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以人们认可的“新生活”姿态欢迎委员长的到来，条条街道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名黄包车夫，都给配发了一身蓝、白色相间的外套，标有各自的姓名和号码。火车站附近的北城门上，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支持革命领袖蒋介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标语牌经过了此后两个月的风风雨雨，居然保存了下来，在这座“叛乱”城市最终重新被南京军队占领时，又把它整治一新，用来欢迎南京军队。
通往蒋介石预定驻地临潼的公路，被数百名劳工苦力修理得平平展展，以便于他的轿车行驶。在古老的华清宫庭院内，人们经过两天狂热的忙碌，给所有的木制品涂了一层油漆，使它焕发了新的生机。室内也架设了电线，安装了电灯、电话。安乐椅被从市内运来了，在杨贵妃昔日的楼阁里，为委员长备下了许多连她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豪华用品和家具。
蒋介石随身带着他那支经过精心挑选的45人卫队。为了加强卫队的力量，又从洛阳行营仔细选拔了50个人，组成一支部队，驻扎在华清池。住在宫内招待所的客人、生活在周围的农家，都在接到通知后的一小时之内，匆匆搬到了别处。在他的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侍从副官钱大钧、侄子蒋孝先和其他几个人的陪同下，蒋介石移驻进这座寺院式旅馆。
至于其他的人，包括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将军和最受信赖的顾问在内的其他随从人员，则被安置到了“西京招待所”。这是该市唯一的现代化旅馆，当时住在该旅馆的还有来自“满洲”的著名骑兵统帅马占山将军。他曾诱使日本人在“满洲国政府”中给他安排了一个部长职位，然后带走两百万美元，继续投入“义勇军”的工作中去。因其坦率直言而引起天津日本人关注的东北军指挥官于学忠此时也在这里，他早些时候于《何梅协定》签署之后，被蒋介石下令调往甘肃。
在随后几天的座谈中，双方的分歧变得日趋明显。蒋介石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继续进行新的反共战役。少帅和他的助手，包括陕西的杨虎城将军、甘肃的于学忠将军等人，则力主停止打共产党，开赴前线打日本。这是一个陈旧的争论话题，就这个话题委员长和少帅已经持续争论了不下一年。蒋介石坚持认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要超过任何形式的抗日行动。在他的心目中国家的统一对他来说，首要的就是对“赤色军队”的强行镇压。张学良则极力辩解道：红军现在准备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这些“匪”是根本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被镇压下去的。正因为如此，与他们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全国抵抗的统一阵线则更为可取。
不难看出，上面所谈到的纯粹是选择某种政策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这种事情都会在公众中引起争论，直至家喻户晓，人人参加，才会通过舆论界的彻底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然而中国并非是一个民主国家。即便是在国民党官僚统治下的仁义“训导”时期，也不会放松到允许各阶层人都来公开讨论国家问题的程度。参加这种讨论的一方——官方——的观点，人们已经听得够多了，许多人都已经听腻了，人家怎么说，就怎么相信：共产党是靠谋杀和抢劫为生的非人的妖魔鬼怪，他们是中国统一的死敌；在积极的对外政策得以实施之前，一定要将他们斩草除根。张学良则认为，完成统一，除了损失巨大，并使内战绵绵无期的办法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他这种观点至少是很符合情理的。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在南京公开提出的问题。
