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荒凉而富有浪漫色彩的所在，有点像置身于巴利伐尼亚的阿尔卑斯山区，或接近于阿迪杰河的上游一带。穿过水流，有两面石砌的绝壁互相对峙着，每一面绝壁上面都有一些庙堂或建筑物。每一面绝壁都是一座碉堡，仰望我们身旁的断崖顶端，我们看到了墙头上的刺刀在闪光，我们还看到了士兵那灰色的军帽。我们已处在一个叛乱省份的边缘。
此时要想乘船渡过黄河显然是不可能的。像脱闸之水一样的急流，带着从大浮冰边缘（这块大浮冰在距隘口约一英里的上游地带）冲扫下来的巨大冰块，荡涤着沿途的一切险阻障碍。有一道横贯激流的钢缆索，但这对我们来说也帮不了多少忙。村子里的船只都被收拾起来过冬，整整齐齐地沿岸半埋在沙滩中。
李从一家破旧不堪的小酒馆里出来。在那里，他曾经探听了一下情况。他听人说，过河的唯一通道是走上游的浮冰，黄河在那里被夹在山峦之间，冰冻得非常坚实。到这条通道还有一条路线——如果我们不想折回去翻过那道山梁的话——就是走直达断崖之上庙宇碉堡的小路。
“看来我们只好试试了”，苗点头同意。我们一起登上从硬石上挖出来的台阶，来到寺庙的入口。
寺庙是个气势宏大的建筑物，是为纪念古代征服了水患，固定了黄河通道的大禹而修建的。在主祭坛下面的一个地窖里，据说埋藏着他为规划这项宏伟使命而用的器具。这项使命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开九省，疏九途，筑堤于九沼，推平九座大山”等等。要是禹的后人们能够依照禹的计划，继续为疏通充满淤泥的河水而开挖水道（而不是企图靠建立越来越高的堤坝来堵住它），黄河也许早就不成其为中国的忧患了。
此刻，当我们就站在禹庙入口处对面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河边有一扇小门开着。这扇门直通绝壁上的小道，仅有一名士兵把守。他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们，但似乎并无敌意。
“你有何打算？”我问苗。“五美元就可打发他让我们通过。”他想了想说。
“不过太危险，”他最后又说道，“你是个外国人，而这里却存在着内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弄到个正式通行证。”
这一犹豫，使我们在禹门口白白地耽误了三天时间。
我们找到了负责这个要塞防守的一名年轻上尉，用很庄重的礼仪与他进行了交涉。他的态度无可指责，但却用遗憾的语调通知我们说，他受命严禁任何人过河。所有从陕西那边过来的人都要立刻被逮捕，说着他领我们看了一群反绑着双手，关在一个由士兵把守着的内院里的不幸者。当我们为所处的情况紧迫性和自身的重要性极力辩解时，他优雅而恭敬地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然后请我们去吃饭。他表现得实在出色，我们再次拿不定主意是否给他塞钱。结果，我们失掉了一次机会。此外，我们还提出要求，要他给河津的驻军长官（我们前一天夜里结识的朋友）挂个电话，那位是他的上司。他照此做了，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被告知必须与河津的地方长官接洽，得到他的批准，才能放行。
甚至苗也开始对这种情况感到心灰意冷，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叫通了电话。那位地方长官自然又是外出赴宴去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向我们道歉，并说他要拍电报到太原去请示处理意见，要得到答复，可能要等一两天。在此期间，要是我们在禹门口感到不舒服，因为这里是一个条件恶劣，终日有风的地方嘛，那么，如果“贝”先生和他的秘书能够作为他的客人来河津，住在他的“鄙衙”里，他将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这下可没辙喽！”当苗把交涉的结果转告我时，我不由得叹息道。一旦我们的要求被正式驳回，就是想给谁行贿也行不通了，除非我们能买通阎锡山。“你怎么看——留在这儿对你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
“要比在河津安全得多，”他答道。“我认为我们还是留在这儿，然后再试图找其他的出路”。他用大量的恭维话拒绝了那位地方长官的盛情邀请，对他说外国人都很固执，而这位外国人也不愿意返回去，即使只有二十里也罢。要是长官能给上峰发个加急电报，他将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我们一边对寺庙进行考察，一边和士兵们拉关系，交朋友，以此打发了当天的剩余时间。我们很快便发现，这座要塞里最受宠爱的竟是一个叫作“小虎”的小男孩。他的父亲是侦探队长，也是禹门口驻军的一个老资格军官。我们决计加意培植与小虎及其家人的关系。尽管我们也认识到，这么拉关系是在玩火，但照目前情况看来，舍此似乎再无良策。
