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加二面的时候，我发现社长及其以下的所有董事都聚集在面试会场，社长端坐正中，首先提问：“你觉得学生时代自己做过的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如实答道：“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豪的事。”后来我又猛然想起了些什么，补充道，“应该是跳国际标准舞。”
在钢琴之路受挫后，我曾试图寻找另一项爱好，于是我加入了东京大学的国际标准舞社团。国际标准舞是一项音乐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强的体育竞技项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就在面试之前不久，我参加了全日本大学生国际标准舞锦标赛，并成功拿到了铜奖。
我一说国际标准舞，坐在社长旁边的另一位大人物开口说道：“你觉得国标这么简单吗？我学了5年，在我看来，跳好国标绝非易事。如果你有这个自信说出口，那你现在就在这个会议室跳一曲探戈给我们看看吧。”国际标准舞分欧洲系和拉美系两个派系。欧洲系国标包括华尔兹、探戈、快步、维也纳华尔兹、狐步舞，拉美系国标包括伦巴、桑巴、恰恰、捷舞、斗牛舞，共计10种。其中探戈和桑巴是我最擅长的两种。我站起来，在没有伴奏和女舞伴的情况下，在会议室的空地上，跳起了探戈的基本舞步，跳了大约30秒钟，会议室里除了社长之外，其他人都纷纷鼓掌喝彩--大学生锦标赛的金奖和银奖获得者都在毕业后走上了专业舞者的道路，我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半专业人士了。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只听社长对我说道：“你可以回去了！”我的二面就这样结束了。
就这样，我谈了谈电影，跳了跳探戈，然后顺利进入了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要知道，这家出版社的录取率可是1∶150。
事实上，在进了公司之后我才发现，跟我同一批进来的三十几个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有的在后来成为歌手，有的卧轨自杀，有的因为在自己家里种植罂粟而被逮捕，有的移民到印度，有的去了澳门的赌场工作，有的把牧羊犬当作恋人牵着来上班，还有人殴打主编，然后把公司给炒了……这些都是25年前的事了，现在回过头去想想，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年轻人会被公司录用。泡沫经济时代，着实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奇葩时代”。
要说在工作方面“遇到贵人”，接下来对我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就是这家出版社发行的新闻杂志《周刊现代》的前主编元木昌彦。1992年，时任主编的元木先生对《周刊现代》的记者们激情澎湃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最喜欢的领域，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专家！”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震惊--当时，日本媒体圈里有一个说法，“一流的新闻记者、二流的电视记者、三流的电台记者、四流的杂志记者”。由此可见，杂志记者在那个年代是最被同行看不起的一群人。而实际上，从一大早开始在编辑部喝酒、打麻将的杂志记者比比皆是，那场景就像《水浒传》中梁山聚义厅里的景象一样。尽管如此，这位元木主编依然要求我们“成为超越一流新闻记者的杂志记者”。记得当时在场的50多位记者同僚大都对此嗤之以鼻，只有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说起工作环境，如果身边尽是一些有能力的有识之士，自己自然也会受到激励，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相反，如果身边尽是一些无能或者说是无法让人尊敬的人，那么新人会觉得很容易就能将其超越，自然会变得自信起来。因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并没有把眼光放在内部的竞争上，而是致力于与外部的竞争。
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熟知日本以及中国、中国台湾、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东亚问题专家。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所谓的“外国问题专家”基本上指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或是欧洲问题专家，而对近邻东亚诸国熟知的东亚问题专家却是少之又少。
当时的日本，还延续着100年前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家福泽渝吉所主张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就连社会的精英们也对亚洲并不看重。因此在当时，所谓的“亚洲问题专家”，例如中国问题专家，无非就是一些能够背诵毛主席语录、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的人，“韩国问题专家”也大都只是在日本开烤肉店的韩国人的后裔而已。这些国家都是日本的近邻，但相关的专家队伍却如此薄弱，这让我觉得是一个参与其中的绝佳机会。
决定要成为东亚问题专家之后，我开始逆向思考。中国和韩国有大量的日本问题专家，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呢？首先，他应该是具有很高的日语水平的人；其次，他应该是个日本通，对日本无所不知；再次，他应该能够利用日语与自己的知识储备预测日本短、长期的局面及状况。这样一来，我决心成为一个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亚洲各国语言的人，还要具备与亚洲各个国家相关的丰富知识，并且能够准确预知亚洲的未来。因此，我首先从学习离日本最近的邻邦--韩国的语言开始了。
