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公元1968年，我和现在已成为电影导演的北京二中老同学东东，都从**********的浪尖上沉到了水底。东东的父亲是外交部顾问、毛选英译委员会的主持人，一位连钱锺书也佩服的革命兼专家的大学问家，1967年不幸逝世了。母亲是全国妇联的一位领导干部，去了五七干校。弟弟又下乡插队。报房胡同外交部宿舍的六居室一下子萧条冷落，空荡荡的，于是我们几个沉底的朋友就常常在这里聚会，坐而论道。谈的话题极广，从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典籍，到眼下书籍的荒芜；从这场**********的起因，到茫茫宇宙的起源，几乎是言无禁区，无所不谈。谈话中，也逐渐感觉出了自己过去的荒唐和幼稚，对“****”初期的思想有所省悟，与何其芳同志的接触也正是从这时起始的。当时的话友中，有几位后来很有些名气，例如著名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等等。而当时就已经很有名的，则是刘宝瑞的徒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吴捷，1975年在承德不幸被火车撞死了。令人至今心痛……
不久，东东家迁至永安里的三居室，话友们也渐渐散落了，仅是我和东东还常来往，都格外感到寂寞。
初冬的一天傍晚，枯坐得实在无聊，我建议去看望一下韩师——北京二中的启蒙老师、著名散文家韩少华。东东立刻响应，和我一起骑车向东单奔去，又飞速右拐，朝着灯市口西石槽韩师住家的方向疾驶。快到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叫东东停下。东东好不容易停下来，问我有什么事。我拉他到灯市口东南角悄悄说道：“你难道忘了1966年8月‘****’高潮中我们到二中的事吗？”
“什么事？”东东若无其事地问。
我详述了那次东东作为红卫兵头头到二中训斥囚禁中的韩师的情景。
东东变得惊讶了，像是听别人的故事，问道：“真的吗？真的是我那样说的吗？”
我肯定地说：“当然是你啊！我连当时的细节，甚至气味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吗？”东东也似乎想起了一些，一屁股坐在旁边建筑工地的木头堆上，向我伸手说，“给我一支烟。”
我在口袋里掏了好一阵子，才摸出已经揉皱了的两角捌分钱一盒的廉价海河牌次烟，递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
停了一会儿，烟抽完了，东东站起身，一声不吭，登车就往回骑，叫也不应。我没有勇气单独去见韩师，只得打道回家。
从这时起，我就常常忆起1966年8月在北京二中亲眼目睹的惨景。每一忆起，就像做噩梦一般，感到梦魇似的痛苦……
从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受到第一次接见，被教导“要武”、不要“文”之后，全国出现了“********”。而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正是为天下先者，首当其冲上街“破四旧”，在校打老师。他们把校长、书记和学校骨干囚禁起来，肆意凌辱，残酷批斗。整个学校变成了一座监狱，一座人间地狱。
而正是在这时候，我随东东来到了母校——北京二中。
校长和学校骨干等“牛鬼蛇神”，当时囚禁在学校东北角通向饭厅的一座椭圆窗棂的房间里，我们来到窗下。东东先把韩师叫到窗前，训斥道：“你是不是****反社会主义？”
韩师躬着腰轻声答道：“是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但是并不****反社会主义。”
“现在资产阶级就是敌人，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就是****反社会主义吗？”东东怒吼道。
韩老师低着头，不再回答。
接着，又训斥校长和几位校领导。我不是红五类，参加不了红卫兵，只能靠边站，没有多说话，但也跟着附和了一两句。
最后，东东又命令校长和骨干教师排成一队，都躬九十度腰，齐唱牛鬼蛇神歌。老师们只好唱，唱得还很齐，很沉着。
离开这里后，我们又来到东南边的体育用品储藏室，那里单独囚禁着书记。东东叫他跪在窗下听训斥，质问他为什么重用韩少华。书记说因为觉得这人能写文章，还可以的，不提当时流行的那些罪名。
没问出个所以然，我们就到校园里乱转，见正对校门口的一个大房间里跪着一排人。据说是红卫兵从街道上抓来的流氓、坏分子，刚用皮带抽过，一个年轻人后背上有一道伤痕，露着鲜红的肉。一个胸前别着“坏分子”标志的老太婆，战战兢兢地打听到哪里去报到；一个扎着皮带、穿着绿军装的小红卫兵，从我们身边耀武扬威地睥睨而过；几个学生守在门口，对进来的老师肆意辱骂，老师们大多都低头皱眉过去，惟一敢于反驳回斥的是著名校园诗人尹世霖老师。当然，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他没有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像韩师那样，入了“牛棚”的，则只能采取顺从的策略，不然，随时都可能被皮带抽死。我感到很困惑，就拉东东离校了。
