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过去有关蒋介石死亡的传闻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在最近这几年里，这类谣言就不那么常见了。不过，这次恐怕不仅仅是个谣言吧。
西安，这座“西部平安之城”，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皇都，12月12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儿发生了一次“叛乱”，而张学良和杨虎城（陕西地方军总指挥）则是“叛乱”的领导人。这一切似乎都是明摆着的事：他俩采取联合行动，扣押了委员长。他们向南京的“中央政府”发去了一封电报，通报了这一事实，并明确要求改变国家的现行政策。对他们所提要求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对他们的解释彼此相距之遥远，就和莫斯科与东京一样，大相径庭。在最初几天里，有一个问题一再被提出——蒋介石被杀死了吗？
据悉，少帅曾给蒋夫人发了份私人电报，向她担保她丈夫的安全。了解张学良的人相信这可能是真的。而另外一些人只知道他过去“奸诈狡猾”，则对此更多地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计策。但任何一个对张学良的军队、这支来自满洲的旧式东北军有所了解的人，则认定：不管张学良想要怎么办，他的军队此时肯定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生命在他们手中一个铜板也不值。
最初传来的消息在全中国引起极大恐慌。如果说，此时还难于在南京政府内部搞一次信任投票，那么，目前这一情况无疑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声誉的一种颂扬。此外，最近几个月，即使那些对这位委员长非常冷淡的人，也开始把他看作是能够使中国走向团结的“强人”，全国唯一可接受的领袖。有两件事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第一件，是这年夏天由李宗仁和白崇禧领导的西南叛乱运动的和平解决。第二件事是众所周知的，随着这年秋天的日本入侵绥远，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而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它具体表现在南京政府终于开始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一种积极抵抗的政策。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其他两件事情。其中一件事可谓吉星高照，而另一件则愈发令人迷惑不解。
10月30日，在对这个特定日期经过几番犹豫之后，用盛大的礼仪庆祝了“委员长”的50岁生日。这件事被用来作为加强该国空军力量的一次大规模运动。各省政府和贸易商社，竞相给这位抗日斗争中的国家领袖捐献“生日飞机”。许多购买飞机的钱，是由全国各地的在校儿童和赤贫阶层捐献的。在本书中，我们还将会再次谈到这些飞机。
11月初，上海的棉纺工人发起了一次大罢工。刚开始，只是一次一般性的罢工运动，但当它在日本人控制的纱厂里持续了一周后，就变得目的明确了，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罢工的浪潮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了天津、青岛和济南。这是近年来劳工运动所造成的第一次严重动乱。
我曾于10月份冒险沿着新建成的广汉铁路做过一次旅行（这条赶建成的铁路使蒋介石具有了迅速派兵平定两广叛乱的能力）。举行祝寿活动时，我正好在广州。西南问题这时已经为银弹所解决。当我抵达时，广东的军人暴君陈济棠，已经离开广东去欧洲作一次愉快的巡游——或者，按中国人的那种更好听的提法，叫作去“出国考察”。陈济棠是中国名声最臭的赃官之一，他动用政府的炮艇在珠江上为自己走私违禁品，并在一位极其能干的“盖世太保”的帮助下，按芝加哥匪帮的组织方法维护其统治权力。
广西的统治者和这次叛乱的主要发动者白崇禧，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品格。早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曾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被广泛认为是（除委员长之外）中国最有才能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陈济棠垮台后，他把军队撤回到本省的据点里，在过去短短的几年里他极其出色地治理了该省。“西南运动”被平定后，白崇禧在南京接受了新的职位，但他显得并不急于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钻入“紫金山”那乌烟瘴气的官场中去。他也不想效法冯玉祥，在公众中声誉甚高，但在政治上却无能为力。
陈济棠与本书大概除了间接提到外，无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当然是带点愤世嫉俗、牢骚满腹情绪的——广州方面对于和南京联合，以及蒋介石以国事访问为名，来到广州，报以极大的热情，是继陈济棠离去之后，所表现的一种延缓已久的欢情。除了最近下台的英国首相外，我很难找出还有谁像陈济棠那样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厌恶。但白崇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依然是个重要人物，在这本书中他还将要与大家见面。