1993年至1994年，适逢朝鲜半岛爆发核危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第二次朝鲜战争”一触即发，整个东亚局势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加上1994年7月，朝鲜的金日成主席突然离世，更是为朝鲜半岛的局势增加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状况下，我向元木主编恳请道：“请让我去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一年。”我想到亚洲最后一个锁国国家朝鲜的内部去，好好研究学习。
我原以为，曾到朝鲜采访过一个月的元木主编一定会答应我的要求，可没想到元木主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对我说：“今后的亚洲，朝鲜并不是重点，未来将是中国的时代，如果你想去中国留学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你跟社长说说。”闻此，我当场回复道：“那我就去中国。”
就这样，我于1995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的汉语中心学习了一年。如果没有遇到元木主编，我后来也不会从事跟中国如此紧密关联的工作，更不会走上现在的人生道路。每次一想到这里，我都非常感恩。
2012年底的时候，元木主编的长子到北京工作，这次换成我照顾他。虽不能说这是命运的轮回，但这着实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
在工作上接着清水社长、元木主编遇到的第三个“贵人”是我的中国妻子。她于1990年访日以来，在日本的一所高中担任中文教师，这所高中是天皇、皇后两位陛下都莅临过的大名鼎鼎的学校。
决心成为东亚问题专家的我在学习了韩语之后，紧接着又想学习中文。在那时，朋友介绍给我的老师就是现如今的妻子。我在其他章节也提到过，我们于1994年春结婚，直到现在，关于中国的工作她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实在是不胜枚举。我现在是唯一在中国全国性时政报纸和时政杂志有专栏的日本人，在《经济观察报》和《看天下》等发表近百篇文章。我希望2014年也继续给中国朋友介绍日本的最新情况。这20年来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而是我一个人独自走这条路的话，我即便花200年的时间也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妻子也是我非常感谢的“贵人”之一。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东亚问题领域的记者，正是因为跟这三位贵人的相遇。当然，我遇到的贵人远远不止这三位。所以我认为，选择职业的时候，“遇到贵人”是件特别重要的事。
接下来，找工作第三大要素就是“顺应时代潮流”。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认清时代潮流都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潮流就好比水的流向。长江的流向是自西向东，自高向低。舟行江中，如果顺流而下，必然是顺风顺水；如果逆势而上，肯定要辛苦得多。同样的道理，顺应时代潮流的工作相对容易成功，逆势而行，则一定不会那么顺利。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来的历史便可一目了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就是“恶”，直到邓小平指示“先富带动后富”，才让时代潮流发生大的改变，使追求利益成为正当的事。很多顺势而动的人们先后成了“万元户”和“暴发户”。
具体来看，1979年章华妹成为中国首个“个体户”；1980年初首家民营饭店“悦宾饭店”开张营业，同年年末，陈春先第一个来到有“中国硅谷”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创业；1984年，王石创立万科集团，柳传志创立联想集团；1995年，潘石屹创建SOHO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奏响了成名曲的“甜蜜事业”时代。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前期，邓小平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0年代后期，朱镕基总理果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来，待在国有企业里，就等于拥有了“铁饭碗”，不论企业效益如何，在庞大的国企工作都可以过得很自在。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被废除，很多人面临着“下岗”，而且统一分配住房的政策也被取消。
但是同时，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给中国带来巨大机遇的时代，可谓是“乱世出英雄”。我留学北京大学期间，住在大学校园里的“勺园”。
附近的中关村正掀起一股创业浪潮，到处都能看到“Windows95”的巨型广告牌。北京大学的方正集团正是乘着这股东风，发明了汉字的电脑输入法，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中关村，价值一万元一部的摩托罗拉手机卖场里人山人海。在北京大学周边，麦当劳、必胜客相继开张，面向300多名日本留学生的日本料理店生意也特别红火。1992年中韩邦交正常化以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西门五道口出现了韩国城。
1999年，马云在杭州创立阿里巴巴；2000年1月，李彦宏在中关村创立百度。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时代的潮流就是利用外资发展商业以及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孙悦的《祝你平安》《心情不错》等歌曲非常流行，这些歌的歌词也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和希望。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即“入世”，21世纪的中国真正迎来了“内需的时代”，而支撑这个时代的是股市和房地产。关于股市，在中国诞生了1.6亿名股民，2000年我去北京吃饭，人们无论是用餐还是如厕，都在关注着股票价格的变动。书店摆在显眼处的都是跟股票相关的书。每周六的报刊亭里股票杂志《红周刊》堆积如山。那时的股市已经是一个梦幻般的数字了，2007年10月，上证指数高达6396点。