后来，我听人说韩师被冲击得非常厉害，那次我们所见其实还算“文明”的。不久，就更加惨无人道，变着花样折磨人了。先是握着锋利雪亮的匕首，横在韩师胸前，逼他承认****反社会主义。得不到回答后，就在八仙桌上放一张中等桌子，上面又放一张小桌子，再放一只凳子。在韩师脖子上挂一条切刻尖齿的铁丝，坠上七块砖头，押着他上了八仙桌，再上中桌，又上小桌，直到站上凳子，“坐飞机”接受批斗。斗后，一下子从尖顶上推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我听人讲这些惨景时，立刻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赶快让他不要再讲了，因为韩少华是我的启蒙恩师，我不忍心听下去。其实，这种现象当时几乎遍及北京各中学，被残酷打死的校长、书记少说也有十几位，据我亲耳所闻，师大女附中和二附中的书记就是这样死的。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被打死的当晚，我随人群到校园里去过，遗体蒙着被单停在一个大办公室中间，十几位男老师被迫睡在遗体周围。一个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头头站在院子台上，近于疯癫地慷慨陈述他是怎样打死本校书记和附近铁道部党校书记——一位同学的母亲的。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那惨不忍睹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据说当时的打人者越来越残酷，把人打得皮开肉绽之后还要往伤口上抹盐，浇开水，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酷刑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甚至还有新的发明。因为当时流行的思想是那些校长、书记和骨干教师都是搞修正主义的，所以都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对待敌人就得“革命”，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必须狠，必须暴烈，越狠越暴烈越革命，否则就是要不得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如有人能写一部书：《八·一八之后的北京中学》，当会很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后，我常常做这种惨相的噩梦，对1966年8月的事情愈加懊悔不已。为什么在恩师最艰难的时候，不仅不伸出援助之手，还要随声附和呢？这还算是人吗？我当时怎么那样颟顸、糊涂呢？韩师啊，你现在怎样呢？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吗？想到这里，恨不能马上赶到西石槽去看望他，然而觉得没有脸面。
1971年3月28日清晨六时，我的母亲在“****”迫害下溘然长逝，女友又突然与别人结婚，自己在学校也处于受批判的境地，陷入人生的低谷。正如我在《阿Q新论》后记《鲁迅研究历程上的三次“炼狱”》中所说：“在‘炼狱’里活着实在比死了艰难，尤其是接受‘批判’后回到家里，就更是令人难以承受：父亲回密云深山修军事公路去了，姐姐回上海自己的家了，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冷寂、孤独、哀伤。慈母的音容笑貌和曾经亲密无间的恋人的倩影总在眼前晃动，使我一夜夜无法入眠，只好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书上——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史哲书籍，写了上千张读书、思考卡片。”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认真地反思自我，发愤读书，感到有必要把自己学过的知识加以系统清理。于是将过去的书籍，连同上学时用过的课本、笔记也找出来，整理出条理后重新细读、回味。孔子曰：“温故而知新。”这种反刍式的学习方法是很有效的。一天深夜，我忽然在乱纸堆中发现了一个作文本，是高三下学期的。打开一看，惊住了，作文上那挺秀清丽的红色笔迹正是韩师的亲笔。当时，我们高三（4）班真算是得天独厚，副校长、著名汉学家潘逊皋先生专教这一个班的语文，韩师专判这一个班的作文，辅导七人的文科组。区人民代表王竞老师负责指导文科组的古文翻译，高一、高二时，又有功力很深的刘明明老师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真正是“喂小灶”。韩师判的作文是世上少有的，批改得那样细致、到位，切中肯綮，使我的作文取得明显的进步。第一篇《我们几个》得88分，刨去两个错别字，净得86分。第二篇《我心爱的一个物件——书包》，仍得88分，但是没有错别字。韩师逐字逐句细细批改，写得好的地方划红圈，不妥之处一一订正。并在后面批道：“请仔细体会改笔。”我也认真加以体会，这样第三篇《忆》就得了90分，而到了第四篇《记一件鼓舞革命斗志的美术作品——油画“英特奈雄耐尔”》，就跃到95分。我清楚地记得是作文课后的第二天中午，刚吃过午饭，韩师就兴冲冲地跑到教室里找我，说道：“梦阳，这篇作文大有进步，非常好！”真比他自己写出了好文章还兴奋。说着，就坐在我身边面批面改，从谋篇布局、文章思路、层次安排，一直到遣词造句、标点符号都一一细说。应该怎样描形状物、抒情议论，怎样做到既朴实无华，又文采飞扬，词汇丰富又不过滥，怎样掌握分寸，拿捏到位，恰到好处？