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制造《红楼梦》事件，******主席“质问《文艺报》”，批胡适，抓胡风，几番风雨之后，张光年、侯金镜到《文艺报》赴任。
1956年底，我走进《文艺报》——鼓楼东南角下的一座小院，听命于侯金镜，受业于侯金镜。作家协会召开肃反总结大会，刘白羽刚刚讲完，陈企霞跳上讲台：“一定要说有成绩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堆木炭吧！”有人驳斥，他又吼了一嗓子：“还是一小堆木炭！”侯金镜对丁、陈一案迷惑不解。
次年，《文艺报》同作家协会一起迁入王府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峥嵘岁月稠，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一个个被拿下，丁玲高举右手，同意开除自己的党籍；在《国歌》里喊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人，跪倒在地，一掴一掌血，鲜血渗透的白衫被抓破了领袖；1969年底下干校，骂****“政治小丑”的侯金镜猝死，死后仍然背着“严重********”的结论——中国作协的“革命”变成一场“噩梦”。
能不忆金镜！
1979年，在讨论我入党申请的支部大会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
一踏进《文艺报》的门槛儿，侯金镜就嘱咐我说：“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就有了共同语言。”“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争取自己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
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熟悉业务。他教我一丝不苟，更要我“有胆有识”。为了一篇评论刘树德小说的文章，他连夜修改，仍不能起死回生，第二天一大早，满眼网着血丝，竟然向我表示歉意。他奖掖后进的不遗余力，凝重严谨的学风文风，时不时拿左手捏着眉心以减轻头痛的神态，以及那双高血压患者布满血丝的高度近视但异常明亮的眼睛，让我终生难忘。
当代文学史上“三红一创”的流行，与《文艺报》——特别是侯金镜指导下的规模性的评介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他的筹划下，我们多次拜访梁斌，对《红旗谱》进行全方位的、包括它的人情人性描写的研究和评论。我们约请冯牧及时撰写《初读〈创业史〉》，并以《创业史》为例，多次举办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大型学术讨论。深入部队座谈《红日》，由他编发闻山和我合写的《红日》的评论文章。《红岩》座谈声势浩大，影响极其广泛。其实，《文艺报》推出的重头作品岂止“三红一创”，此外还有杨沫的《青春之歌》（《文艺报》上连篇累牍的讨论，知识男女几乎尽人皆知），曲波的《林海雪原》（侯金镜亲自执笔撰写富有艺术说服力的评论），孙犁的《风云初记》（黄秋耘散文诗般的评论充分发掘其阴柔之美），以及特约冯牧重点撰写的《一部具有革命风格的作品——读〈在和平的日子里〉》、《坚实的道路，淳朴的诗篇——试谈李季的叙事诗新作》等。冯牧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和《略谈文学上的“反面教员”》具有反潮流的勇气。《文艺报》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历时不短的讨论，欧阳文彬和侯金镜关于茹志鹃小说的争论，侯金镜评论王愿坚小说的文章《结结实实的人物形象》和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实干家潘永福》等等，对抗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一时间，评论的身价提高，审美的意识增强，一种艺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批评之风逐渐在《文艺报》上露头。
早在1956年，侯金镜就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他批评说：“有的文章干脆抛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致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在这文学史上不寻常的岁月里，他敢于顶风，为收有萧平的《三月雪》、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李准的《信》、枉鹏程的《年轻的朋友》、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1956年短篇小说选集》撰写序言，序言的题目竟然是《激情和艺术特色》！他大声疾呼：“不能充分保证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在宽阔而自由地发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垒也不能最后地、彻底地被冲垮。”所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坛依旧反****、一步步走进死胡同的时刻，侯金镜写成《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作家们看到了希望。文章写道：“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当时那样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实则空谷足音。
1961年底，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的中篇、长篇小说。
