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也无论男女，都是条件好的人更抢手。就像超市货架上摆着的苹果一样，既甜又香的，自然卖得快。如果在买苹果之前不考虑好自己看重的究竟是甜度、价钱、大小还是形状，而是站在货架前，手里抓着几个苹果犹豫不决的话，好苹果就会被其他顾客买走，最后你买到的就是一些坏了或者蔫了的“次品”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提前确定好标准。一旦遇到了比较符合标准的人，你一定要努力尝试进一步交往。比如，一起吃个饭或者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再决定这个人适不适合做你未来的另一半。
婚姻中抢手的男人都是恋爱中的失败者吗？
说来惭愧，别看我现在说起婚姻、聊起女人头头是道，其实，我到二十出头的时候还完全不了解女人，也不受女人的欢迎。但不知道为什么，从二十六七岁开始，我就像转了运一样，突然变得受异性欢迎起来了。
在前文中我也多次提到过，在我的青年时代，电脑和手机都还没有流行，白纸黑字仍是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那时，每天早上，只要打开办公室的抽屉，我总能发现几张字条，上面满是女孩子手写的爱意浓浓的文字--有些是在我们公司兼职的女孩子发来的邀请，“这个周末有空吗？”“近藤，你喜欢吃什么家常菜啊？”，有些则是在聚会上和我交换过名片的其他公司的女生发来的炽热的情书。
我学生时代的好友加藤曾预言：“毕业于名牌大学，在顶尖企业工作的男性，一旦过了二十五岁达到适婚年龄，就会突然变得非常抢手。”看来，他真的说中了。面对着眼前一张张的字条，我不禁想：“曾几何时，不论我多么主动地约女孩，她们都不为所动，难道那只是我的一场梦吗？”
从那以后，一周七天，我几乎每天都和不同的女孩子吃饭。要是现在也这么做的话，估计我早就破产了。可是，当时正好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我觉得钞票就像温泉水一样，用完了就会立即从地底下冒出来。
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破产，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密集约会之后，我开始有些厌烦了。这就像打麻将的时候，摸了好几次牌都没有摸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张好牌一样，那种焦躁的感觉真是无以言表。后来，我渐渐悟出了其中的原因--之所以没有“好牌”，是因为我从不主动约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而是不停地和一些喜欢我并且主动约我的女孩子“约会”。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我可能是一张“好牌”，可是对我而言，她们却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闲牌”。
另一方面，母亲总对我说：“你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她是不是个危机意识很强的人。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处于顺境时，你可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处于逆境时，你就一定需要别人尤其是你的妻子的帮助。特别是你啊，好奇心太重，总喜欢四处晃荡。这样太危险了。要是路上有个坑，你立马就掉下去。所以，你的另一半必须具备很强的危机意识。哎！现在说了你也不懂，因为你太年轻了，没有什么人生阅历。所以，如果你觉得遇到了合适的对象，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先把她带到家里来给我看看。”
虽然我没有完全理解母亲的意思，但还是记住了她所说的这番话。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把正处于热恋阶段的女朋友带回了家。结果母亲一见到她立即翻脸，坚决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和那样的女孩子在一起，你就等着和她一起掉进坑里吧！”当时，我真的不懂母亲为什么会如此反对，但是，就像我在前文写的那样，我最终还是和那个女孩子分手了（尽管分手的原因并不是我母亲的反对）。
后来，我陆续交了几个女朋友，不过我和她们的关系都没有发展到可以带回家给母亲过目的程度。因为我知道这些女孩子对我好并不是因为爱我，而是出于安稳性的考量，对我的各种相对优越的条件有好感罢了。所以，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要找一个女孩子一起吃晚饭并不难，但要找一个女孩子结婚，那可真得好好掂量掂量。”
在那之后，母亲见到的那个和我交往的女孩子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说到那次的见面，真是一场偶然--那是一个周日，我和母亲、妹妹约好了一起外出吃晚饭。那天我还约了一个女孩子（也就是我现在妻子）一起去一家咖啡店喝下午茶。于是，我算好了她离开咖啡店的时间，然后让母亲和妹妹在稍晚一点的时候来咖啡店和我碰头。但是，我可能一不留神说错了时间，所以母亲和妹妹提前来到了咖啡店。就这样，她和我的母亲“不期而遇”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可是聊着聊着，她就和我的母亲以及妹妹打得火热了。后来，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饭后，我们又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依依不舍地说了“再见”。
当时，我一个人在外租房住。回到住处后不久，母亲就打来电话，激动地说：“你一定要和这个女孩子结婚！她真是个好姑娘，配你绰绰有余！你要是娶了她，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都能逢凶化吉。你要是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以后就再也遇不到比她更有危机意识的人了！”
刚刚挂断母亲的电话，妹妹的电话接踵而至，对我的“女朋友”，她同样赞不绝口。那天过后，我的母亲和妹妹竟然比我还积极地和她接触，并且每次都对她赞赏有加。
我见过很多婚后为婆媳关系而苦恼的男人，我觉得，如果真的娶了她，我们家一定不会发生婆媳大战。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也没能在母亲面前尽孝，所以娶一位她老人家满意的媳妇儿也算是儿子尽的一份孝心吧。总而言之，从家族的立场来看，娶她为妻一定能够确保我近藤一家的安定祥和。
我所享受的“中国式管理”
另外，我和她结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是一个中国姑娘。我有很多已婚前辈，婚后数年，必然会经历七年之痒，夫妻关系味同嚼蜡。如果此时家里有一个宝宝，夫妻俩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完整。孩子是维系夫妇感情的纽带。