侦探队长王，也就像现实生活中和电影故事里经常出现的那种侦探人物一样，是位体格高大、天性快活的汉子。他的职责是监视越过黄河的鸦片走私和查找共产党。对他来说，头一项工作比第二项工作可能油水要多一些；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似乎完全能够安心于这种在荒野中生活（不像那位上尉。他的神经比较脆弱，老是嘀嘀咕咕地怨恨这里娱乐生活不足）。王队长显然成了我们的人。
小虎是我们打开他心灵的钥匙。我们称赞这孩子那胖乎乎的四肢，称赞他聪明有力，称赞他和父亲的容貌酷似。我教他说“哈喽”，“古得拜”，我也希望我们在禹门口的逗留也恰好符合这两个词汇的含意。很快，我们便应邀和王队长住在了一起（他有一间专供自己使用的庙里厢房），愿留多久，就住多久。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铁了心的——我们决不打算原路返回。
第二天，天气愈发寒冷，风也愈来愈大。我们来到下面的村庄里，与李一起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我们独自爬上山去，找个渡河点渡河的可能性。但除了那条现在受到严密警卫的寺庙小道外，通往结冰河道的唯一路线约有好几英里远，而且其中有一段实际上攀登起来极其费力。我们再次咒骂起了自己所带的这么多行李。
中午回到寺庙后，我们发现通往河道的小门敞开着。警卫们正在换岗。此时我变得不顾一切了；我建议发动一次正面突击。征得苗同意后，我们便火速打点起行李，尽可能地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从门口走了出去。
就在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了约五十码左右的时候，突然从上面传来了哨兵大声呼唤警卫的喊叫声。我们摆出若无其事的架式，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抗议声，我很快便发现我们已陷入一群试图用步枪把我们赶回去的群情激昂的士兵包围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对苗悄声说道。他点头表示同意。我们脸上挂着一种凝固了的痴痴呆呆的微笑，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那位上尉朋友快步从后面的小路上赶上前来。无论他怎么说，得到的只有一种回答。这位是个想过河都想疯了的外国人，就是游过去他也在所不惜。谁敢阻拦他，谁就要负责任。外国人会在一时的冲动下产生希奇古怪的念头，他们还享有许多令人棘手的特权。而我们的这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外国人。
一幕奇异的景象出现了——在这条伟大的河流上方，狭窄的石阶小道上，站着一群人在比比划划地争执着什么；下面宽阔的河湾里，黄河奔腾不息，浑浊的河水翻卷出朵朵白色斑点。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寒冷的会谈，我觉得我们中大多数人挥动手臂，与其说是为了加强自己论点的说服力，倒不如说是为了取暖。在此情况下，我的行为已经大大越出自己的正当权限。但这位青年军官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所认准的就只有这一条：要是我们得以逃脱，他就要承担责任。
士兵们企图扣押我们的行李。我把我的行李重新又夺了回来，但苗就不能这么蛮横。他被两个人用胳膊强行扭住；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把他往回拖。“你走吧”，他招呼着我，但我可不能抛下他不管。上尉眼里饱含着泪水——部分是因为激动，部分是因为有刺骨冰凉的风。有些极端措施看来非采用不可了。
我们发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如果想让我们现在就回去，上尉就必须保证到明天中午允许我们渡过河去。这纯粹是恐吓手法，但我们要使自己的努力得到一点实际的收获。他很不情愿地勉强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于是，皆大欢喜。我们舍弃了寒风中的论战场所，回到了寺庙里的避风处。
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真有所得吗？一小时后我注意到，通往河口狭道的小门被用一根粗大的木杠顶得严严实实，插上闩，落了销。李悄悄对我说，士兵们已获得了射击命令——不管是不是外国人——要是我们再企图逃离的话。我们成了监禁在胖侦探屋子里的囚徒。