走进云松巢，迎接我们的是《诗刊》的丁力和闻山。丁力整理《清诗稿》，案头一大堆资料，瓦片里一大摊烟头，我和侯金镜都吸烟，但是呛得不敢进他的屋。闻山是诗人兼书法家，他收集的古碑拓片十分珍贵，宝贝似的。是这些字帖拓片陪伴着闻山澡雪精神、将养身体，侯金镜和我捧之不忍释手，盛赞其富有。侯金镜对于丁力的《清史稿》工程赞不绝口，对丁力发现的绝妙诗词把玩不肯放手。闻山偏头痛，加之困难时期缺蛋白、少脂肪，身体尤其虚弱，不意遇见知心的大烟鬼。闻山极力反对吸烟，但反对无效，天寒地冻，只好整天关在屋子里叫丁力熏着。丁力对此深表遗憾，但没有办法，对他来说，不腾云驾雾，就没有灵感。
侯金镜给我们带来部队的好作风，像指挥战斗沉着冷静，像找士兵拉呱儿掏心窝子；工作时专心致志，一头埋在书本稿纸里，聊天时笑语欢声，一点架子也没有；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名副其实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在阅读全年长、中篇小说的过程中，侯金镜一有发现，便到我的房间向我推荐，要么上厕所路过，在我的窗外喊上一声，《红岩》就是他首先喊出来的。他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而且引经据典。只要论及鲁迅和苏俄文学，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对托尔斯泰、果戈理、别林斯基如数家珍。我发现在他的文艺思想里，有一条十分明晰的红线，就是现实主义！是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和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
侯金镜喜欢散步，白天阅读，饭后散步，散步途中，变成流动的文艺沙龙。
侯金镜喜欢倚长堤而卧的各色桥涵，人迹罕至却别有风味。我们沿长堤跨桥梁，一直绕到十七孔桥。一时兴起，便鼓起勇气寻找寂然独立的玉带桥，那是宗璞在《红豆》里情人约会的地方，宗璞是我们《文艺报》的同事。但侯金镜常带我们常去的地方是颐和园的后山，说后山有味，常常被人忽略，而雪后的后山更有韵味。他走路比谁都快，小跑一样，哪像散步！我腿长，也爱快走，紧跟不舍，可是苦了闻山，他多才多病身，遇事不慌，悠然优哉，一件军大衣紧紧裹住身子，迈方步，拉在后头。距离拉大了，他就急，喊：“金镜同志，你当是急行军吗！”我们停下步子，他补充地说：“困难时期，保存热量！”众大笑。
散步的时候，往往是侯金镜说话最多的时候，他反复强调“有胆有识”四个字，再三提醒当前的创作和评论一定要避免“胶柱鼓瑟”。又强调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写文章和发言，要有曲直和张弛，不能“一道汤”（戏曲名词，意指平铺直叙单调乏味）。1963年，他和《文艺报》的编辑观看豫剧《朝阳沟》，赞不绝口，转过身子对我们说：你看人家一波三折，“辫子上都有戏”！他的针对性非常明显，就是流行一时的舆论和风格一律太单调。
我清楚地记得，当侯金镜发现罗广斌、杨益言合作的《红岩》以后连连称道、欢喜若狂的情景。他叮嘱我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更需要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拿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绝不能拔高人物。他极其肯定地说：“当前环境下，宁肯牺牲浪漫主义，也不能牺牲现实主义！”在侯金镜的鼓励下，我写出了《1961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推出罗广斌、杨益言合作的《红岩》。一天，《人民日报》李希凡来，当他得知《红岩》如何激动人心之后，立即向我们约稿，侯金镜指派我执笔撰写。侯金镜再次叮嘱我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匮乏，我们要把好的精神食粮送给他们，继承传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我当夜写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认为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撼动。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引起反响，《红岩》大量出版。事隔一月，在******一次文艺理论家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筹备会上，侯金镜深入分析了《红岩》的思想和艺术。他观点鲜明，并不正颜厉色，讲话微有口吃，反而加重了每一句话的分量。会议期间，他亲自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共五人：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由我记录整理，《文艺报》发表，题为《〈红岩〉五人谈》，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当年全国的报纸副刊被称为“《红岩》年”。
侯金镜提醒我们在分析一部作品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不能概念化，正如毛主席说的，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其重要的是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不能把个性绝对化，恩格斯曾批评过拙劣的个性描写。他说，你精细地分析一个鼻子，但要看准它长在什么人的脸上，而人，又是历史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侯金镜的“鼻子”说，让我久记不忘。