以至句子要尽量缩短，不要用两个以上的“的”，要注意删去无用的赘字、琐语，用词要避免重复。用过一个词后，要设法换另一个同义的新词，要学会“炼话”，善于提炼出最恰当的字词，用最少的话表达最多的意思。要注意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特别是要善于用句号等等；讲的全出自他自己的写作实践，融会着亲身的写作甘苦，非常实用，是任何写作指导书籍上都看不到的。至今我在写作和修改文章时，仍然时时想起韩师当年的教诲，真是终生受用不尽。一周后的作文讲评课上，韩师高声朗读了这篇作文，使全班为之振奋，我则更是心花怒放，写文章的劲头更足了。然后，这篇作文上了学校的优秀作文栏。这是校西过道墙上的玻璃橱窗，每出现了好作文，韩师就让该生抄出，有时甚至自己亲自抄写，细加批改，张贴在橱窗里。我们这些爱好作文的韩少华的“种子队员”，都像打垒台、夺头彩一样盼望上橱窗。当时看到自己的作文上了橱窗，真比如今文章上了人民日报还高兴。我这次是第一回上，在我之前已有白纲的《看画廊随笔》，陈树栋的《春雨》、《奔马颂》捷足先登。还有比我们低一年级却强过我们、如今已是中国佛学界大名家的王致远，他的一篇《小园》真是少有的散文佳作。这次上橱窗大大鼓舞了我的写作劲头，于是一鼓作气，第五篇作文《新年献辞》又获头彩，韩师再次给我面批面改，课堂讲评，再次上了橱窗。像这样连上橱窗的事，是极少有的。这使我迷上写作，又写了一篇《星下抒情》，对宇宙起源和宇宙到底有边还是无边的哲学问题进行了一番哲理思考，并由宇宙的无限到人生的有限发了一番感慨，对人生的根本目的抒发了一番诗情，希望能够“三连冠”。韩师认为这一篇最好，作为一个高中学生能够思索这样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又想得如此深广，大为不易，准备在一次讲评会上专门评说。可惜正面临高考，没有找到机会。这篇作文在“****”中也遗失了，以后若有时间我愿重新再忆写一遍。这一切对于我后来决定报考文科，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我父亲学的是土木工程，是专攻桥梁道路的高级工程师，女友的父亲又是著名力学家孟昭礼先生，要不是韩师的影响是很难弃理学文的。
看过作文本，又找出了一册笔记本，是高中听韩师星期文学讲座时的笔记，中间还夹着韩师亲笔刻写的讲义。翻开一看，当年在北京二中大教室里听韩师星期文学讲座的情景，立即像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他那时正逢青春年少，秀逸俊朗，风华正茂。加以声音洪亮悦耳，板书清雅挺秀，朗诵范文抑扬顿挫，讲解文章有如庖丁解牛，条分缕析，透辟独到，使听众感到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享受：既可博览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又可欣赏堪与话剧演员媲美的艺术诵读。特别重要的是韩师所讲，绝非一般教师的照本宣科，贩卖陈货，而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严羽《沧浪诗话》），具有极大的原创性。言谈之间新见迭出，时闪异彩，例如“散文思路例讲”、“散文造句例讲”、“记叙文结尾方式例讲”、“记叙文开头方式例讲”、“怎样审题”、“提高写作水平的正确途径”等等，都是书本上看不到的，连附近的作家都跑来听讲。而且，韩师总是能够跟踪文坛的最新动向，优秀诗文一出现，马上就上了星期文学讲座，例如季羡林的《夹竹桃》、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罗大冈的《永远澄碧的天空》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小川去新疆伊犁后写的组诗刚在《诗刊》上发表，韩师立即就在讲座上赏析了。讲完之后，连称“好诗！好诗！郭小川同志真是没有枉去伊犁一趟！”我后来上师大中文系，又进社科院文学所，见过很多名流教授，听过不少学者大家的讲课，但是像韩师这样生动精彩、贴近实际的文学讲座，实在是再也没有领受过了。韩师的星期文学讲座，可以说是文学教育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韩师这样的文学教育家不会再有，韩师的星期文学讲座也不会再有了，因为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惜是当时没有录音，更没有录像，倘若能有，今天放一放，该是多么激动人心！如果再根据录音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笔记正式出版，中间插以讲座的彩色照片，一定会是一册极好的文学教材，大为畅销，取得社会、经济双效益。
除每星期必开文学讲座外，韩师还每天坚持在教学楼门口的小黑板上书写说文解字，每天解一字。我记得开头小序是一篇绝妙的短文，大意是说当年释迦牟尼面壁十年，飞升而去，而今也望同学们能面壁学习，天天向上。以后不分寒暑，韩师从不间断，我清晨上学时常常看见他穿着打补丁的衣裤站在凳子上在小黑板上书写，严冬腊月照样出刊，手冻得紫红也不停笔。过往同学无不深受感动，不约而同地驻步默观。