上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是圣诞节之夜，我们有好几天都丝毫得不到西安的消息。我们被放逐到这样一座荒野寺庙里（无论多么著名）。它的屋梁在狂风的袭击下不断地呻吟着：它的石基座受到滔滔激流的不断荡涤。正是这股滔滔激流，才阻隔了我们，使我们到不了目的地。直接行动失败了，除了返回依靠外交途径再交涉外，再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苗把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电话上。我躺到床上——唯一可以勉强取暖的地方——竭力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安慰自己。这也是我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本书。眼下的情景需要剧本排遣心中的烦闷；我感到我也与把自己封闭在石城堡里苦等情人的易梭德的处境相类似。然而面对着风浪发出的那深沉的音调，我为我们变化无常的命运找到了共鸣：
我的判断并不是来自显像中，
不过我想我自有占星的学说；
可是我不用它来卜命运的吉凶，
卜疫疠，灾荒或季候的性格；
我也不会给一刻刻时光掐算，
因为我没有从天上得到过启示；
指不出每分钟前途的风云雷电，
道不出帝王将相的时运趋势。
（但是我从你眼睛里引出知识，
从这不变的恒星中学到这学问；
说是美与真能够共同繁滋，
只要你能够转入永久的仓廪。）
要是我们还这么被这不明不白地强行监禁起来的话，我起誓，我至少要写出一本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新论著。这对一个中世纪经院的僧侣来说，倒是一个很合适的职业。
然而却有几位不曾预料的盟友站到了我们这一边。那位侦探王队长，开始对我们表示同情；看来给小虎拍照，让他毁灭性地摆弄我的打字机，也并非毫无效果。王队长与他在河津的朋友进行了磋商，然后通知我们说，他们中有两个人当晚要来拜访我们——一个是县长的秘书，一个是驻军军官（我们看得出来，后者肯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曾听任我们一直走到河边，而并没有警告说不能过去）。
大约五点钟，县长的秘书到了，骑着自行车，冻得脸色铁青。稍后不久，河津的那位卫戍队长也骑车走了过来。王侦探长把我们都请去赴宴。在设宴的地方，上尉出现了，他为那天早上的莽撞行为一个劲儿地道歉，所有的分歧在米酒和香烟的云雾中消散了。
王侦探是个出了名的酒徒，也是这次宴会的东道主。这一情况为我们的前景似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和苗简要交谈了几句（所幸的是，在这些人里英语是我俩的专用语言）。
“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有利时机”，我提出，“要是你能保持头脑冷静，我来给大家劝酒。”他神色庄重地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这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宴会，“白干”是中国酒中劲头最大的酒之一。它倒有点像荷兰的杜松子酒或伏特加；根据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它的某些作料是用鸽子粪作为调味品的。这种酒被成杯成杯地喝下去，味道十分浓烈，它的后劲令人可畏，就喝酒而言，中国人讲究不过量。他们有好几套酒令，以示惩戒，通常总是输家要喝酒。这就像英国大学生以酒罚人的那种原则。饮酒的杯子虽然很小，但受罚喝酒的机会却很频繁。在这些酒令中，两个人亮出手指，互猜双方手指加起数目的玩法最为流行。当猜拳进行到决胜阶段时，双方呼叫的声音便会愈来愈强。然而对于胜者而言，要是他还有点大丈夫气魄，也总会满怀同情心地与其“受害者”共干了此杯。于是，两个对手不仅在道义上，而且连干渴的嗓门也都得到了满足。
我对猜拳行令完全一窍不通，但这倒对我更有利。当酒宴隆重而热烈地开始举行之后，这伙人就不由自主地聚成一堆。王侦探是一个惯于后发制人的家伙——他声称他的酒量在三斤上下，因而可把他归之那种最能喝酒的人；第二条好汉是上尉（娱乐活动极度贫乏的禹门口，正好为酒徒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训练场）；河津的那位卫戍队长堪与他匹敌。书生气十足的县长秘书酒性最差，没喝多少便被搞得十分伤感。苗借口胃口虚弱，不能饮酒，因而在这伙人中唯一保持了头脑的清醒。
