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还不是短暂的社会下流化倾向，而是在社会下流化过程中伴随着“思潮下流化”倾向。如果说社会下流化背景下，整个社会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性、还能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全社会戮力同心，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社会将有可能很快走出下流化陷阱。但如果在社会群体收入下流化的同时，病急乱投医，陷入“思潮下流化”泥潭，社会将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这一点有德国动物学家霍斯特发现的鲦鱼效应为社会心理基础：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他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鲦鱼效应警示人类社会：一个社会被甩在时代身后的中位数以下人群越多，就越盼着救世主的出现；人们越是期待一个强权机构为自己伸张正义，民众权利被剥夺的奴役之路也越甚，且越发导致多数人被甩到中位数以下。
鲦鱼效应往往跟“靠煽动仇恨驱动的诈骗”紧密相连。“靠煽动仇恨驱动的诈骗”明知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是为了一己之私，刻意迎合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民粹心理，通过迁怒和转移矛盾等方式，达到煽动和挑起民众对某个阶层的仇恨为目的，比如对于高房价高物价，不是耐心细致地解释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原因，不是吁求经济模式的整体变革，而是一味呼吁政府强权，迁怒于开发商和投资者，达以左右逢迎上下讨好的目的，以奠定一己“民众代言人”的地位，大发国难财。甚至有一些民粹派学者，把一切社会矛盾归结于市场经济，鼓吹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些民粹派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逻辑，就是政府管制的权力越大，权力的含金量越大，驯服权力就越成为不可能。他们把政府和权力当成了一个天生道德而且是先知般的存在。而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经济的基本规律、社会的基本规律、人性的基本规律，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组织和制度都是无法超越的。
罗杰斯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说道：一个社会智商在中位数以下的人占一半。更何况，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收入在中位数以下，那么他们的智商能够保持在中位数以上的人数将会更少。愤怒和仇恨会使人们失去耐心和理智。
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这时候守住坚定的价值观就特别重要，这样的价值观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人类历史证明过而且仍将继续证明的普世价值：经济自由市场化（这是一切的基础）、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并且怀疑一切宣称和自我宣称可以很快达到效果的各种“非常手段”“铁腕政策”。
中国现代化之路箭在弦上
国际国内的大量学者，都不看好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前中国遭遇的经济困境，也让我们看到这种政府主导模式日渐衰竭的迹象。
2012年6月7日，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中国投资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在会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任剑涛表示：“中国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中国经济数据大都是做出来的，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2012年9月《财经》杂志封面文章，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政府主导型经济边际效用越来越低，也就是腐败、通胀和环境污染等负面价值逐渐超过财富和自由增长的正面价值。经济合法性遭破坏反过来瓦解政治合法性。
尽管今天的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很多麻烦甚至非常棘手，但我对未来总体持乐观态度。我认为未来中国十年之内必有大变革，甚至不需要十年也等不到十年，最理想的状态是五年之内即有大变革。而且这个变革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向富民强国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上走，是一条重新相信并回到自由市场，相信市场力量，尊重经济规律的自由市场经济道路。
2012年9月9日，马云在杭州举办的网商大会上说：“经济会越来越糟糕，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十年以后成功的企业一定比今天多，有钱的人一定比今天多，但是不是你，你要想明白，你一定要听消费者，听的是市场，因为市场才能决定未来。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经济靠民营经济、靠政策；后十年靠外企；最近十年靠国企。今天的民企怎么样了，都打得满地找牙，找不到方向感。中国必须恢复到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人，是企业家精神。”
在《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一书里，我把百年中国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时代；第二个30年是政府主导的权力市场经济时代。都是到走不下去了才迫不得已进行改革。接下来的第三个30年，毫无疑问应该是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今天的中国，用政府投资刺激政策根本没用，因为今天的所有问题都是投资型政府即权力市场经济所导致，再用这种办法只会添乱。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是改革投资型政府，把发展的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实施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到走投无路了才被迫启动。但今后的改革会更理性、更智慧。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可以说箭在弦上弯弓待发，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最后决策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
1.从上到下，改革的愿望和压力非常强烈，只是从哪里起步，动力和智慧还不足。未来改革必定从经济改革起步，产权和市场自由还诸民众，是包括政治改革在内一切改革的基础。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改革的使命在邓小平时代已经完成，全社会所有问题诸如经济可持续、环境、贫富差距、社会诚信等都应归结到政治体制上来。先有政改，其他改革才有可能。持此观点者不了解现实国情和基本政治常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今天依然成立。中外历史上大量政府还处在非宪政时期，也不妨碍那时候的经济自由和产权自由。政府只能管公共事务。如果像当下中国农民一样连土地、农房的财产都可以“被民主”，像中国式“市场经济”一样到处充斥行政垄断，则政治和经济都只能成为权贵集团的囊中物！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我们往前推一点点：财产公有必定权力私有！先经济自由和法治（保障经济自由），再政治民主。这条路才走得通、走得直、走得稳。