对于“委员长”在华南的声望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现在尚难评定。蒋介石本人就是个南方人，而且正是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他才首次出人头地。1926年，他作为“北伐军”司令离开广州，在此后其生涯至关重要的十年里，他再没回来过。这十年中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右翼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上海金融家的财政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政府，并不断扩大其权势范围，致使它看上去像个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政府”。他凯旋式地重新回到所有大城市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南京，表现出一副“南京”与“南方”已经完全彻底修复了彼此关系的神气，从而向着国家统一的奋斗方向，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生日那天，铜管乐队的奏鸣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给已习惯于喧闹声的广州人平添了几分喜庆的热闹气氛。当晚我在一个小电影院里，观看了一部特意放映的有关蒋介石检阅他的“礼物飞机”的影片；接下来是一部反映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新闻纪录片。当银幕上出现蒋介石的形象时，观众全体起立，齐唱颂扬国民党的歌曲。然而，斯大林和红军则受到了喝彩。
广州人过去最后一次认识蒋介石，还是他当革命军司令的时候（这是他一直骄傲地保持着的一个头衔），而蒋介石也十分注意不触犯他的南方支持者。他没有直接参与对南方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因为他的官方命令在那里不发生效果。现在，南京正在为一项复杂的工业发展和建设计划谋求广东的进一步支持，而对华南兴趣逐日增长的大英帝国，则给予该项目以巨额财政援助。如果南京想要西南对它俯首贴耳，它就必须奉行一种能够为这个国民革命的发祥地接受的政策。
上海大罢工兴起的时候，全国各界救国委员会（一个超党派组织）领导的爱国运动，也正处在最高潮。为了保卫绥远，人们正在天天筹备资金，商业界和银行家也公开支持起了“救国会”，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不同以往的是，目前的抗日情绪中包含着某些自信。
在“全救会”的七位领导人于11月22日晚突然被捕，并被引渡——在“租界法庭”经过一番疑窦丛生的审理后——引渡给中国当局这一事件发生后，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上海各界对此所感受的强烈震惊。逮捕的理由是他们从事颠覆和谋反活动；日本人指控“救国会”支持日本棉纺厂工人的大罢工。此后不久，大批大批的自由和进步杂志（在中国，事实上没有任何公开发行的杂志是完全民主和自由的），以及一些说真话的书籍，被官方查禁了。形势又恢复到了旧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最黑暗时期。
中国政府态度粗暴地匆忙解决了罢工问题，丝毫不理会工人们的请求。一支日本先头部队已在青岛登陆，而上海街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则密切注视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和那位“委员长”不知采用什么手法，竟轻而易举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针对入侵绥远所发动的一场极其高明的舆论战。在11月后半个月，南京政府内充满了“政策强硬化”的狂热，通过了断然拒绝日本人的某些提议，增援部队也在被派往北方前线。一次豪华的午餐会后，有位情绪激昂的南京官员对我说：“我们要继续保卫绥远；我们要挺进到察哈尔。接下来的目标是多伦诺尔。然后——不是还有沦陷的几个省吗？”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太甜蜜、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梦。但它的宣传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
欲理解中国对来自西安消息的反应，了解与此相关的某些背景材料是很必要的。人们普遍反对逮捕“救国会”的几位领导，他们都是享有盛名的专家和卓越的学者。日本陆战队在青岛的登陆，眼看就要酿成头号的民族危机，但这一危机终于在谈判中以牺牲中国工人的利益来挽回政府的面子为代价，成功地得以避免。时值绥远战役方兴未艾；只听得一个师又一个师的军队正在派往前线，“生日”飞机很快就要飞向北方，与日本的轰炸机展开会战。报纸充斥着“英勇的绥远保卫者”的司令傅作义将军的照片。由于无论是增援部队，还是“生日”飞机都甚至连前线的边也没沾上，因而绥远保卫者的英雄业绩尤为令人赞叹。
