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之月，二月来到了。然而在西安，世事似乎还像往常那样地永恒不变。我们获得的所有消息，都靠无线电广播。每到深夜，我们便收听欧洲电台的短波节目。
马德里——“这座欧洲自由力量的最后防线”——时常濒于失陷，但却并没有失陷。在俄国对卡尔拉狄克的审判艰难而又缓慢地走向它的必然结局——无论把频率调到12个电台中的哪个波段，无论是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还是海参崴，翻来覆去播送的总是关于托洛斯基和恐怖主义的那一套故事。法国的人民阵线、英国的联合阵线、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阵线——不知怎么搞的，像突然凝固，无法转动了的新闻胶片一样，造成了一段悬念。这些日子在欧洲，有谁能看到马德里之外的形势呢？
澳大利亚，悉尼广播电台——“在几个人的掩护下，哈蒙德打了一个节奏明快的突破球；他们在奔跑……”板球似乎已经吸引了整个“澳新大陆”人们的注意力。香港广播电台——“本岛新的防御费用自然将意味着，使本地纳税人增加一笔数目可观的经济负担……”看来，不列颠也在远东武装了起来；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东京电台——“内阁危机在持续；鉴于军方的反对，议会的解散显然势在必行……”又是日本的内部危机；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多久呢？远东舞台上的所有这些熟悉的场面，几乎都在给人以宽慰。南京电台——“中国政府决定为美国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的遇难者善意捐助二十万美元……”这几乎使人感到是莫大的讽刺；因为在四川，已经有数百万中国农民在冬天的饥荒中面临饿死的危险。“绥远前线的中国边防军司令傅作义将军，讲述面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强敌，他的军队的英雄事迹……五百名装备极差，只有轻武器的中国士兵，击溃了数千名配有重武器的侵略者……”从女播音员那迷人的音调中，人们能够理解这种喜悦的心情；可是，她为什么对“国家的保卫者”仅只能使用步枪来对付坦克和大炮而如此激动呢？难道中国的士兵真得需要使用如此劣势的装备，来刺激他们的英雄主义吗？南京政府既有坦克飞机，也有大炮，可是所有这些东西，似乎都要用于压制和封锁西北方面提出的那个不合时宜的建议：也就是说，最好把用来对付西北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分配给在绥远进行抗战的人们。
在西安以东不到40英里的地方，双方军队隔着一条浅浅的河谷，相互对峙着。他们都准备好要进行战斗，可是，他们战斗又为的是什么？对于政府军来说，当然是奉命镇压一次叛乱。而反对进一步打剿共内战的西北军队，则似乎是在地方军阀的教唆下，对南京政府进行着挑战。如果战端开启，发动战争的责任当然不应该是他们。可是，没几个人是会因此而称赞他们的。
绝对没人真想要战争。至于杨虎城，如果他认为红军会支持他的话，也许会强行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可是，他知道红军并不想打仗。无论如何，这种僵持局面是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总有一方不得不做出让步。
据说，有一个解决方案事实上业已即将达成。西北方面的三支军队——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部队——将撤出西安，保持密切联系，而以兰州而不是陕西首府为其基地。这不是一次体面的撤退，但是，这至少可以避免做出打内战的可怕选择。
小刘神情极其沮丧地跑来看我。“要是东北军开往甘肃，到时候我就得跟他们去了。兰州那地方既没水，也没食物。我们可怎么生活呢？”
为了使他快活起来，我建议去看场电影；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许这是他能够看到的最后一场电影了。西安有唯一一部外国片子，因而在主要影院里被反复地演来演去。这部影片相当切合实际，它是华莱士·比里的“万岁城”，很受观众欢迎。不过，我们已经看过了两遍。我建议去看一部中国片子。
不幸的是，我们一头撞进了“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网里。我们看到的这部片子，是一部家庭纪实剧。它表现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他的儿子们忘记了做子女的基本责任，留恋城市里的那种富于刺激的生活，而不愿回到乡下老家去。从影片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的主要灾难，是音乐酒吧和不文明的行为。影片的最后是合家团聚，那位孙子准备当一名政府官员，而不是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使老人能够在满意中死去。我注意到，群众对这部片子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尽管它制作的还算可以，但正如它竭力想要灌输的那种伦理道德一样，其内容距现代中国的现实过于遥远。
