢？！
如果小英子不是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登着59式高帮皮鞋，挨一顿揍是免不了的。黄排长瞪起眼说，你给我出去，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黄排长转过脸向长辈和堂房弟兄们说，这孩子被她妈从小宠坏了，请各位多包涵。黄家人都冷哼着不说话，阿珍则掩着嘴，偷偷地笑了。后来她打着手势跟女儿说，你这是从湘九那里学来的吧，他当年就是这样对付我舅舅舅妈的。
纸钱飞舞，红烛高照，小英子搀着黄排长跪下去，给他的继母磕了三个头。风儿把山上的小树林吹得飒飒地响，后来又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小英子悄悄地跟她爹说，你看看我娘，虽然不会说话，那风度和气派全是从张家、从外婆那里学来的。贫困艰难不可怕，就怕丢了做人的良心，老爸啊老爸，小英子感慨万千地告诉黄排长，以后你别再跟我说你这些穷亲戚的阶级感情了，我现在全明白了，都是扯淡。
黄排长气得头发像针一样一根根地耸立起来，却说不出反驳她的话。有一位图谋他家老宅最狠心的堂叔，儿子就是跟他一起上战场、尸骨未还的八个同村弟兄之一。黄排长实在想不通，当年他为了穷人翻身得解放，连儿子都舍得牺牲，如今却为何为了争夺一栋破瓦屋，便要将那个可怜的妇人赶尽杀绝？心绪纷乱不安的黄排长在山坡上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荆棘丛中。荆棘刺破他的手，一种剧痛的触觉从手指传及了他的身体，他仰起脸，舔着手指上的血和落到嘴里的雪花，感到无比的茫然和苦涩。
继母入土之后他们回到杭州，一路上父亲连跟女儿说话都没劲。本来他还想借此机会聊聊她的个人问题，进了军校就是干部了，这件事阿珍过问不了，只有他来操心。报社印刷厂那位同事有个侄子，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当了市里一个局的科长。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每次见面都亲热地喊他伯父。可是他刚提起此人，小英子就哈哈大笑起来。我认识他，她说，初中时他跟俞秉生一个班的，有一回我去十一中，亲眼看见他跳高时触动了横竿，却赖在沙坑里不起来，硬说是俞秉生打落了那竿子。什么玩意儿，女儿在笑声中不无鄙夷地跟父亲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哭哭啼啼地跑去向老师告状呢！
我想通了，黄排长后来跟我，跟我母亲说，我管不了她的事了，横竖她在部队接触的人也有限，干脆等她找个同是当兵的算了，一辈子留在军营也不错。
他不可能想不到，女孩子心里还有当年的情愫。但是谁也避免不了选择性遗忘这种做法，何况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星期天他来到我家，发现小英子却没来，他皱起眉头说，她出门时说来看外婆的，结果跑哪里去了？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嚅动着嘴唇，无法回答他，我却熬不住了，冷冷地瞥他一眼，说，这么大的姑娘了，还是军人，你怕她被人拐走还是怎么的？你也管得太多了。
小英子自然是去找俞秉生的，一个月探亲假，他俩只见了一次面，因为中间她去了苏北老家。这天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下星期小英子就得回去了。他俩约好九点钟在六公园公交车站见面。为了不引人注目，不让俞秉生感到自卑，小英子特意换了便装，蓝涤卡的两用衫，白袜子，黑力士球鞋，像个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她站在公园小卖部前，装作想买东西的样子，用眼角斜扫着从七路车上下来的乘客。姑娘家不能表现得太主动，这是从前的闺蜜警告她的，小英子想，我是不是该等到九点零五分才在他面前出现？
小英子手上戴着一块九钻的钟山牌手表，她看看表，已经是九点零五分了，她心里有了一点气，刚才的小心思全白费了，从前面几辆公交车上下来的根本没有俞秉生。小卖部店主说，姑娘，你到底想买啥，我看你把所有的货都挑过了。小英子吐吐舌头说对不起，我想买瓶汽水，可是天太冷了，我不敢喝。她转身往车站走，那店主撇了撇嘴，上海人，她说，这肯定是个从上海来到杭州的游客。
时间过得很慢。小英子踮起脚跟翘望七路车驶来的方向。那时杭州城里没有堵车这一说，天气又冷，街上行人稀少，俞秉生就是半小时前从家里出发，走路也该走到这里了。小英子知道他是昨天夜里就从乔司过来的，小英子想，莫非他也有两个狐朋狗友，给他出主意让他故意迟到一会儿？小英子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俞秉生不是湘九，他没啥朋友，从不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