在此时此刻，也正如事态所早已表明的，许多人还真诚地相信：中央政府在准备实行积极抵抗政策，甚至还要在绥远发起反击。而张学良和他的朋友们对此认识得更为透彻。他们看到，在绥远的中央军三个师集结在该省东南边境一线，远离其所应到达的前线阵地，但要用于调过头来对付红军，则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他们看到，数不清的食品、武器、弹药和汽油在往西北聚集，摆放在西安以西的陇海铁路线上。他们更清楚的是，尽管每天日本飞机都在轰炸中国军队和村庄，被派到绥远的却没有哪怕是一架南京政府的飞机。然而现在，随着委员长的到来，他们看到80架南京最新式的轰炸机——由为保卫国家的爱国者募捐捐助起来的“生日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随时准备发动一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
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了。蒋介石到西安来，并不是想要讨论他们的请求。他之所以来这里，是要亲临监督使反共战役得以开始。
在这个时候，把这样一种政策公布出来，任何一个熟悉东北军情绪的人，都会认识到它所存在的危险性。毫无疑问，蒋介石肯定在这方面判断严重失误，他过低估计了在西北地区他自己的军队中间对发动反共新战役的反抗情绪。当然，他也知道是存在着一些反对派，但在他的心目中，他认为他完全可以控制局势。所以，他总是仔细避免集体会面东北军指挥官，只是对他们做个别谈话，力图使他们同意他的观点。下面是他得到的一些回答：“蒋委员长，俺娘被日本人杀了；俺的俩兄妹惨死在满洲……”“俺爸被日本人用刺刀挑了，尸首在村外一直还没掩埋呢。”“委员长，我们必须服从您的命令，直到今天也没变样。但我们决不想再和自己的同胞打仗了。我们一定要打回自己的老家去，那里呼唤着我们，也需要我们。”对每个指挥官蒋介石都重复着同样的回答：“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打日本的程度；你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消灭红军。”这些谈话均以失败告终。
所有爆发危机的因素在陕西的首府都已经形成了。而且再次——如同近年在中国所频频出现的那样——事情的触发点是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12月9日，星期三，是一年前北平学生运动的周年纪念日。那是为抗议日本在华北五省精心策划发动“自治运动”而爆发的一次成功的运动。就在这一天，在西安有来自东北大学和各中学的数千名学生，一大早便游行穿过街道，请求向绥远派遣援兵。学生们未能见到张“少帅”，便前往省政府所在地，邵力子省长要他们无须担心国民党的爱国诚意，并告诫他们要服从校规校纪。他们拜访了绥靖专员杨虎城，依然一无所得。在西安市内受到挫折后，他们决计游行到临潼，面见委员长本人。
得知这一情况后，地方政府官员慌了，竭力想劝阻他们不要这么做。警戒在一所学校外面的警察奉其局长马志超之命（马志超也是直接听省长邵力子指挥的），对游行队伍开了火，重伤了两名中学学生。这一行动更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情绪，大约四千多学生强行通过东门，准备步行到临潼请求清算这一罪行。这使形势开始变得严重了起来，因为在中国，只要敢对示威游行的学生开枪，肯定要引起动乱。一听说发生了射击学生事件的消息，张学良立即驱车追赶游行队伍，就在昔日古长安的帝王与其部下将相经常惜别的那座跨越“渭河”的著名桥梁——灞桥之上，拦住了学生。在这里，他面对这群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发表了演讲，请求他们返回市内去。对于他们的请求，他将在一周内（他许诺道）给以满意的答复。
人们心潮澎湃、情绪激昂，特别是年轻一些的东北军军官。就在次日——星期四——西北方面的军事指挥官和蒋介石的随从军官举行了联席会议。与共产党的战争必须进行下去，南京方面的人对此寸步不让。要是张少帅及其军队不愿合作，就要把他们调往南方去。这位与“匪”友好相处的“剿匪者”的差使，业已由委员长最宠信的支持者之一——蒋鼎文将军所正式取代。据说，重新发动反共战役的新命令将于12月12日在西安公布，事情已经不存在丝毫的回旋余地了。
这是兵变的前夕，对此甚至蒋介石都似乎有所察觉。星期五这天，他命令配备一辆专列，为他次日的离去做好准备。发动反共战役的新军令也将与此同时下达到部队。不过他已经不可能乘上这辆专列了。
就在星期五夜间稍晚一些的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青年“激进派”的一些文职官员。出席这次午夜秘密会议的13个人做出决定：抢在反共新战役发动之前，先发制人，逮捕蒋介石及其所有随员。