影片演完后，小刘叹了口气道：“这样的片子谁也骗不了。我的父亲就像影片中的那样是一位官员——他高兴让我完成学业，然后找一门好亲事。当得知我离开大学，跑到西安后，他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不孝之子。可是，要是所有的儿女们都只知按自己父辈们的愿望行事，怎么能够建设新中国呢？”
“你给你父亲写过信吗？”我问。
“没有。要是我回到家里，”他痛苦地说，好像看透了一切似的，“我只能变成像影片中的那个儿子。我要去兰州，和东北战士在一起；或者，如果我能找到地方的话，我还可以参加红军军校。比起当个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品茶的小官吏，这终归要好些。”
我们下塌的这座旅馆几乎完全被抛弃了。旅馆经理，一位短小精悍的上海人，生活在北方蛮子中间，经常处于恐慌中。如果军队中再出现任何动乱，他感到他和那些南方籍雇员很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作为一名优秀的国民党员，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过去几周在西北实行的强制性措施的厌恶感。由于要照看旅馆，他不得不被迫留在工作岗位上。不过，一旦这些事“全完了”，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将毫不迟疑地立刻搬回到大城市。生活在西安，太富于刺激性了，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旅馆在损失着钱财；铁路在损失着钱财；每个人都在损失着钱财；对我来说，这种形势似乎包含着某种希望。工商界巨头们可能会竭尽全力给政府施加压力，从而打破对西安的封锁。
“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呢？”经理忧伤地说；“我听说军队正从前线撤下来。后来又听说，有一些人不愿撤退。有人说杨虎城将和东北军打起来。要是战斗在西安内部打起来，我们这些人和东西可怎么办呀？”
可是，也有许多迹象表明，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统辖区在甘肃，并且除张学良而外，大概算得上是东北将领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于学忠将军，已乘飞机抵达西安，呆在杨虎城的司令部里。2月2日早晨，西北救国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这份宣言既强烈反对内战，也声明不赞同在解决问题时任何一方为求得特殊利益而做的任何努力。这份宣言的出现，被看作是协议事实上已经达成的初步声明。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段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
我外出打探消息，可是没一个熟人在家。苗君一去不返杳无音信。报社的办公室像是几乎被遗弃了。甚至小刘也无影无踪。街头上呈现出一种异常的紧张气氛；每隔两家，就有一家店铺上了门，因为凭借着对危险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预感，而这种预感有时竟会一下子传遍一个中国城市，店铺的老板们似乎暗中被警告道：麻烦事就要降临了。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参谋总部新城之外，岗哨比以往增加了一倍。中午时分，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在灰色的屋顶瓦檐上。
在一家回民餐馆里，我独自一个吃了一顿煮羊肉和芝麻饼。正在这时，街上的嘈杂声突然愈来愈大，然后又静了下去。从南边的鼓楼附近，传来了沉闷的枪声。平时，西安经常可以听到兵营里传来实弹射击的枪声；可是，在这个方向并没有兵营。市内发生了什么事？
没人知道。大概是在打仗吧，服务员冷漠地说。当我来到街上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周围几乎没有行人，只是黄包车还像往常那样在等待着顾客。
黄包车夫通常像大人物那样消息非常灵通；可是，从这位把我一直拉回到旅馆的陕西壮汉那里，我却什么也打听不到。“城门已经被关上了，”他说。对此几乎可以这么认为：或者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或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北平有一次关城门是由于学生的示威游行。不过，我记得枪声来自城南。
一进旅馆，经理便欣喜若狂地向我问候：“唉呀，贝特兰先生，您的归来真使我高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你听说了吗？”
