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同志来看望，还带来一盆蝴蝶兰。
送花，是时尚，近年才流行起来的，而一盆价格不菲的蝴蝶兰，这人情就显得更为盛莺。
顿时，蓬荜生辉。
由此想起早年间西德作家伯尔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可惜忘记题名了，但留下的印象，仍很深刻。故事的主人公，大概是一个女孩子，她叔叔从战场上回来了，为了谋生，坚持在这个被盟军炸成废墟的城市里，要开设一家出售鲜花的门市部。当时，大家连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尚不具备，觉得他的想法，实在有点儿荒唐。但是，他颇周执，因陋就简还是开张起来。想不到的是，鲜花带给人们的慰藉，所寄托着的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里，所起到的滋润心灵的作用，正是大家所需要的。结果，这家小花店的生意，却是出乎意料的好。
生活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稍微有点闲情逸致，能“今日得宽余”地小憩一刻，就会产生对于美的欲求。美丽的花，给人们带来观感上的愉悦，和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审美享受，是同样的。当然，无论是欣赏鲜花，还是阅读文学作品，正如伯尔的小说所提示的，前提必须要有适宜的时间和空问。假如那位坚持开花店的老板，头顶上盟军的飞机扔炸弹，眼前是党卫军那黑洞洞的枪口，我估计他就会取消这种念头了。审美，是一个人的情趣所致，一朵小花，可能给这一个人带来希望，而一座锦团花簇的花园，没准倒是那一个人的心狱。
这盆蝴蝶兰，给我许多感触，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也有年头了，这还是第一次有第一把手光临寒舍，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事，颇感意外，因此而口拙，对着如此漂亮的礼物，一时竟想不起来赞美鲜花的语言。
整个正月里，屋子里总有令眼睛一亮的色彩，尤其，阳光投射进来，姹紫嫣红，绚烂夺目，娇美艳丽，欣欣向荣，给陋室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花分三本，色彩不一，每本枝头，花有数朵，正是盛开时刻，悉皆亭亭玉立，朵朵绰约不几。像小姑娘在照相机前那样，摆出各种不同的上镜姿态，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丰彩。我马上联想起电影插曲中的一句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想到这个“红”，并不是指颜色的“红”，而是指花期中间最辉煌、最出彩、最“红火”的那个“红”。草木在它生命周期中，花期，是最能展现自身魅力的阶段。而花期中，开得格外灿烂的几天，又是其最具爆发力的时节。
有的花，花期长些，如牡丹；有的花，花期短些，如樱花；有的花，只一现，如昙花。无论长短，都有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最佳阶段，赏花，就应该挑选这一刻。春节过后，那娇嫩欲滴的鹅黄色一本，先萎谢了；然后，那原本就弱不禁风的浅白色的一本，也蔫落了，最后，颇为富贵大气的紫色一本，倒坚持着熬出正月，但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花盆移动，花瓣也就轻轻地飘落下来。
想想，这也正常。花有开的日子，也就有谢的日子。没有永远只开小谢的花，即使在开花的日子里，也不会永远处于全盛的“爆发”状态，于是，这盆蝴蝶兰就从视线中消失了。
“最是无情花落去”，果然。
其实，作家的创作生命也是这样，也是有花开花谢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任何作家来讲，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没有永远的花期。作者生命还会延续下去，但灵感会凝滞，想像会枯涩，智慧会逐步衰竭，对于生活的敏感度会一天天地淡漠下去直到丧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理，心理衰老的过程。我在作协工作，有机会见识很多前辈作家，当那些老同志眼光中的神采，日益暗淡，风烛残年的感觉，日益明显，不用隔很久，一纸讣告便出现在案头。
其实，这些从延安来的，从东北文抗来的老同志，甚至在未老之前，就退出了文坛的竞技场。我请教过一位三十年代出足风头，鲁迅死时抬过棺材的老人家，何以后来便一蹶不振？他说，而且很正经地说，连对漂亮女人都不感兴趣的人，还能有小说吗？性情性情，有性才有情，没有了性，还会有情吗？没有了情，还会有文吗？这是他的话，我觉得很真理。
有心理的老，有生理的老，不管如何的老，老，是一种必然，失去创作力，也是一种必然。所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没有一个作家，像一朵盛开而不败的花，永远处于出佳作、出力作的巅峰状态之中。
问题在于有些还谈不上老的，时下也就四五十岁的作家们，写了一两部像点样子的大作以后，一下子就老得不行了，使出吃奶的劲，也再写不出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拉着大师架子，在写小师作品，包装得金玉其外，剥开来败絮其中。
我想，或许是老天的调侃了，安排的花期太过短促，来得匆匆，去得匆匆，属于文学史上的过眼烟云了。
活到老，写到老，是有的，就看你怎么写和写什么了，口放一屁，不香不臭，不也照样骗得几文稿费吗？但活到老，写到老，写出来都是顶尖之作者，还是不大多见的。法国的巴尔扎克，是少数几位一直写到死的作家。他1799年出生，1829年三十岁时，写出他《人间喜剧》的第一部《舒昂党人》，以及随后的《婚姻生理学》。接下来，便不停笔地写下去：
1831年三十二岁《驴皮记》，
1832年三十三岁《夏倍上校》，
1833年三十四岁《欧也妮·葛朗台》，
1834年三十五岁《高老头》，
1836年三十七岁《幽兰百合》，
1841年四十二岁《搅水女人》，
1843年四十四岁《幻灭》，
1846年四十七岁《贝姨》，
1847年四十八岁《邦斯舅舅》。