“少帅”严令要把蒋介石活着捉回来，这项棘手任务被交由他的年轻警卫队长孙铭久执行。孙铭久指挥着东北军的特务营，该营包括部分最近来到西安的北平学生。杨虎城的一个与此相类似的特务营被派去包围西京招待所和市内的其他重要据点。整个兵变在一两个小时内便策划完毕，然而却具有经过相当深思熟虑才能提出的效果——事实上，那些青年军官把全部心思一直用在现在这个时刻上。总攻发动的时间就定在即将到来的早晨六点整。
12月12日，星期六清晨，曙光尚未破晓，西安的许多人被持续不断的激烈的锣声惊醒，随之而来的是从市内各处传来的枪声。由于招待所的房子建在内院后方，易于被隔开，因而在两三点钟时便被包围了。早晨六点钟，杨虎城的部队冲进去逮捕了蒋的随员。住在旅馆客房里的外国人看到门窗被子弹射落和恶狠狠的士兵突然破门而入，吓得惊慌失措；在楼梯平台上也有子弹飞舞；楼梯上鲜血流淌。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还是它的圆满结束——不曾出现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而且除了微不足道的伤亡外，蒋介石的全体随员均被俘获。人们在流传着一些关于蒋介石手下第一流的将军们在被捕时的表现，不是说他们怎么怎么勇敢，而是说他们如何如何胆小怕死。在中国，好在这类事人们都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所以很快便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与此同时，该市的重要据点——国民党总部，铁路与电报局，以及特务中心（即“蓝衣社”秘密机构的“老巢”，连同里面的文件和无线电台）都被包围并占领；“公安局”——这是为警察站起的一个冠冕堂皇的中国名称，也被包围了起来；省长邵力子被抓获，他的妻子——一位前共产党员——在试图促成他逃跑时伤了手指：在机场那边，南京开来的所有轰炸机均被缴获；受命看管住飞机，使其无法起飞的陕西军队，只知道用刺刀扎捅飞机的油箱，再无任何良策。最后还是一位南京的驾驶员提了个较好的办法，拿开内燃机火花塞，才解决了问题。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只有委员长的特务做了一点抵抗，但也未能持续多久。两小时之内，西安便牢牢控制在了兵变者手中。
然而，这一切行动的核心关键，则是抓获委员长。此时此刻，临潼的情况倒底怎样呢？
一开完13位谋反元凶的午夜秘会，张学良的那位卫队队长便径直来到三天前张学良曾对着大批愤怒的学生发表谈话的那座横跨渭河的著名桥梁——灞桥之上。从东北军特务营挑出来的二百名战士，正在此等着他。孙铭久简明扼要地向他们讲述了包围蒋介石行营的行动计划——这是一次不合适的谋反行动，但他们却欣然接受了，他们静静地登上卡车，向临潼开去。
东北军早已占据了华清宫的后山头，这时开在前面的第一辆卡车突然不顾一切地朝着通往寺院的那条柳荫大道冲了上去。在门口值班的有三个哨兵，他们向卡车发出喝问，接着开火，然而很快便无声无息了。东北军战士拿下了第一重院子，蒋介石的大部分卫兵还在沉睡，突如其来的袭击使他们猝不及防。由于处境不利，他们基本上大都没怎么抵抗便被消灭了。
头道门的战斗结束之后，孙铭久带着他的部下迅速来到蒋介石下塌的内院。他们打破门窗玻璃向里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第一间屋子里空无一人，在蒋介石睡眠的第二间屋子里，他们发现了胡乱丢弃的睡衣、鞋子、制服和一顶帽子——但却见不到委员长。蒋介石已经逃走了。
通过寺院围墙的旁门只有一个，这个门在后院，直通骊山山脉那裸露的山坡。听到第一声警报之后，蒋介石肯定立即忙不迭地穿过这道后门，或翻墙逃到了山上。东北军沿山散开四处搜寻。
此时在寺院的下方，围绕着莲花池，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着。在第一批被俘的南京军官中，有一个是蒋介石的侄子，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头子蒋孝先。当东北军战士认出是他时，立刻将他就地处决了。寺院围墙内有近百名精选出来的政府军卫兵，但他们士气低落，没人指挥，也无路可退。他们还有六挺机关枪，也没把这些机关枪投入战斗，如果他们毅然决然地把这些机关枪掌握在手的话，完全有可能把进攻部队阻挡几小时，但没人真的决心抵抗。在蒋介石逃离出去之后，抵抗在他们看来似乎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在其投降之前，蒋介石卫队的伤亡人数还不到20个。