通过一只酒杯，我依稀记起那个圣诞节之夜的情景：我们的主人给我的杯子斟满了酒，他那张大脸盘变得容光焕发；上尉紧蹙双眉全神贯注，不顾死活地想要战胜他的上级；县长秘书（他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躺在炕上，看上去愁容满面，悲切切地死盯着天花板，一个劲儿地在想他怎么会到了这里；苗每隔一会儿便从桌旁拉走一个喝酒的同伙，急急忙忙地在屋子顶头低声交谈；我极力睁大我那锐气早已消尽的双目偷眼观瞧，勉强能够看见他在力求说服人家。没有哪个推销商或拉选票的人员，能够遇到比这更能顺从人意的材料了。我们主人的酒量大得好像总不满足，他一个劲儿地嚷着叫添酒，连仆人都感到有点吃惊。
宴会到午夜前方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喝得够多了。两位传令兵把我们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护送到了床上，苗仍然抓着县长秘书的夹克；把他扶牢，对准他就像在施行催眠术一般。侦探王队长迈开他那熊一般的步伐，正在对我讲着一个即将结束的故事。我半懂不懂的，听起来很吃力。
等到他们都已离开后，苗兴高采烈地走上前来。“我们明天就走，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好”，我费力地说。“用冷水把我浇醒。”要是我们确确实实能够走脱的话，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我们是醉酒过黄河。
第二天早晨——我蓦然想起今天正好是圣诞节——我们立即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采取了行动。我晃动着冻得僵硬的手指，忍受着晚宴后一直未恢复过来的头晕，给山西省的最高统治者阎锡山写了一份言词能够打动人的信。在信中我向他解释道，我们擅自决定冒险渡过黄河，尽管他的属下官员曾竭力劝阻，我们并未听从他们的劝告，切莫因我们的一意孤行而责难他们。我把信文的一个副本交给禹门口的那位侦探，另一个交给河津来的那位县长秘书。苗用中文拟了一个内容相类似的声明书，我们非常隆重地为这份声明举行了签字仪式。作为回报，王队长给我们开了张渡河的特别通行证，要求河对岸的守军给予我们一切协助和方便。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报答他的盛情厚意才好。最后苗花了十美元的巨额代价，买了一副墨镜（约为实际价的十倍）。他说他要以此抵御尘沙。实际上，在这个他有可能被人们认出来的区域里，这付墨镜是件非常有用的伪装品。
我们神色庄重地告别了禹庙。它那彩色的瓦檐在惨淡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在愈刮愈大的风中，那几株零落的参天大树开始了哀哀地呻吟。由于出现了在寺庙围墙内这段奇异插曲，此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我们在继续赶自己的路。苗倾向于把我们的成功归因于他那娴熟的外交手腕；我则确信我们无疑应当感谢小虎和白干的力量。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才了解到，比上述原因都更有说服力的，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因素。
小虎最后一次对我们说“古得拜”（虽然我明知他往往不分场合地对其他许多人不住嘴地一再说这句话）。他那圆圆的小脸蛋为我们给他收集的一堆铜板而乐不可支。我们的主人——王侦探和上尉——沿着一天前双方曾发生激烈争执的那条绝壁狭道，友好地陪伴着我们拾级而下。他们雇了三个挑夫为我们挑行李，并派一名士兵领我们过冰道。我们在悬崖下友好地道别分手，也许这些友好的词句并不完全都是虚情假意的呢。
至此，我们开始沿着石阶向上攀登。每绕过悬崖绝壁的拐弯处，强风就像坚实的物体一样扑打在我们身上，我们紧贴着绝壁，历经艰险才下到了大浮冰的边缘。向导给我们指出了浮冰上面的那条渡河冰道，冰道背阳光的一侧有数英寸厚的尘土和雪粉聚集着。他给我们指明好方向以后，便匆匆赶回去了。
这次渡河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这里风吹打在平坦的冰面上，把它打磨得像玻璃一样光滑。在过这一段时，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滑行着。我那双为便于行路而钉上掌的靴子，走这种路面很不适应。我极力稳住自己，拍下了一两张照片，疾风差一点把照相机从我手中夺了去。我想起我在穿过西伯利亚时，曾在克拉斯亚尔斯克停留了的五分钟，当时车厢外面的气温在零下六十度——风也像现在这样寒冷刺骨。不过在那儿，你总还能够立刻掉头重返暖气袭人的车厢。