身体健壮得像做厨师长的这个胖嘟嘟的法国人，在上帝给他的十七年创作生命中，写出了近九十部小说，还不影响他谈了好几次恋爱，打了好儿次官司，阔佬似的大把大把花钱，买了无数有用和无用的物品，喝下不计其数的咖啡，这种高强度的玩命似的消耗，终于搞得他精疲力竭，身心两衰，1850年，他五十一岁时病倒趴下便不起，新讨的老婆正好过门，给他送终。我们可以非议他的生活方式，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至今还是很多作家奉为圭臬的祖宗之法。作家，短命者不少，但短命，写出这么多不朽之作者，他是很少儿位中的一位。
另外一位写到死，写出来的都是杰作的短命作家，就是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生于1821年，开始写作的年纪，比巴尔扎克要早，但他却是从这个法国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涯，1844年，他就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1846年，二十五岁时，才华洋溢的他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然后，他将手稿寄给别林斯基，未存什么奢望，只是想听听这位批评家的意见。谁知收到了一封令他欣喜若狂的回信，信中，这位一占九鼎的评论家断言：“真理已经展现在您的面前，并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
尽管后来这位批评家并不赞同他的心理小说，而他也不苟同别林斯基的“使命观”，两人有了深刻的分歧，但事实证明别林斯基慧眼识人，这的确是一位天才，是开创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如果，不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触犯了沙皇当局，让他“领教”了西伯利亚的五年流放，当大头兵的苦难，成名应该更早一些。这样一耽误，他的《死屋手记》，直到1861年他已经四十岁的时候，才得以问世。书一出版，便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他的佳作，如泉涌出：
1862年四十一岁《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4年四十三岁《地下室手记》，
1866年四十五岁《罪与罚》，
1868年四十七岁《白痴》，
1879-1880年五十八一五十九岁《卡拉马佐夫兄弟》。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六十岁时，逝世。
这两位了不起的作家，各自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花从开放的那一刻起，就进入盛期，很快，又在雨疏风狂中，蓦然凋谢。突兀而起，戛然而止，真像昙花一样，花期虽短，却绽放出生命的异彩。
这样的特例，在文学史上是极少出现的。
这两位，都是那种生命的极度挥霍者，如果巴尔扎克每天必喝十杯以上的浓咖啡，以支持他日以继夜的写作，不依赖咖啡因刺激他有足够的兴奋度，也许不至于短命；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挫折到身心沮丧的程度，不至于终生处于悲观和抑郁的边缘，说不定会延缓其死亡；
如果巴尔扎克不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似的疯狂消费；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那么沉迷于赌场；如果，这两位大师没有那么多的债主逼门，也用不着拼命写作以还账的话，是不是还会给文学史增添更多的杰作呢……
即使没有以上这些“如果”，我想，老天爷宽限一下，再让他们疯狂若干年，也未必再能写出震撼之作，花期过去以后，谁都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对于重量级的文学天才而言，其能量应该是相差无儿的。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例证，虽然相比于巴氏和陀氏，这两位长寿作家，多活了三分之一的年纪，创作生命力的花期，也几乎延长了近一倍，但是，长寿者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朽之作，并不比按比例的较短命者多出更多。
先看雨果：他1802出生，1885年逝世，活了八十三岁。
从1823年二十一岁第一本小说《冰岛魔王》，1824年二十二岁第一本诗集《新颂歌集》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到1874年七十二岁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投入写作的年头，粗略算来，不低于五十一个年头。
其主要作品为：
1831年二十九岁《巴黎圣母院》，
1834年三十二岁《穷汉克洛德》，
1845年四十三岁《悲惨世界》，
1866年六十四岁《海上劳工》，
1869年六十七岁《笑面人》，
1874年七十三岁《九三年》。
1875年至1885年近十年间再无重要作品。
再看托尔斯泰：他1828年出生，1910年逝世，活了八十二岁。从1852年二十四岁时最早一部作品《童年》，到1901年七十三岁时的最后一部作品《哈泽·穆拉特》，他一生中的创作周期，大概应该有四十九个年头。
其主要作品为：
1856年二十八岁《两个骠骑兵》，
1857年二十九岁《琉森》，
1859年三十一岁《三死》，
1863年三十五岁《哥萨克》，
1867年三十九岁《战争与和平》（第一卷），
1872年四十四岁《高加索的俘虏》，
1876年四十八岁《安娜卡列尼娜》，
1889年六十一岁《克莱采奏鸣曲》，
1899年七十一岁《复活》，
1901年七十三岁《哈泽穆拉特》。
1902年至1910年近十年间基本上没写出什么作品。
虽然，以创作生命力的“花期”论，这两位大师都持续了半个世纪。虽然，他们作品的成就，可以说是步步登高。
虽然，或许是巧合，这两位最后的扛鼎之作，《九三年》和《哈泽·穆拉特》，都是在七十三岁时写出来的，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峰。但是，也似乎是不谋而合，从此，就基本搁笔，再无力作。