回头再看西安。在少帅的指挥部，电话机周围簇拥着一群情绪激动的官员。市内的一切都进展顺利，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委员长的命运。早晨八点左右，到这时人们的精神早已经高度紧张，从临潼打来一个电话。寺院已被占领，但蒋介石本人却逃了出去。刹那间仿佛出现了一片惊恐。
与此同时，孙铭久和他的部下正翻过冰封雪冻的岩石，趁着朦胧的晨光由山下向山上搜去。骊山的小路四通八达，对各条小路进行的搜索均毫无结果。在条件如此困难的区域内，要说蒋介石会走多远，显然是不可能的。到了最后，搜索者们试探着往寺庙东边的一条山谷找去，这条山谷连小路都没有，只有裸露在外的山石和深深的积雪。此后不久，从山腰便传来了喊声，说是有了新发现。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在往山坡下方移动的时候，为搜捕者们所发现。他的主人距此也不会太远。
通往这个峡谷的中途，有一块暴露出来的巨石悬挂在一块石板岩上。如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山脉的每个其他地点一样，这个地方也有其历史意义，它以被称作“虎攀石”或“虎石”而闻名。也正是在这里，藏身在山隙石缝间的蒋介石终于被发现了。他穿的睡衣上只罩了件浅色中国式长袍，赤裸的手脚也在昏天黑地逃窜时被刺破挂伤。寒冷和过度疲劳使他浑身颤抖不已，贴着潮湿的岩石缩做一团。交火射击的枪声此刻也许依然回响在他的耳旁。
孙铭久以他的正式头衔，称呼他为“委员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一称呼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可是在孙铭久的话语里并不含有丝毫讽刺意味。然而蒋介石的回答则像是一个绝望者的回答。
“如果你是我的同志，”他声音嘶哑地说，“现在就把我开枪打死算了。”
“我们决不对您开枪！”这位年轻的将领神态自若地说道。“我们只要求您领导我们的国家抗击日本。到那时我们将第一个为我们的委员长而欢呼。”随同的东北军战士一致喊出了他们同意的呼声。
但蒋介石依然赖在那块石头上不走，费力地说：“把张帅叫来，然后我才下去。”
“张帅不在这里，”孙铭久答道。“军队在市内发生了叛乱，我们到这里来保护您。”
这段话编的并不算天衣无缝，但看来却使这位委员长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请求来匹马把他驮下山，因为他的脚伤在流血，并被冻得发紫。
“这里没有马，”孙铭久说。“但我可以把你背下山去。”于是他在蒋介石脚下的雪地上跪了下来。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面，它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传奇故事。略微迟疑了一下之后，委员长接受了这番善意之举，表情痛苦地爬到了这位青年军官的背上。后者犹如一名现代圣·克里斯托弗斯，神态庄严地驮着他往山坡下走去，直到一名侍卫拿着蒋的鞋子赶来。归途的其他时间，蒋介石在众人的簇拥下徒步而行。
华清宫此时完全安静了下来。大约在九点钟，西安方面急切期待的这则消息方通过电话传了回去。张学良司令部里持续了数小时的紧张气氛才变得缓和了。兵变取得了成功。
蒋介石被俘后，表示希望能返回他在寺院里的居室。但他被告知说，这些屋子在战斗时已遭到毁坏，如果他住在市内，就会感到更舒适和安全一些。最后这一点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离开他的警卫，这位军事独裁者的生命就会变得一钱不值。
这一小批人下山之后，在公路上乘坐上汽车。蒋介石表现得格外克制，甚至拒绝别人好心给他披上件大衣。他好像没心思和人谈话。与此相反，孙铭久却非常想和他聊几句。
“过去的事过去了，”孙铭久说。“从今往后，一定要为中国制定一种新政策。”
“我坚信，”委员长冷冷答道，“你们的张帅关于中国已经有了一条绝好的政策。”
“目前正处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孙铭久开始反击，“我们希望委员长能接受人民的请求。”
“我一直在准备考虑张帅的请求。”
“中国的一项最紧迫的任务，”孙铭久继续说，“就是要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正是西北人民的一致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反而下令攻打红军呢？”
“我从没说过我不打日本。”蒋恼怒地说。