而最吸引我们的是韩师自己的散文佳品上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序曲》见报时，韩师还没有给我们判作文，未见其情其景，只是后来学校展览老师成果时见到了《序曲》的手稿，足足有半尺厚，而且原来的题目也不叫《序曲》，好像是一个很文的名字。“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韩师的散文读来很随意，但是写作时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寻春篇》发表时，正是韩师给我们批改作文的时候，当时班上订了一份人民日报，挂在教室入口处，报纸一到，简直轰动了，大家都挤到报架下争相阅读。记得这篇佳作是镶着花边刊出的，可见编者的重视。下午，我又利用班长的身份把报纸摘下来带回家细读，这就算是我在二中当六年班长的一次“营私”吧！在家里，我把报纸递给父亲、母亲，请他们看《寻春篇》，二老都为儿子遇到韩少华这样的好老师并受到他的器重而兴奋不已。以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又陆续刊出了韩师的《第一课》、《苏东坡月夜探石钟》等等，都成了同学们争相捧读的范文。韩师散文的奇巧构思，圆润辞章，精美文字，超凡气宇，深邃底蕴，成为我们向往的高境和追求的范型。那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是袁鹰同志，应该说是该刊质量、境界最高的一个时期。现在的报纸是很难见到当时那种足成经典的精品佳作了。不久，《序曲》被选入周立波编选的《散文特写选》，这成为韩师“****”前创作的一个高峰。尹世霖老师说：“在北京二中这个焦菊隐曾任校长的文学家的摇篮中，作家的名字可以排一长串，有些比韩少华名气大，成果多，然而就文学功底、艺术韵味、辞章修养来说，韩少华应该排在第一位。”这的确是深谙文学底蕴的见道之论。此后，韩师与我的关系更为亲切，常常把正在构思的文章讲给我听，有的甚至讲好几遍。这样，使我切身体验到了文章产生的过程，对我以后的写作起到了极为有益的示范作用。1964年韩师所写的一组散文诗在写出之前，我就已经很熟悉了。例如那篇后来被有些人说成是****大毒草的《拟蟹》，就是在当时反修的背景下，讽刺尼·谢·赫鲁晓夫的，韩师构思时跟我反复说过多遍。这一点，我可以作直接人证。
像这样的老师，哪里去寻？
而我……
然而，我和韩师看来是有缘分的。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师大回和平里的家，乘27路汽车在六铺炕下车。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脚气病，脚侧的皮一块块干裂脱掉，露出鲜肉，很是疼痛，一瘸一拐的，走得很慢。正要拐弯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地叫我：“梦阳，梦阳！”
我回转身一看，惊住了，原来是韩师伫立在近旁胡同口叫我，虽然是在黄昏薄暮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愣了一刻，不顾脚疼猛跑过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大难不死的韩师显得精神奕奕，全不像受过严重冲击的样子。他更加健谈，仍然和我在夕阳的余晖中谈天说地，品文论诗，丝毫没有提及他运动中所遭受的苦难，对我更是没有一丝埋怨。只是说非常想念，非常想见到我和其他同学。我也说一直在惦念着老师，但是绝对不愿提起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惨景……最后，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对这场所谓“**********”表示了困惑与怀疑。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不舍地分别了。临别，韩师一再邀我到西石槽他家里去，并和同学们一起去，就说韩老师想他们呢！
自此，我成为了西石槽的常客，后来韩师不幸偏瘫，移居到四块玉，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原来深受韩师帮助的势利之人，都将师恩撇至脑后，不再联系了。我却去得更勤了，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越应该尽学生情谊。2008年深冬，韩师为纪念冰心逝世十周年用左手写了长文祭奠，竟无处发表。那时我突发心脏病不久，医生叮嘱“绝对静养”，但我闻讯后置医嘱于不顾，夜晚从石景山赶到天坛东里的四块玉取来稿子，费一周时间仔细打入电脑，拜请舒晋瑜同志在中华读书报刊出了。韩师全家不胜感慨，说韩师和我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和兄弟。是的，是莫逆之交，是此生难遇的知己……
2010年4月7日凌晨，韩师因肺心病去世，享年76岁。下午5点，韩师母第一个电话告知我噩耗。我刚写完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准备请韩师过目指正，闻听此讯如五雷轰顶，目瞪口呆！稍定神后即号啕大哭，写了《哭韩师》，发表在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上。
韩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选自《美文》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