一到河中央，我们便处在湍流最猛烈的冰面之上，湍流向着对岸的那条弯堤急冲而去。这一带的浮冰都被分割成了巨大的厚冰块，犹如颓塌的砖土建筑物一样堆集在四周。在这些巨大冰块的边缘，总有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裂缝。而且就在距此下游仅几百码的地方，便是这片浮冰的边缘地带，每时每刻都有大块的断冰带着撕裂人心的吼叫从那里消失，顷刻便又令人吃惊地在远处下游的浊流中浮现了出来。一想起有如此浩大的水流正在我们的脚下流过，想到它在两岸山脉之间所挟持的流速，我的头皮就禁不住发麻。
李现在开始在前面带路，我们几个零零散散地跟在他后面，弯腰弓背地顶风前进。风挟着沙尘和干雪扑打在我们的脸上。然而在另一边，我们却迷失了道路，碰上了一片石崖。我们没有斜穿过上游，而是抄直路过的河。不过我们中还没有谁特别急于想返回重来。
我们能够看到小路的走向，它高高地悬挂在山丘坡上。除爬上去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李成了这段戏剧性事件中的英雄人物。他想方设法找到了一条通向绝壁的路，然后把我们较大一些的行李先递送上去。身体看上去不那么强壮的苗，事实证明在岩石上犹如狸猫一样灵巧。当我们最终到达了那条小道，不由得俯视身下那有点望而生畏的深渊，这时我们才感到现在可以为我们庆贺了。我们终于来到了陕西。
尽管风寒刺骨，我们的浑身却为汗水所浸透。李坐在铺盖卷上，掏出一个红手帕擦他那张脸，然后说出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
“他们所以放你们走，”他兴致勃勃地宣布道，“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损失太大了。”
“什么？”我不解地问。我猜想他肯定指的是我们的膳食和住宿，而这总计并值不了多少钱。
“在你们到来之前，许多人都从这里过河，过河的人要给警卫的士兵交四美元。但在你们给地方长官通过电话之后，他们便不得不把那扇门关上，不让任何人通过。这三天每天都有百余人被迫折回。”
我看着苗。损失竟有一千元以上之多！怪不得他们放我们走。在这个我的所有“面子”和苗的外交手腕都办不成事的地方，由此看来，经济压力却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我们无疑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给我们的暗示。
自此以后，我们对李的见解也有点更加看重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贴着悬崖绝壁，沿着山道大步前进，一气直下到了稷门口，它的寺庙正处在我们这几天被囚禁过的那座寺院的对面。当我们的目光扫视寺庙的瓦屋顶时，只听得一阵发动机的音响——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们身后的山丘，朝太原方向飞去。我们甚至都能清楚地看到机翼上那银色的国民党太阳徽章。这架飞机也许就来自西安。
在河这边的寺庙里，我们掏出王队长给我们开的通行证，请求给我们提供骡子或毛驴。庙里的人们见到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李后来告诉我们说，他们一致认为我们肯定是从飞机上下来的，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有人渡河过来。不过他们还是给我们派了向导，把我们领到距此最近的一个能雇到毛驴的村庄。
我们是最后一次向禹门口的卫兵招手告别——在那座最高墙垛上的那个小小身影，我想肯定是小虎的。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沿着河岸沙滩地走了好几英里。在狭窄的山道下方，道路一下子开阔了，至少有半英里那么宽，这里正是黄土崖的背阴处，使人几乎感到了温暖的气息。除为数不多的几处狭窄水道外，整个河面都结着一层薄冰。
在黄河岸边上的一个贫穷不堪的小村里，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雇到四个肯把我们送到韩城的毛驴。韩城是个县城，在南边约二十英里处。苗就是在这里指望和他的朋友取得联系的。我们决定一鼓作气完成这段旅程。
我们把携带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了毛驴身上，而对于是否还敢再往我那驮满行李的牲口身上加上另外十二对石碑，我暗自拿不定主意。这时李突然发出了绝望的哭泣，我从来还未见他流露过强烈的情绪，其原因似乎是因为他在攀越河边那道山梁时丢了八美元钱，因而决心转回去把它找来。我们劝说他相信赶往韩城对我们来说更为紧迫，但他仍然显得悲痛欲绝。整整一天，在此后旅途的每一个间隙，他都要活灵活现地打着手势，描述他抬起一条腿向上攀登时，那笔钱是怎么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溜出去的。这次个人的不幸比之于任何一次险象环生的冒险经历，都更为使他震动。在其生涯中，这也可能是他首次遗失钱财。