在侯金镜的指导下，我遍览全年的中长篇小说，继《1961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之后，连续三年，对当年的中长篇小说进行综述。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颇受欢迎，侯金镜认为它在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无疑是鹤立鸡群，经过商议，同意在我起草的以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1963年的中篇、长篇小说》一文中加以介绍和推荐，同时嘱我，现在大讲阶级斗争，眼睁睁地盯着****翻案的活动，下笔要注意分寸，不可过分突出。这样，我便公开地肯定《李自成》第一卷的成功，并在文中提出：“当代题材的创作还在摸索之中，《李自成》却流传开来。《李自成》的成功，原因又在哪里呢？”粉碎“******”之后，姚雪垠几次见到我都要提及此事，说当时一片沉寂，唯有你们一家公开表了态，我个人非常感动。
侯金镜教我重视原作，适时对创作做出评述的那份认真，我一直继承下来。1977年底，复刊《人民文学》，我写了《粉碎“******”一年来的长篇小说》，1978复刊《文艺报》，写了《谈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印象》、《日趋繁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兴起》。
不论是非功过，《文艺报》认真阅读作品和及时推荐新人新作的评论作风源远流长，我终生受用。80年代参加作品讨论会，亲见冯牧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时，我联想起《文艺报》的日子，几乎掉下泪水；90年代以后参加研讨会，亲见一些发言离开文本分析，又想起《文艺报》，不觉悲从中来。
“大连会议”遭受批判，侯金镜不胜感叹，说：“从年轻时起，邵荃麟就献身革命，一生执著地忠于党的事业，仅仅说了几句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受尽折磨和迫害。”“像邵荃麟这样一个宽厚善良的人，他得罪了谁？”后来又说：“我把家庭、孩子什么都不顾，忘我地工作、工作，可是你怎么去做都是错，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文艺报》我干不了了，喂喂鸡总该可以吧？到农场喂鸡，自食其力！”
三年困难快要过去，阶级斗争又来了，他喟然长叹：“吃饱了，又瞎折腾了！”
“****”开始，********，侯金镜和冯牧在文联大楼地下室打扫卫生，墙上挂着****的像，他指着****的像大骂“政治小丑”！后来被红卫兵告发，五雷轰顶，差点没被红卫兵打死，当晚回家，喝了敌敌畏，幸被抢救。
1969年9月，中国作协下放干校，侯金镜一家连窝端。侯金镜最爱是书，家有书橱十多架，被认作“封资修”，多次被搜查。要下干校，这些书只好送的送、卖的卖，唯有鲁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鲁迅的书籍一本没动、一页不丢，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装箱，运往干校。
在干校，侯金镜属罪大恶极的重犯，风里爬、雨里滚，白天当苦力，夜晚啃马列，苦不堪言。
他买了一只马灯和一个小马扎，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坐在马札上，深度的眼镜对着马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冬夜，屋外北风怒吼，床头的豆光闪动。大家疲劳不堪，已经休息，他照例把小马灯拨亮，坐在小马扎上，俯身床边细读《列宁全集》，直到深夜。
1971年夏天，侯金镜调到蔬菜班，当年天旱，一天不浇，菜就蔫了。湖区的气温高达四十几度，侯金镜的血压居高不下，连续二十天挑水，又黑又瘦的身子快被烤成焦炭。
侯金镜挑着两个大桶，一晃一晃地，临到大坝，放下担子，大口大口地直喘气，我们同情他，说：“你怎么能干这活儿！粪在桶里晃动最难挑了。”他说：“锻炼锻炼嘛！平路担着还凑合，只是过大坝比较困难，有时得一桶一桶提过去。”
傍晚收工了，他坐在宿舍门口的小凳上，地上放一碗粥，放了很久，他连喝粥的力气也没了。
出事的这天，烧烤一般，其热难当，他去大田干了一天活，晚上又派往菜地挑水挖地，收工后，累到了极点，不及洗漱，便放倒干柴般已经佝偻的身躯，全身僵直。大约夜里十一点多钟，他的头从枕上滑落下来，发出急促的鼾声……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和岳母胡姥姥，坐在对面的床上，低头不语。连长李季叫醒食堂的老宋，老宋捅开火，煮好挂面，端给胡海珠，端给胡姥姥，端给医生，面凉了，谁也没动筷子。军宣队一直没有露面，大家静静地围守在小屋的周围。
“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侯金镜走了，在干校一座命名“向阳山”山顶阴气浓重的夜里走了。
第二天天不亮起床出工，全连大小人等，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宋师傅说：“侯金镜去武汉火葬场了。”
艳阳高照，侯金镜的小屋静悄悄、阴森森，蚊帐撩起来了，洗过的背心和短裤整整齐齐地置放在枕边，草帽挂在墙上。
1971年8月8日，卒年五十。
侯金镜要是多活35天，就能看见他指认的“政治小丑”如何被历史所粉碎。奇怪的是，侯金镜去世两个多月后，1971年10月14日，全连大会这样宣布侯金镜的结论：在“****”中犯了“严重********”。
侯金镜的遗孀胡海珠说：永远不能忘怀1971年8月7日夜晚到8月8日凌晨所发生的一切，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那是我的亲人啊！
侯金镜的骨灰到京，安放仪式办得匆忙，简陋得连一张遗像也没有。1979年，******主持中央工作，在京为侯金镜补开了追悼会（与韩北屏一起），周扬、林默涵、夏衍、刘白羽、张光年、严文井、丁玲、谢冰心、阳翰生、冯牧、周巍峙、胡可、杜烽、方杰、贺敬之都来了，隆重然而悲凉。
在个人文艺崇拜、偶语弃市的年代，在作为“文艺红旗”的《文艺报》上出现像侯金镜这样有胆有识、刚直不阿的批评家，是艺术良心的胜利。在《文艺报》的报史上，他将永存，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史上，他将永存。