2.环境压力、通胀压力、民众生存及官民矛盾压力以及国企效率的迅速衰败和经济下行压力将是改革的四大持续性压力。
3.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计划经济到政府主导的半市场经济，我们都已经尝试过了，只有一条路——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还没有尝试过，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尝试成功了。所以，这基本上也是仅剩的一条能够走得成功的路。世界上没有什么特殊道路，只有特别挫折。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规律和时间。
4.在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交织之际，往往是各种民粹和极“左”思潮翻涌的年代。这个时代亦然。所幸“重庆事件”和刚刚发生的借抗日打砸抢烧的915事件，基本切断了极“左”在中国复辟的道路，也使广大民众的理性和智力迅速提高。著名军事评论人赵楚说：“毫无疑问，915就是新文革预演，这是任何爱国的口号不能掩盖的，所以事情的直接起点不是日本人购岛（钓鱼岛），而是9月9日，这也是重庆相关案件陆续开庭后新文革分子早已密谋策划的阴谋。”从游行队伍中批量复制的毛主席像和不止一处的“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等标语中可以看出，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同时，9月15日的青岛、西安、长沙等地恶性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迅速得到网民谴责、政府控制，9月16日以后局面迅速冷静下来让张宏良、韩德强等人显得有些气急败坏（韩教授当街打八十老人，张撰文支持），似乎也可以看出端倪。这个事件，在互联网360度的聚光灯下，近乎以直播形式让国人看到了极“左”的可怕之处。公民理性在互联网时代得到加强。十年全国性的“文革”，到四年重庆“唱红打黑”，到不足十天的“抗日小文革”，透明度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短，公民理性和社会则在不断进步。
5.中国最后一批抱残守缺坚定地守着旧观念、旧理论、旧教条不放的打江山辈元老级人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要么已经相继离世，要么日薄西山年老体弱，逐渐不再成为制度改革的重要阻力。
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2012年9月2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贾尔斯·钱斯在FT中文网撰文《中国能保持竞争力吗？》：中国在2012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下降三位，传递的讯息是，下降，就是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中国要保持繁荣程度的提升，就不能原地踏步，而应继续开放和改革。
文章说，2012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发布“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该报告指出了中国要继续改善自身境况所需走的道路。这个道路并不好走，但至少是清晰的，它包括：（1）实施基于市场的改革来增强经济活力；（2）加速创新；（3）走向“绿色经济”；（4）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社会保障；（5）增强税基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6）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对外开放。
文章还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公布时，在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激起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引起了中国一些主宰性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不满。中国最有才能的学生中，有太多把自己毕业之后的雄心寄托在进入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上。中国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学生送进中央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但更多的中国好大学毕业的学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业里，需要让他们看到令人激动的、有价值的职业前景，以及不俗的经济回报。中国必须改善创业企业和小企业的成长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它们能通过更好的渠道来获取利息合理的贷款，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企业所有权、品牌所有权的法律环境。要实现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中国必须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所设定的一系列方向，需要执行的决心。如果不执行，中国就必然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
2012年9月18日，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公布了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中国香港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地区，蝉联全球第一位。台湾地区居第15位。美国跌至第18位，中国大陆排名第107位，比2009年的103位还退步了4位。由此亦可见，我们的进步空间可谓巨大，不是一般的大。
我赞同经济学者胡释之的观点，中国改革的路径就四个字——国退民进：“我们急需的是要做这个事情。民营经济其实根本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扶持，它唯一需要的是政府一视同仁，或者叫平等、自由。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给民营经济什么特权，而在于削弱国有经济的特权；问题不在于怎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在于怎么限制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而不是考公务员进国企的热情，如此才能真正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而不是移民热情。”
改革的路径和方法很清晰，就是自由市场，先财产自由、市场自由、迁徙自由，实现完全市场经济；同时实施文化民主，言论和出版自由；接着政治民主化水到渠成。有点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到那时，古老的中国一定会重新焕发出朝阳般的青春活力。
2012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