为什么夫妻之间会有七年之痒呢？如果从男人身上找原因的话就是丈夫开始厌烦妻子了。丈夫为什么会厌烦妻子呢？--这就像我们频繁地玩同一款手机游戏一样，一旦对游戏中的环节了如指掌，我们就对这款游戏失去了兴趣--面对着朝夕相处的妻子，丈夫渐渐失去了兴趣，不但和妻子的话题少了，甚至还会在外面寻找“新的游戏”。
但是，如果妻子是外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同样朝夕相对，但是丈夫在精神层面上不会那么容易产生厌烦的情绪。就拿我来说吧，当时的我完全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知之甚少，所以，妻子和我说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都让我觉得新鲜不已。
譬如说，为什么在日本筷子都是横着摆放在饭桌上，而在中国筷子都是竖着摆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能讨论一个多钟头。所以，单就中日文化差异这一个主题，我们至少能聊十年。
我的这个说法有点逆向思维的感觉。我从出生算起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润，后来跟一个文化氛围跟日本迥然不同的异国的姑娘结了婚，这样一来婚姻反而更加稳定了。
一般来说，夫妇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会直接导致家庭的不和谐。比如，东京人和大阪人在结婚之后，一定会为一日三餐而争吵--东京人口味重，喜欢在饭菜里添加大量的酱油，而大阪人的口味偏清淡；另外，东京人的自尊心很强，凡事都很重面子，而大阪人非常实际，很重钱财（简而言之，东京人和北京人差不多，而大阪人就像上海人一样）。因此，我们日本人常说：“东京人和大阪人组成的家庭，一定鸡犬不宁。”
尽管东京和大阪是同一个国度里的相距仅仅600公里的两个城市，可由这两个城市的人组成的家庭就出现了如此之大的问题。那么，如果出生在东京和北京这两个相距2100公里的城市里的人组成了家庭，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知道我的中国妻子是从小吃着北京菜长大的，所以当她说“我坚决不吃纳豆！”的时候，我并不会像听到大阪女孩说“我就是不吃纳豆！”时那么生气，因为我会觉得“中国菜里的豆类食品没有这种吃法，所以可以理解”。假如她是个大阪姑娘的话，我可能无法允许她不吃纳豆。
妻子是第一个说很喜欢我写的文章的女人--我是个杂志记者，每周都要在各种截稿日期之前拼命码字。但是，当时我写的文章不但得不到主编和领导的认同，而且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连公司里的同事也没有夸奖过我的文章。可是，对于一个母语不是日语的中国人来说，我的日语水平应该是非常高了。所以，我的妻子不是夸我一次两次，而是每周都夸、每篇都夸。我有时会叹一口气说：“只有外国人会表扬我的文章。”那时她生气地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鉴赏文章的能力不低，将来好多日本人也一定会发现你的文章的精彩。”
反正我们都为对方设定了较低的评价标准，都在最大程度上包容对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婚姻反倒是最稳定的婚姻。多年来欧洲的王室成员不也一直都是跨国联姻吗？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德川家广，东京人，和我同岁，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他是日本江户幕府（1603-1807）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的第19代直系子孙。德川家族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名门，类似于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我们相交多年，关系一直不错。每次跟他一起吃晚饭，我们就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到第二天早晨。
据他说，他曾经被逼着和现在的日本皇太子妃雅子相亲，后来又被迫相亲了不少大家闺秀。有一天，他突然邀请我去他家玩儿，还说：“想给你介绍一个女孩，我想娶她为妻。”到了他家，我看到一个姿态轻盈可爱的长发女孩挨着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问才知道，这个女孩是个越南人，而且完全不懂日语，只能用英语交流！
其实，德川决定和这个越南女孩结婚的原因和我差不多：对方没有受到日本文化的浸染，所以相处起来感觉很轻松。像他这样的名门之后，每天都要在沿袭了数百年的家规之下束手束脚地生活，但是，如果娶了一位外国妻子的话，他就可以以此为由从众多束缚之中解放出来。而且，在他看来，这样的解放反而更能够促进家庭内部的安定团结。后来，当他真的和这个越南女孩结婚的时候，不少日本媒体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报道“日本最名门之一的后代竟然娶了个越南女人”。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德川和他的越南妻子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说完了别人的婚姻，再来说说我的婚姻吧。我和妻子在1994年4月结婚。求婚时我对她说：“将来，请你和我葬在同一座坟墓里吧！”听到这句话，她非常震惊：“明明是求婚，怎么又扯到了合葬？”
“我的意思是说，将来我们老了，白发苍苍了，也要在一起。不！哪怕是死了，我们也要在一起。”
听到这样的解释，她的脸上流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为了保障家庭的安定团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约法三章”，约定今后只要是任意一方坚决反对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做。比如买房的时候，无论我对某一套房多么满意，只要她坚决反对，我们就绝对不买，反之亦如此。如今，我们的婚姻已经步入第20个年头，但是这个约定依然有效，并曾多次解决我们的家庭危机。所以，我建议那些打算结婚的新人们不妨也立下一个类似的约定。
当我告诉亲朋好友“我要结婚了！而且新娘是个中国人！”的时候，没有人不感到惊讶万分--当时，在黑恶势力“蛇头”的操纵下，数百艘走私船源源不断地在日本九州非法靠岸，船上载满了从福建省上船的中国偷渡客。在那个年代，只要一提起中国人，大多数日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那些偷渡入境的中国人--甚至还有朋友怀疑我是在采访中被非法入境日本的中国女人给骗了。
每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会全力申辩：“你们只知道在巴掌大的日本小岛境内寻找另一半，而我却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了终身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