正因为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怅然若失感，或者甚至把蒋介石在陕西所处的险境，视为是对中国的一次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正当国家的统一举目可望的时候，就在政府要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进行“神圣”的民族防御战争之际，国家首脑人物的有效统治，却在西安被“匪徒”们断送了。
在这个时候，用“叛变”这个词来形容这一行动，还算是好听的，委员长即使尚未成为殉道者，也成了一个突出的悲剧人物。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他奋不顾身地冒险深入西北这个素怀不满的地区，和由此而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至于他究竟为什么去那里，却没人知道个所以然。不过大家都认为，这是他逞能逞到了不顾后果的程度。
现在，说他鲁莽是对蒋介石的最低限度的一种指责，甚至他最忠实的崇拜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为了掌握权力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他的南京政府在国内外所享有的团结声誉，统统都是一种政治诡计的胜利。而且，必要的时候，这种胜利来得绝对残酷无情。比较起来，有着不负责任和荒唐鬼名声的张学良，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则完全有可能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
西安舞台上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鲜明个性，是非常富有刺激性的，而少帅所扮演的角色则至少符合其本人特点。但从未栽过跟头的政治高手蒋介石，为什么竟会毫无顾忌地钻入蛇窟呢？既然最糟的事情业已发生，说这是因为他有勇气，倒也还冠冕堂皇。可是那些更了解蒋介石的人，则将这说成是一次判断失误。对于一个惯于使用甜言蜜语和采用血腥镇压手段，击垮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把“中央政府”组建成一个客观实体的人来说，说他这次行动是轻率、鲁莽，也未免太天真了。
在“双十二”（中国人对12月12日所发生事件的通俗提法）之前所产生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变化的真情实况之上，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的云。有许许多多的核心环节不为人们所知，有许许多多的动机人们弄不清楚。
北平当时的生活和往常一样，街头上既没有集会，也没有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兴高采烈的东北人躲在紧闭着的大门后，为张学良的身体健康而拼命干杯——他肯定挣得了——至少在这会儿——极多的“面子”。但大多数人的心思实在难于摸清。在旅馆和酒店，谣言四起。对北平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日本人对此将有何举动？
不过，此时的日本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不知如何是好。在正式场合，他们把这次叛乱斥之为“共产主义阴谋”，利用西安事变为其最近与德国签订的“反共盟约”张目。他们的反应比莫斯科更为迅速，在中国，他们的宣传活动无疑更有效果。然而此时此刻，他们为了万全起见，没有采取突然的行动。
英国使馆以超然的姿态忍受着煎熬。此事正好发生在它的一位君王逊位后没几天，令它恼火的沉重打击一个紧接着一个，纷至沓来。就像该机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说过的那样：“英国的君主体系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中国的委员长遭到绑架；更糟的是，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我们要输掉‘第二次测验！’”然而，正如为以后事态发展所证实的，英国使馆这一关过得还算顺利。
我当时热衷于收集当地的反应。一位住在中国人家里的英国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的女房东对此的反应：当她一抓起星期日早晨的报纸，刚读完那吓死人的大标题，便将早饭一下子喷吐了出来。毫无疑问，她的行为表现了强烈的激情。但是，我感到对这还可以做出种种不同解释。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知名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危机降临时，会被看作是引路的导师，但还不能说他们的表现就十分高贵尊严。他们中有一个大概算得上是最知名人物的，是位多年来致力于寻求和平与理智的知识分子，盛怒之下表现得比其他一切人都更为暴躁，主张发动一场把西安的叛乱堡垒夷为粉尘的讨伐。那些支持与日本建立一种相互理解合作关系的人，则毫不动摇地坚决要求对西安的叛乱者实施报复行动。然而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做出哪怕任何一点努力，去探求隐含在这次兵变后面的真实情况。
