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懿宗咸通三年即公元862年，世隆调兵遣将攻打唐之安南地（即今天的越南）。因安南经略使王宽抵御无力，朝廷于是派湖南观察使蔡袭任安南经略使来抵御南诏的侵略。樊绰作为蔡的幕僚也前往安南。
由于蔡袭本人对南诏了解也很少，但为了击退南诏军，蔡袭就派樊绰等对南诏进行研究。樊绰临危受命，著成此书。
咸通四年（863），南诏世隆攻克安南重镇交趾（今天的越南河内）。蔡袭和家人、从官70余人战死。樊绰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才得脱身。
咸通五年（864），樊绰受命任夔州（即今天的四川奉节）都督府长史。这段长史经历，对他写成《蛮书》十分有益。
再说说《蛮书》这本书的成书过程。
樊绰写成此书，有两点基础。
第一点，吸收前人的成果。
当樊绰受命研究南诏时，樊绰他本人对南诏也是知之甚少的。作为一个有见识的读书人，樊绰自然求之于书籍。于是，他找到了袁滋的《云南记》。
袁滋也是唐朝人。唐德宗贞元十年即公元794年，袁滋受朝廷的委派出使到南诏，册封蒙异牟寻为南诏王。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南方边疆多是瘴疠蛮荒之地，来此一趟，虽不能说是死无葬身之地，但也得折去几年的阳寿。于是，当袁滋行至云南境内的石门关时，想一想前路渺渺不可预知，生死系于一线，旦夕之间便可能阴阳两隔。悲怆之下，在此勒石作记，即后人所说的《袁滋摩崖》。《云南记》即是其出使云南之作。
《云南记》是袁滋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写成的，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樊绰写作《蛮书》是临危受命，时间仓促，容不得他深入考察、细细地思考。于是，樊绰就在袁滋《云南记》的基础上，草创此书。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人也常常将《蛮书》称之为《云南记》。
第二点，深入实地考察。
在历史上，樊绰的《蛮书》之所以能够取代袁滋的《云南记》而流传于后世，并不仅在于它吸取了多少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樊绰进行了一番卓有成效的实地考察。
在樊绰出任夔州后，他又一次深入到黔、荆、巴和夏等四地进行考察，其考察内容之广泛，可称得上“笼天地于行内，挫万物于笔端”。不仅如此，樊绰的这次考察写作，更注重广泛地吸取前人的成果，如《后汉书》《广异记》等，竭尽其能地使之逐渐完备。
最后，大概说说《蛮书》的内容。
《蛮书》是唐代有关云南的专著，是研究唐代西南民族和历史最为重要的著作。它又叫《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话》等多个名称，其中以《云南志》和《蛮书》最为常用。
《蛮书》详细记述了云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城镇、交通、里程和物产等，并对当时南诏的历史、政治、经济及西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都做了系统的介绍。
《蛮书》，共10章，其主要内容是：云南界内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昭第三，名类第四，六俭第五，云南城镇第六，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蛮夷风俗第八，南蛮条教第九，南蛮疆界接连番夷国名第十。
因《蛮书》所记详备，故而后世流传甚广。宋代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之《艺文志》、宋代的晁补之《郡斋读书志》及元代主编的《宋史·艺文志》等都有记载。在明代，由于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比以前更紧密、更频繁，并且后人的著述也比前人更为详细，至此，《蛮书》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在明代，《蛮书》流传不是很广，仅记录在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里。到了清代，清代旧学整理很有成绩。比如，在乾隆朝编纂了《四库全书》。此时，四库馆臣便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蛮书》。单独成册的《蛮书》被收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遂又流传于后世。
清阮福《普洱茶记》
由于清代是普洱茶的兴盛时期，因此，清人对普洱的记述胜过前人。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一些私人著述，如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官修的如清道光年间的《普洱府志》。但他们都是把普洱看作是其著述中的一部分，而阮福的《普洱茶记》是一篇专门记述普洱茶的著述。虽然很短，但是它确实是历代所有记述普洱论著中的集大成者。
清阮福《普洱茶记》全部内容为：
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极边地，历代未经内附。檀萃《滇海虞衡志》云：尝疑普洱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范成大言，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以茶易西藩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李石《续博物志》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尤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李石亦南宋人。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判伏诛，遍历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设分防。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
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素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与《通志》所载之名互异。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思茅志稿》云：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当采茶时，先具醴礼祭于此；又云茶产六山，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种茶之家，芟锄备至，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或于他物同器，则染其气而不堪饮矣。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内容：
1. 他通过辩驳唐、宋和清人的论断，得出普洱茶的起源时间，即“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极边地，历代未经内附。檀萃《滇海虞衡志》云：尝疑普洱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范成大言，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李石《续博物志》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尤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李石亦南宋人”。
2. 记载普洱茶的产地——六大茶山，并说明六大茶山具有不同的记载。
3. 他具有较为通达的普洱观，不把普洱茶局限于普洱府一地所产的茶，而是认为“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
4. 他详细记载了清代采办贡茶的过程和贡茶的种类。即“每年进贡之茶，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5. 他记述了一些普洱茶的种类及其得名的原因。即“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
人们常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阮福的《普洱茶记》很短，但是它涉及普洱茶的多个方面。它胜过前人，启迪后人，泽被后世。
历史遗留老茶票
在讲老茶庄时，我们提到过一些普洱茶的内飞和内票。事实上，内飞和内票都是茶票。所谓普洱茶票是泛指那些普洱紧压茶的纸质注记和包装。
普洱茶的茶票起自何时，今人已经无法考证。因为这些茶票当在初制作时都是极其简单的，是采用糯米纸或手工纸经雕版印刷而制成的，所以时间一长，就常常被蠹虫或茶虫蛀蚀。因而在历史上不要说很原始的茶票会保留下来，即便是清末民初的茶票至今大都已是斑驳难全了。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就无法考证其渊源了。
但从民初留下来的茶票可以知道：茶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票，一种是小票。
大票通常也叫内票，一般是102毫米×125毫米或144毫米×144毫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其兼有说明书和广告书双重功效。这从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同庆号老圆茶的内票就可以知道。在这些内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茶庄的制茶理念，如同庆号的制茶理念是其所制的茶是“督办易武正山阳春又细嫩白尖，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出自天然”。
内票通常是置于茶饼正面和外包装纸之间。如果外包装比较薄，其内票就隐约可见。内票因为它的面积较大，所以内票上不仅有文字还有较宽的边框和图案。如同庆号的龙马内票和双狮内票及乾利贞宋聘号的“如意平安盒”图案的内票。因为它们都制作得很精美，所以是很难得到的票类艺术珍品。
除了内票外，普洱茶还有一种叫做小票的茶票，通常叫做内飞，类似于注册商标。内飞比内票小。其面积通常是37毫米×37毫米或50毫米×75毫米。内飞的内容比较简单，通常是只有文字，没有图案。但也有些内飞是图案占据着整个内飞，只有几个字镶嵌其中，这几个字通常是该茶庄的字号。
内飞一般是在茶品的制作过程中，将其嵌入成品茶：有的深埋茶中，只露出一边或一角；有的则浅浮茶上。
除去内票、内飞外，普洱茶票还有外票等多种茶票，但以内飞和内票为主。普洱茶历时已久，茶票也历经不凡，其内容由最初的茶品说明，发展到兼有品牌商标、防伪存真等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普洱渐盛的过程，因为伪造大都是伪造著名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