我没听说；他也没有，其他的人也都没有。我徒劳地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半个多小时。除了听其自然、静等消息外，绝对无计可施。一切头绪都被彻底搞乱了，所以，要再安定下来，显然要花费一些时间。当天傍晚，谣言四起，说是自于学忠以下的好几位领导人，都被枪杀了；尽管如此，似乎还没人知道究竟是谁搞得射击事件，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陪伴着我上床就寝，比往日稍早。这是我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反正迟早会有人来的。
我这样考虑着：世间的一切生物
只能够繁茂一个极短的时期，
而这座大舞台上的全部演出，
没有不受到星象的默化潜移；
我看见：人类像植物一样增多，
一样被头上的天空所鼓舞，所叱责；
在青春朝气中雀跃，过极峰而下坡，
坚持他们勇敢的品格到湮没——
于是，无常的世界就发出奇教……
小刘突然闯进屋来，他异常兴奋：“我一定要跟你说说！”他喊道。
“好，”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下午发生了什么事？”他恐惧地朝门口扫了一眼。过了一会儿，他戏剧性地宣布道：“我们把王以哲和何柱国给毙了！”
“你们毙了他们。你们是指你们的‘先锋队’吗？”
他点了点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是西北的叛徒——要把我们出卖给南京，孙铭久说一定要毙了他们。”
我陷入了沉思。王以哲是东北军的一位高级军官，他被认为是反动派，反对年轻军官的“激进派”小组。不过，我一直听说他是真正抗日的。何柱国是另一回事，他是东北军骑兵的总指挥，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算不上是东北军里的人。他过去一直是蒋介石的人，而且在共产党与东北军相互停战之后，他几乎是西北唯一继续和红军打仗的将军。我知道何在东北军中很不得人心，他肯定私下和南京进行着谈判。
“枪毙王以哲的理由是什么？”我问。
可是小刘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还只是个大孩子，显然还不知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他崇拜孙铭久这位东北青少年先锋队的年轻统帅，愿意追随他无论到那里。可是，眼下这次行动将向何处发展，现在还看不出来。
“现在我必须和特务营一起离开，”他神情紧张地说，“在东北军中将要出现分裂，我们也不知道杨虎城有什么打算。”
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在门口还有另外一名见习军官在等着他。
“再见，我的朋友。我们将到北边设法加入红军。不过，他们现在也许不愿接受我们。但除此而外再没地方可去了。”
“再见，tungChih（同志），祝你走运！”
他对我惨然一笑，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我能够理解这些惊慌失措的学生们眼下的困难处境：他们在变幻无常的最后这几天里，完全处于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他们曾听到过共产党的领袖详细解释关于“支持中国的统一领袖蒋介石”这一崭新的学说。可是，对于这些毫无经验的左倾分子们来说，实在转不过这个弯。所通过的那些协商解决方案都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他们要求采取行动；但是相反，一连几个星期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竟来了个其前景无法预卜的反其道而行。对于孙铭久，我知道他是反对撤退的；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就是怀有一种企图，企图借此阻止“投降”南京。它将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
第二天，我终于设法和张兆麟取得了联系，他肯定掌握着最新消息。一看到他那张宽阔而有点茫然的面孔，便使我感到莫大安慰。
“你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吗？是不是东北左倾分子兵变了？”
他不由得苦笑了。“这是你的那三位朋友：孙铭久、应德田和苗剑秋干的事。他们总想着要发动一场革命。”他给我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2月2日早晨，曾策划了逮捕蒋介石事件的同一批“青年军官”小组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考虑当前的形势。他们认为，即将实行的和解是一次背叛，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年老的指挥官。这些人——他们断言——光知道为自己着想。他们获悉了他们上司中某些人“变节行为”的确切情报，而且，在下级军官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之间，还有一段旧仇，后者在满洲曾有过那么一段不光彩的纪录。就在东北军整个都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某些高级军官居然为自己聚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私产，这是很不幸的。