相比之下，那些军事领导人，那些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军阀”们，却极其引人注目地保持了冷静，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消息更为灵通。而学生们，这些性急如火，被说成是在一切事件中都会迫不及待地制造麻烦的不安定分子——此时则抱成一团，保留着自己的判断。
至于人民，这个有四亿中国人凝结成的巨大实体，名义上他们被人尊重，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关心他们，则沉默无言。但他们一直是在沉默着，这不仅仅是由于南京政府表现了自己的权威。在这样一个有着一套为学者——官员所钟爱的复杂文字系统，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注定要成为文盲的国度里，人民在危急时刻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有每隔一个长时期，凭借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掀起的一次次运动，他们才能够在中国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起义，或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时期。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存在着。
流传来的谣言和新闻报道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对西安所发生着的事情了解不够，而这些事情听起来却令人激动万分。我在陕西的这个首府有几个朋友，其中一位是张学良所办报纸的编辑。要是能去趟西安该多好，这样就能搞清楚这些神神秘秘的问题。
但怎样去呢？在正常情况下，通过陇海路可抵达陕西省。这条铁路线在郑州横穿过平汉铁路，再沿黄河在潼关经过一个隘关要道，然后进入陕西。可是，现在潼关是内战的前线，铁路和靠这条线路传递的所有通讯联系已被切断，而与这座“叛乱”者省份交界的地方，则因有政府军据守而处于僵持状态。
剩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乘坐飞机。我给那天和我一块参加示威游行的那位记者挂了个电话。
“飞到西安去一趟怎样？”
“这还用你说！”他答道。“在中国没有哪个记者会不乐于立刻抓住这个难得机会的。不过，我试探了一下‘欧洲社团’，提出由我自己包租一架飞机——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害怕把飞机都赔了进去。你甭管花多少钱，都休想乘飞机去西安。”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了。自事变发生后，三天已经过去，而形势依然令人扑朔迷离。大家都认为蒋还活着，但无疑在当囚犯。我极其渴望能够去西安。
第二天，晚上稍晚些时候，一位中国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你看过塔斯社关于西安的报道了吗？”我没看过，但这些消息却是令人兴奋的。根据“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的说法，西安叛乱是日本人以汪精卫作为主要中间人合谋策划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汪精卫还在欧洲）。就在政府要抵抗日本的时候，张学良却在背后捅了政府一刀；他宣传中所有关于联合阵线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至于与苏联结盟的建议嘛——这显然是有意向世界革命队伍表明苏联与他们有牵连。而这种话或者是从东京传来，或从墨西哥城飞到。苏联宣传机构说了“少帅”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说法实在荒谬不堪。如果要问某人关于张学良的印象，撇开过去所听到的不好印象不谈，那么，这就是他一直坚决抗日。“高明的宣传战，”我说，“不过莫斯科的做法似乎有点太过分了。里面还有点真理吗？”
我的朋友就是个东北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急得开始乱说一气，而这种情况在东北人中是很少见的。“不，当然不会。他们怎么会得到西安的情报呢？但你看这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所有对联合阵线持骑墙、观望态度的自由和进步力量，将很快返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要是俄国不支持这种政策，还会有谁呢？”
他显得极为愤慨。然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他加了句：“您愿去西安吗？”
问我愿不愿去西安？这正是我数日来朝思暮想要干的事。“怎么去？”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和张学良很熟的东北人，今夜打算去太原。××先生——您认识吗？”他道出了我那位在报社当特约通讯员的朋友名字，“他也打算去。计划是准备经过山西到达西安。”
要是唐打算去，那再好不过了，我知道我会被几家英国报纸派去采访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除非在西安已有了其他的通讯员。
“我打算去，”我说，“我在哪儿和你的朋友见面呢？”
他提出了一个约会地点。这趟火车在一小时内就要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