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年轻外国观察者，在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处于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为了捕捉当时那种紧张气氛和领略那令人激动万分的情景而作出的一个尝试。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现在回首往事，我依然认为，在中国为其民族团结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西安事变”是其中最光彩夺目、最富有启示意义的环节之一。在这次事变中所显示出来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蕴含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精心策划的某些战争和政策谋略在内。
1936年12月，我自荣获罗兹奖学金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在北平已度过了一年中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我住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公寓里，与两位最积极能干的学生领袖同居一室。当时，埃德加·斯诺和他那位总爱幻想的妻子尼姆·威尔士，已从海淀区搬到了古城墙角落的一座公馆，在“狐狸塔”附近。作为斯诺的朋友，我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那年夏天，当斯诺进行那次开拓性旅行，到西北采访红军领袖们时，从燕大召来给他当翻译的，就是我的同舍宿友黄华。我的另一位宿友，是位身材魁梧的东北人，他叫张兆麟，不久便被召到西安，为少帅张学良编一份报纸。
多亏有这么多的关系，所以在蒋介石被俘于西安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时，我比大多数人都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久，我获得机会，遇见了曾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苗剑秋，并与他一道，进行了那次经由陆路到陕西首府西安的艰难备尝的旅行。我的旅行身份，是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和我们一起同往的，还有美联社的麦克·费希尔（也就是书中被称为“唐”的那位）。但只有我和苗剑秋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因此，我成了突破严密封锁，到达这座叛乱城市的唯一外国旅人。
现在，要说我对西安事变的记述还有某些价值的话，那大概是因为，我的记述完全是以见证人的身份，用第一手材料写出来的。兵变的发生经过，我是直接听之于少帅的那三位忠心不贰的助手——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久，他们三个协助少帅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使其得以实施执行。在本书中，我把他们称为“西安的三个火枪手”。关于杨虎城和他那支陕西军队的情况，我是从王炳南和他那位德国妻子——王安娜那里听到的，进而又通过他们的那位热情似火、个性坚强的朋友——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得到了更深刻的直接个人印象。不久，艾格尼丝、王安娜和我都卷入了西安无线电台的外语广播，因为我们发现，这是打破新闻封锁的唯一途径。后来我们得知，我们的广播受到了外国驻华使馆的密切关注，对当时国际政策的制定，也许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后来的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对有关细节已经有了详尽的论述，也都特别强调共产党派往西安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便如此，如果要我再次讲述这段经历的话，我还要说，在协助解决这次危机中，周恩来作为核心人物，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在西安舞台上的四个主要人物中，只有蒋介石和周恩来，在中国具有最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而具有骑士般侠肝义胆的理想主义者少帅张学良和勇猛无畏的陕西战士杨虎城，则是主要的不幸者：俩人不仅都失去了他们的指挥权和军队，而且在那位至死不忘曾蒙受过其耻辱的委员长的无情报复下，一个被终生监禁，另一个在南京政府行将垮台之际合家被害。
1986年12月，为了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我和我的妻子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邀，访问了北京和西安。于盛夏之际离开新西兰，在冰封雪冻的华北古城度过了极度紧张的两周多时间，实在令人感到既兴奋，又突然。
许多老朋友业已过世，而一些新的面孔则唤起我对他们的追思之情。在机场，杨虎城的大儿子杨拯民看上去酷似他的爸爸。张学良的表弟，温文尔雅的张学文，穿了件皮领毛呢外套，又很像我那位不安份的旅扮——爱把自己装扮成资产者的苗剑秋。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还是我在西安回忆起来的面容。
身材开阔的陕西人王炳南已是满头银发，他曾是深受杨虎城和周恩来信任的联络人。王炳南的前妻、金发碧眼的王安娜（现在的安娜莉丝·马顿丝）那突出来的侧影，使我想起她与我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共同主持西安电台外语广播时的情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少说也有一千人参加的盛大宴会上，有位身着长衫，留着几缕胡须的老先生，在用他那似曾相识的透彻双目凝视着我，我记起来了，他就是前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久。应德田早已故去，苗剑秋据说在日本，而眼下的这位就是“西安的三个火枪手”中的最后一人。
重返古都西安，一切就像50年前一样，在晴朗的冬日里，我们从蒋介石在华清池的寐处出发，缓缓登上位于山腰的那座冰雪覆盖的“兵谏亭”。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地方，地下掩埋的一支军队依然在庆贺那位完成了修筑万里长城的帝王的伟绩，而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安事变也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是不会被忘记的——我所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外国旁观者，一个激浪堤边的守望人，我有幸获得了这样一个涉足其中的机会，从而感到自己也是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詹姆斯·贝特兰
1988年10月12日于新西兰惠灵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