王以哲似乎早有一种发生不测的预感。就在不久前，他举办过一次午餐会，当时客人们不理解他因何神情过于紧张，直到最后他才说：“你们没见咱这里刚好十三个人吗？这不就是说我们中要有一个人必死吗？”。自此以后，他一直隐居在鼓楼附近的家中。孙铭久和他的特务营开完紧急会议后，便来到了这里。他们破门而入，制服了卫兵，然后把这位将军击毙在床上。
可是，这只是个开头。王以哲的副手宋学礼将军，被捉住关押了起来，搜捕还在进行着；交通处长蒋斌，此人大家都知道，曾多次延误了“少帅”通电的发出，凡经他手的电报都受到严重阻挠，这次也被抓了起来。在菊花园，有一个很别致的旅馆，很多人都说那地方不怎么干净。东北军参谋部的另一位老资格军官就在此寄居着。这就是徐方上校。他们在他的屋子里发现了无线电设备，于是，他也被列入了“叛徒”名单。这三个人，没费多少劲便被带到了东门口，对着城墙站着，全给枪毙了。
然而，这次兵变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何柱国的，这些东北人毫不隐讳对他的强烈不满。何在新城之内杨虎城的司令部里。孙铭久及其同伙是有进入新城的正常权力的；现在，他们利用这个权力，成功地包围了杨虎城的住处，因为他们知道何柱国就在这里。这位被吓得要死的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只要任何一位“东北先锋队”的成员设法瞄准他，他的末日便算到了，因而死死揪住杨虎城的衣襟不放——在这伙兵变者面前，他几乎是唯一的安全屏障。孙铭久他们多次企图把杨虎城引诱到电话机旁，大门口，或者任何一个能够使可怜巴巴的何柱国无法在其身后躲避的地方。可是杨虎城毫不妥协，最终还是挫败了这些叛乱者。在意识到这么做对这些人也很危险时，他便信守了要帮助他们逃走的诺言。
“这么说，何柱国逃掉了”。
张点了点头。“杨虎城救了他。”他浓眉紧蹙：“这真使人不可思议——杨虎城保护了他。而且他已发布了逮捕孙铭久、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然而，又是他放跑了他们。”
“你的意思是说——他鼓动起了这次兵变，以便保护蒋介石的人，借此邀功请赏？”
“也许是这样。一切都很复杂。我知道孙铭久心地正直——这伙人一直反对和解，除非张少帅回来。可是，也许是杨虎城利用了他们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周恩来知不知道这次兵变？”
“我不清楚。共产党是极力反对任何这类行动的。还有些人说，这次兵变也针对的是他们，因此他们都躲了起来。我完全相信他们与这件事毫无牵连。”
无论其结局如何，这次兵变使东北军左翼完全陷于解体。反对和解的人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事实上，西北方面的军队已经开始从前线撤退。为阻止撤退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努力，也终于失败了。
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宣言回顾了最近在西北发生的事变经过，提出了三点建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必须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东北军和西北军按中央制定的计划撤退；群众运动和“救国委员会”的活动，南京政府必须予以保护和支持。这是第一次由西安当局正式发表的承认和解的宣言，而且也达成了协议。西安市内的疏散和改组工作，将在一周之内完成。2月4日，西北这次的暴动终于不那么体面地草草收了场。从12月12日到2月4日。总共是55天，由于中国人一般都喜欢双重数，因而，这次运动在西安立刻被命名为“五五暴动”。
然而，在2月2日极左分子兵变后的三天时间里，西安还是处在一片恐慌之中。王以哲统辖下的军队据说发动了叛乱，并威胁到杨虎城的军队；由于其他几个团的东北军离开了这座城市，因而一遇到紧急情况，事实上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控制局面。自从12月12日以来，西安城内的人们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慌和不安。戒严令被再次颁布执行。每过九点钟，大街上便空无一人。
最后和解方案的条款一直没有公布，可是，通过各个官方渠道，我能够把总协议的基本条款汇列出来。东北军，这支西北最大而有独自特点的军队，要撤退到甘肃；眼下它正退往甘肃边境附近的一座城镇——平凉。于学忠担任行动的直接指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移驻渭河北岸。西安的撤退一经完成，代表南京“军事委员会”的顾祝同将军，就将率军移驻西安，担任临时指挥。红军将退回到在该省北部自己的地盘上去；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红军和南京政府之间已经缔结了事实上的协定。他们作为政府常备军中的一部分，从此将受到南京的支持。统一阵线的全部主张，在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全会上，将被提交讨论；与此同时，西北的救国运动将受到当局的保护和支持。