这天是我所度过的最为艰辛的一个圣诞节。即使在英国所度过的一个下午打混合曲棍球，晚上又玩室内游戏的圣诞日，其劳累程度也根本无法与此相比。我们又上了平川，路应该说是好走多了，但黄土平原一上一下，连绵不断，我们只能沿着从黄土里开辟出来的崎岖小道攀上翻下，走个没完。黄土在我们周围卷起一团尘雾，使我们变得如同所雇毛驴一样，满身皆黄。大半旅程我都是徒步而行，因为我对骑在一个只及我身材三分之一大小的牲口身上，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感。我的这个怪习惯使驴夫们取笑得没完没了。
然而在和煦的阳光下，这里的乡间依然是美丽的，古塔和寺庙的房檐打破了原野那褐色的格调。我们一路大都循黄河而行。我们的确对这条河流产生了喜爱之心，喜欢它那宁静的平原式的气质风格。像华北许多地区一样，这一带的景色总的说来是绝对意大利式的。荒山秃岭的格调色彩也是那样的秀气。
走进一座小村庄，我们听到吹奏军号声，随即与一队向外走着的士兵相遇。他们是在前往稷门口的途中，所以，我们渡河的时机的确非常及时。苗剑秋说他们是冯钦哉的人，但我们不敢停下来询问。我们只有摸清了韩城的情况后方敢有所举动。
当晚是个满月天，是明月解救了我们。直到晚上快九点的时候，我们才转过一个小山包，居高临下地打量这座浮在眼前的县城。当我们临近月光下的城门阴影时，受到了厉声喝问。现在已经到了好人都回了家，在外面没有好人的时分，而我们也已疲乏得连答话都没有力气了。
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客店。与大多数这类客店相比而言，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我们蹲在火炕上，吃了面和麦饼，算是一顿圣诞节晚餐。在中国所度过的这个圣诞节将被看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当时我们还不曾认识到这一点。“明天咱就去查明附近那辆来接应咱们的汽车。”苗满意地说道。睡意像波浪一样湮灭了我们。在朦胧中，我依然能听到黄河的波涛声。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早就去拜访该县的县长。这位官员对我们来说是个未知数，因为我们得不到一点关于冯钦哉的消息，也不知道这一带到底是对南京还是西安友善。县衙门布置色彩协调，是国民党那种兰颜色，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到这么多的“新生活”运动标记。当我们正等待着县府里的大人物光临时，我悄声说道：“我觉得这个地方似乎不太妙。”但苗却显得更加乐观一些。
该县的县长终于出来了。这位县长属那种圆滑型官员，但能够接受新思想，且注重实际。双方开始了正式谈判，苗剑秋被迫掏出他的最后一张名片，这张名片上面印着他姓周。县长对我俩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因何如此急于赶到西安？
我对他解释道，我是个旅行者，并进一步说明我与张学良和委员长都有着重要的事情要联系。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要去西安呢？”县长和颜悦色地问道。他的眼光盯着我，然后又看看苗，“这两个人你们到西安一个也找不到。”
这样一来，我们感到倒使自己无话可说了。我不喜欢他那神态。“为什么？”我脱口质问道。
“你们还不知道？不过当然喽，我也是昨天从南京的无线电广播里收听到这一消息的。张学良和委员长已于昨天一起从西安飞抵洛阳。委员长今天将会返回首都。”
他留心察看我们对这一消息的反应。苗剑秋的脸色变得发白，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蒋介石会被释放，又是这么快，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到西安。”我坚持道。“韩城有小汽车或卡车吗？”
县长一个劲儿地对此直表歉意。韩城有好几周都没见过小汽车了。他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肯定。与此同时，他还用审视的眼光仔细地打量着苗，而苗则戴着墨镜，神情紧张地避免与其对视。
我们顾不得体面，匆忙离开了县衙门。“这则消息会是真的吗？”我问我的朋友。“这是南京广播上说的。少帅也曾一再说，要是委员长被释放，他就要跟他一道去”。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不过，我们必须离开韩城——立刻就走。我不喜欢这位县长。”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