“但东北军所要求的是您尽可能快地打日本，因为他们的家园被敌人强占了，而全中国人民都在为他们的损失而感到痛心。”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开始强硬起来。“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没有错。”
“既然你代表中国人民，你为什么不抵抗日本，这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要是你不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你又怎么能够声称自己代表他们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一种大概蒋介石多年来从未听到的逻辑推理。他本来还可以使用对付国民党政客的那套狡辩术与之抗诉，但在这里却全然用不上。直到这个时候，他大概感觉到他多少接触到一点实际情况。
“我是革命者，”他大声宣布道。“我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你们把我投入监狱，我的精神也决不会屈服于他人。”
说完这句话，他便一言不发了。
在那些过于自负而不肯接受失败的人中间，也总有某些令人敬佩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他这种过于自负中，人们才看穿了蒋介石的弱点：他丝毫听不得批评，根本听不进去广大同胞的一致意见。谁要敢于当面告诉墨索里尼真理，他就有可能难免遭到绑架。但蒋介石不是法西斯独裁者（虽然也许有人一度曾乐于把他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本人对此可能也并非不情愿）。他凭借精心着意使自己超然于党派之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并经常为其行动负责而维持了自己的权势地位，直至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他从来没有失去过在幕后对许多傀儡人物的多方有效控制。只是当他在西安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那段短时期里，他才有点惊愕地了解到关于他的支持者们的许多事情。
对于张学良的行动，也只能用这样一种理由来解释：舍此再无其他办法能够把他的处境昭示于国人面前。到现在为止不难看出，此次兵变没有夹杂他的丝毫复仇动机。这是因为，在震天价响的枪声消失之前，再往骊山上多丢一两具尸体，实在太容易了。蒋介石在西北的敌人就够他受的了；在中国还有许多对在上海、武汉和广州大屠杀念念不忘的人。他们会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那天早上孙铭久在虎攀石边得到的那个机会。但暗杀并不是西安事变的终极目的，像张学良（他曾经试过那种暗杀手段）这样的人大概也明白，暗杀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对于像孙铭久这样的一些更为年轻气盛的人来说，则理解不了。西安兵变是一次武装示威行动，因为除此而外，采取其他形式的任何抗议，都难于奏效。不仅如此，它还试图导致国家政策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如果这种转变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话，那当然很好）则完全系于作为中国统一的领袖蒋介石一个人身上。反正不管怎么说，采取这个行动，的确要冒很大的危险。但蒋介石的死却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用任何报复行动都无法自圆其说的。
临近午时，委员长被带到了“新城”内为他准备的新住处。在西安的帝王时代，这里曾是前唐朝宫殿的所在地，现在则是“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古城堡。蒋介石神情极其沮丧地请求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会儿。“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他一再对孙铭久说，“但现在请你离开我，我们毕竟今天才初次见面。”稍后不久，“少帅”来拜访他这位非同寻常的俘虏。他毕恭毕敬地走进屋来，鞠着大躬，满口在西方人听起来稀奇古怪的中国式道歉话，为他的客人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与不安而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