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拉动作用，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房地产热。无论去哪儿都能看到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大厦，北京市四环内的房价比过去十年暴涨了十几倍。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5年来的每个阶段，都有年轻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一夜暴富。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也许会反驳道：“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现在上哪儿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如今仍保持着7%的经济增长率。13亿人的大国维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哪怕增长率只有5%，也足以令其他国家钦羡。日本到2012年为止，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保0”，就是保证GDP增长率为0%。因为自从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直到2012年，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只有0.9%。
中国未来还有新的发展机遇，其中一个依据就是，虽然同为中国人，比大陆早一步实现经济腾飞的中国台湾，如今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潮。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蔓延全球，然而统计一下台湾的注册企业数量，2008年是86325家，2009年是88531家，2010年是93609家，2011年是99584家，呈逐年增长趋势。新增的企业多为服务业以及与网络相关的产业，今后，随着SNS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也逐步兴起，中国年轻人的机会只会有增无减。
日本最为成功的SNS关联企业是日本版的微信--LINE。这家黑马企业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迅速获得了约3亿名注册会员。我在2013年春天采访了LINE的森川亮社长，问他：“您如何看待中国SNS行业的未来？”森川社长简单明了地答道：“我认为中国市场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实际上我上周刚刚去了趟北京进行考察，这次考察让我更加确定，SNS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以上事实再次表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对于当今的中国年轻人还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父辈年轻时所处的时代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服务行业。在当下，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仍有很大可能取得成功。
在日本，最成功的中国人是谁？
下一个问题，如果要创业的话，何时开始、如何创业才能成功呢？这取决于你毕业和就职之后的情况。
我有一位有着20多年交情的朋友--广华物产的杨伟雄社长。他在广州长大，后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一家商社就职。工作六年来，一直在努力学习“创业所必备的东西”。大约20年前，他在日本创办了广华物产。
对他而言，工作只不过是创业的准备阶段。他一边在商社上班，一边学习贸易决算的方法、各种税费及保险的种类、中日两国的会计结算、相关法律、物流的结构、市场调查的方法、与银行的关系、应对诉讼、两国的企业文化差异等相关知识。
杨社长在日本商社工作满六年之后，觉得该学的都学到了，于是辞掉工作，在东京创业。这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事儿。
为了庆祝他出来创业，我前去他创办的企业道贺，只有一个租来的房间，而且是商住两用。所谓的企业其实只有他一个员工，让我觉得很不放心。我问他：“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生意？”他拿起手边的收音机，开始讲述他的想法：“这是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功能趋于复杂化。而今后日本将步入老龄社会，日本老人并不需要这种复杂的产品。我打算在我的家乡广东省制造一款功能非常简单的电子产品，投入日本市场。比起日本制造的产品，价格会降低不止一个档次，这种商业模式一定能取得成功。”
杨社长激动地跟我描述他的想法，但他口中的成功故事我无法想象。因为我觉得电子产品的功能肯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完善的，而他的想法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似乎恰好相反。
但是杨社长十分自信：“这是我六年来不断探究中日两国几乎所有商业案例所得出的结论，绝对不会有错。”我只能鼓励他：“那就好好加油吧！”
此后，我每年会去看他一两次，他的企业每年都有新的发展。先是在东京租借了办公室，雇员数量也增加到五人，然后超过了十人，后来在东京买了自己的房子，又把产品打入了日本的大型量贩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