这就是大师的明智和从容了。
不能写，写不出，即使能写，写得出，可再也写不好的话，与其如此，不如搁笔。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始终保持着井喷状态。我到过东北大庆油田，在那里待过一阵，早先，从地底喷出来的油，是百分之百的原油，而采集了数十年后，地下储量减少，就得通过大量注水将残存的油挤出来，这样，原油中的含水量必然就高。原油的水分是可以脱除出去的，而文学作品中的水分，就只有留给读者以嚼蜡的感觉了。
无论是写得好的作家，还是写得不好不坏的作家，在他一生中，总是有他创作的“花期”，也就是所谓井喷的日子，花儿绽放的“爆发期”。这种从数量到质量的跃变，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花期”的长短，从上面所列举的例证来看，也各个不一。像巴尔扎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写了一辈子，爆发了一辈子的大师；像雨果，像托尔斯泰，基本上也是写了一辈子，爆发了一辈子，而且，愈来愈佳，然后就打住。
在我国有专业世作家编制，有评一、二、三，四等作家职称的光荣传统和优越条件下，写一辈子，写大半辈子，倒是不难做到，但绝大多数人，都谈不上什么爆发期的，弄好了，三五年，弄不好，虚晃一枪，更差的，像从来没有来过例假的女人，花都没有开放，哪里还有结果的可能，就更谈不上爆发了。于是，就不由得对于像巴、陀，雨、托这样的文学大师，而且越写越好的始终处于爆发状态的文学天才，从心底里涌上来那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赞叹。
所以，我对目前时不时出现的天才啊、大师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至少在近二十年间，文坛上大师之多，几乎超过城市里禁养的狗，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他肯定是一位挺吝啬、挺小气的老先生，绝不是那么大方得很，随手就把文学大师和文学天才这两顶桂冠，像烙烧饼撒芝麻似的大把撒。
我记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开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和《读者文摘》及简装廉价的畅销原版书，一齐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年，我十五岁，在家长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到夜校或什么补习班读那些廉价读物，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至今我还能记起念过的萨罗扬（William Saroyan）的一本小说《鸡蛋与我》（The egg and me）。只留下书名的印象，书中写了些什么，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萨罗扬这个美国作家的名字，还可以从文学辞典中找到，而他这部《鸡蛋与我》，却一丝也想不起来了。同样，前面提到过的西德作家伯尔，也是曾经名噪一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他的作品，如《火车正点到达》，如《九点半钟的台球》，如《小丑之见》，如《失去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等，在21世纪的中国读者群中，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捧读，是要打个问号的了。不是他的小说不具有经典价值，也不是他的小说对于今天已毫无意义。但读者，脑海中的信息处理，如同早期的PC机一样，硬盘是很小很小的，只有一兆或四兆的字符储存量，存这个，就存不了那个，一定要存这个，就得先格式掉那个。这种限制是很无情的，是一个不停地除去废品、俗品、赝品、次品、保留正品、佳品、珍品、极品的筛选淘汰过程。
读者自发的扬弃，是所有作家最难逾越的一道很高的门槛。
所谓“名著”，所谓“经典”，不是评论家说了算的，更不是作家自己贴上的标签，只有时间，无限的时间，即历史，这才是最严峻的审判者。萨罗扬（1908-1981），伯尔（1917-1985），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未超过五十年，而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超过一百年，所以，对后者的认定，要比对前者的认定，更为准确。
那么我们时下那些未超过十年，二十年的作品，就“名著”，就“经典”，就“大师”，就“天才”，等于半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仗胆一样，纯属自我精神鼓励一族，也就不必当真的了。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写了南宋时期那些自我精神鼓励一族。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日：
‘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日：‘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
‘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递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藏于家”，是绝大多数作家所写的作品一个必然的去处，这是你凄婉、哀怨、悲愤、恨绝、跺脚、跳墙、上吊、寻死，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真正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文学作品，一代一代传下去，被许多人阅读，那一定是少之又少的。
否则，就我们中国的一部文学史，也会比《二十四史》还厚了，那就太痛苦，太负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