上述这些东西，除了涉及红军的那部分外，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内容，充其量这不过是一个“善意谅解”，其作用超不过一张临时停战协定。而此时此刻真正使我关切的，则是我在西安的几位朋友们的命运。
要找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西北方面的军队刚一开始撤退，在那“55天”中存在于西安的许多组织，便立即解体了。从他先前工作的一家报社升任西安最大报纸主编的张兆麟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国民党官员卷土重来，他就会自动地为其所取代。当时曾为“抗日联合会”工作过的几乎每个人，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们会失去工作的问题。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会遭到报复。因为西北当局释放了的所有“蓝衣社”党徒和秘密警察，正等着和他们算老账。如果说西安的“赤色恐怖”只是神话的话，那么，“白色恐怖”却是切切实实地存在着的。在西安形势开始逆转的这个时期里，与救国会组织和宣传机构活动有牵连的几乎每个人，没过几天（特别是夜里）便统统转入了地下。往西安北边去，受欢迎的避难所是三原；红军虽然已从这里撤走了，杨虎城的大部分军队却集中在该城。从三原那里，有一条通往陕北“红区”的自由大道。
在最后几天里，大多数流亡者都肯定把自己隐蔽了起来。学生们成群结队地一走了之，其中有许多人投入“红军军校”和“红军政治训练学校”。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担保确信，南京会信守所谓的和解条件。在新的临时行政机构建立起来之前，该市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政府管理机关。在2月初的这几天里，西安很难给人留下任何印象；西北方面军队的撤退的确秩序良好，但其余的人则四处逃命，如鸟兽散。
西安的夜晚一片紧张忙碌。撤除武装警卫的一些场所，遭到持勃朗宁手枪的便衣警察的突袭。一些人乘机乱报私仇。市内的某些住宅在遭受洗劫，但却没有人前去制止。因为杨虎城的卫队还没有离开新城——在整个西安，几乎只有这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中国的传统新年就要来临，要是在往常，商店和澡堂的顾客会昼夜不断，生意异常兴隆。可是现在，一过晚上九点，便没人愿冒险来到大街上。外面到处游荡着的枪手实在太多了。
艾格尼丝在北边和红军在一起；细想起来，我觉得她在那儿其实倒还好些。小刘和他的朋友已经过了边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识的其他人都随身带着武器，在同一个地方决不过两个晚上，周恩来还在该市，但没人知道他的地方。
一天夜里，我突然从一声噩梦中惊醒。
我的屋子向来都不很昏暗，因为街灯透过旅馆的汽车盘道，可以直接照射进来。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了，微风无力地拂动着窗帘。由于旅馆采用的是隐蔽集中供热系统，待达到热度的最大值时，一般都很晚了，所以我总是开着窗户睡觉。
可是，现在却很冷，我发现自己在打哆嗦。
在睡梦中，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幽暗的楼下走去。楼梯的底层，有一盏孤灯，一扇通向黑暗的门。我下到了最后一级台阶，然后停了一会儿——梦中的这段时间觉得特别长——对面是敞开着的门道。
就在此刻（或是在 我醒了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身后有低声说话的声音，十分清晰，直到现在，我好像还能听见有谁在说：“你的三个朋友，苗剑秋、孙铭久和应德田，死啦！他们是在今晚被枪毙的。”
这究竟是有人趁夜色给我捎的口信，还是我过度紧张的神经造成的错觉，似乎都无关紧要；我模模糊糊地相信了这个事实。近一周来，我成了这座旅馆里的唯一客人。每天夜里，全体职员都不知藏到哪个隐蔽点去了，叫都叫不应。谁要闯进我的屋子，实在太容易了。
我来到窗口，向外眺望。凄凉冷落的水泥汽车盘道向外延伸，最后被紧闭着的大铁门挡住了视线。夜空遥远而凄冷；甚至星星都似乎被冻僵了。这座城市并没有沉寂下来，沿着空旷的大街，传来机动车急驰的声响。向北望去，城墙上方亮着一束光线（那个地方不用说正是铁路），传来锤打钢铁制品的丁当声。轮换工作的人们正在上着夜班。
我突然做出决定：现在是我离开西安的时候了。我关上窗户，第一次给寝室的门落了锁。
rihgt——据屠岸新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