能不忆金镜！
37年过去。2008年元旦，胡海珠在病中打来电话：“阎纲，你和永旺编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我收到了，非常动人，勾起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阎纲啊，你给金镜编个集子吧！我不行了，八十多了，眼睛不能看东西，肿瘤要确诊，你给金镜编一本书留个纪念吧，不然我难以瞑目。你再写篇序言。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说：“海珠同志，你放心，我再忙也得帮你做这件事。你再给谢永旺说一声，我们两个一块商量着编，整个包下来，你最后通读一遍就行。”她说：“我的眼睛看不了了……”我说：“我们二校，我们通读，后记我写，序言最好请胡可，他们是老战友了。”她很满意，说：“我这就给永旺和胡可打电话。”
侯金镜的死，文艺的损失，国家的耻辱。我们一定要纪念他。
当书稿递到我和永旺手里的那刻，我们的双眼一片模糊。
收入本书文章的作者，有侯金镜当年的老战友，有建国后特别是《文艺报》时期的同事和朋友，有诗人、作家、评论家，有他患难与共的、亲爱的夫人胡海珠等。
老战友秦兆阳写道：“可惜啊，已当盛年！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必定不再是‘无言的醺醺然’，必定有很多过去应该说而未说的话、后来有很多应该说而可以说的话要说啊！历史，从来是无字之处的文字比有字之处的文字要多得多。多少事，多少话，被活着的人忽略了，被复杂的矛盾抵消了，被死去的人带走了。”
亲密的同事张光年说，当时文艺界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必须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粗暴批评，二者严重地束缚着创作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侯金镜以“热情而细致的园丁”为己任，喜形于色地推荐新人，嫉恶如仇地迎击粗暴。
侯金镜是1954年底调作协、1971年8月8日凌晨逝世的，书中有的文章时间有误。孙犁说听到****死后侯金镜如何如何，其实，侯金镜是****摔死35天前去世的。有文章说，侯金镜指着****挂像说：“你看他像不像个小丑？”有人说，是隔壁一个小孩听见后告密的，有的则说是红卫兵报告的，有的说是棍棒之下侯金镜一个人承担的。
专就此事，我向当时专案组的召明进行询问，召明说：“这事我清楚。”她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侯金镜在牛棚和冯牧一起打扫卫生，室内挂着****的挂像，冯牧一边扫地一边愤愤地说：“排除异己，小人得志，斯文扫地！”正在一旁擦桌的侯金镜便直指****的挂像鄙夷地骂道：“政治小丑！”我问：事情到底是怎么暴露出去的呢？召明说，后来，对“黑帮”的管理有些松动，冯牧被王昆、周巍峙夫妇邀去聊天。他们的孩子用自行车把冯牧驮到南城中国歌舞团家里，冯牧不谨慎，把那天如何大骂****的事和盘托出，抒发郁结的怒气。孩子听见了，回到学校传播开来，被学校的红卫兵告发，然后兵临作协，提审冯牧，狠狠地打他和侯金镜，差点没被打死。当晚回家，侯金镜喝了敌敌畏，后被抢救。
对于这件事，胡海珠是这样说的：“金镜咒骂****为‘小丑’。
那件事，原发生在‘****’初期，是对着冯牧同志说的，冯牧不小心竟说出去了。被揭发出来时已经过了一年多，这时已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为此，他在单位挨了斗，挨了打，回来却对我说：‘冯牧不是故意说出来的。’‘绝不是故意说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说出去与不说出去，反正反映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怨不得别人。而且，他那样嫉恶如仇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也会爆发。”“他和冯牧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在我面前说过一句怨言。相反，他总是对我说：‘人家不是故意说的。’两人关系一如既往。他这种博大胸怀，对朋友之间的友情看得如此深重，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感到我的心灵也进一步净化了，升华了。”
血泪至情！人道精神！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胡海珠委托我们编结侯金镜的纪念集时，还要我同时办理出版事宜。我说，现在出书难，不少老作家自费出书，你出不起。她说，出版社要价不低，我根本不考虑，我想托人找一家印刷厂，少花些钱，印百把本赠送亲友就可以了。
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受******的迫害，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国将不国、家徒四壁的艰难时刻，竟把扣发的1200元工资一个子儿不留地上交党费，胡海珠也上缴了补发的克扣工资800元，而《纪念侯金镜》一本小书，还得自己掏腰包！找谁去？找中国作协的作家出版社吗？我很想打个报告上去，但一想到《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出版前后的艰难困苦，最后还是忍了。
两个月后，《纪念侯金镜》自费出版，印200本，胡可的《序》也很快在《文艺报》上发表，胡海珠电话里唏嘘着说：“我已经知足了！我现在可以住院了！”
胡海珠，时为《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革命老干部，“****”中备受折磨，年老多病，双目无异于失明，拖着“****”中致残的双腿艰苦度日，至今。
（选自《都市美文》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