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把子”一词，大概要有点年岁的中国人，方能知道的旧时话语。
即便如此，设若问，何谓“拜”？这个动词或许不那么费解。而什么叫“把子”，能答得上来者，几乎是绝无仅有。因为这个江湖术语，连最早想出“拜把子”这一说法者，怕也是莫明其妙。
“把子”，其实是一个查无出处的词。
但“拜把子”，却是一种很功利的结盟手段，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汉文化中颇为暗昧的一面。你不能说它不光明正大，但内里确实有不光明正大的成分。外国没有这东西，洋人也不兴这一套。
在中国，“拜把子”现象相当普遍，盛行于下层社会。
三教九流之辈，五行八作之徒，更为热衷斯道。要想在江湖上立足，没有几个拜把子弟兄怎么混？稍有一点身份者，多读过几本书者，通常不屑为之。当然，政客们搞权术例外，蒋介石还跟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磕过头，换过帖呢！
“拜把子”，为“结义”的口语陈述。谁与谁拜了“把子”，他们就是“把兄弟”，或“干兄弟”，或“契兄弟”。所谓“换过帖的”，就是你把你的生辰年月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给我，我把我的生辰年月日也写在一张红纸上给你。这张红纸，就叫“金兰契”。也称为“契结金兰”，取如金之坚、如兰之馨的寓意，形容结义的契合关系，多么美好。
文学界，当是有文化的人了，所以，不见有中国文人“拜把子”的现象。譬如，盛唐诗人有李、杜，这两人，交情不浅；譬如，晚唐诗人也有李，杜，这两人，相知也甚深，虽然文学史将他们捏在一块，但他们各归各，不相干。朋友归朋友，兄弟归兄弟，那是两回事。大家巨匠，是用不着“拜把子”求存在的。
可一般人，要在文坛上厮混，谈何容易？那是个极势利的所在。你可能不错，别人硬是不买账，你写死了无人闻；
你可能并不好，别人一定要抬举你，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所谓的“别人”，其中有名流，有半名流，有名嘴，有半名嘴。名流不一定有名作，名嘴不一定要写作，他们组合在一起，行内称为“圈子”，确也蛮厉害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好像松散，却也严密，类似“拜把子”的文人组合，一个精神上的互相倾慕的团契，似乎是无疆界的，然而圈子和圈子之间，互为雷池，界限分明。各占一块地盘，各领一拨人马，或倡纯文学，或宗主旋律，或为商业化，或当清高派，或盯诺贝尔，或作时装秀，或求古典美，或卖下半身。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成为文坛的大好形势。
“圈子”，有大有小；成员，有多有少；色彩，有浓有淡。
但对内抱团对外排斥的宗旨，却是坚定奉行，永远不会改变的原则。圈内，则勾肩搭背，耳鬓厮磨，卿卿我我，你吹我捧；圈外，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再好我认为一钱不值，我再孬也比你强上百倍。
由于文人大都薄情的缘故，有时候，圈子的道德水准，通常不如市民阶层的“拜把子”所表现出来的信义度高。圈子里狗咬狗现象，吃里扒外现象，脚踩两只船现象，一阔脸就变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为什么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平略低的“拜把子”者，倒能多少透出一点“结义”的“义”来呢？因为，他们受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代又一代的太多太久的熏陶。
我们翻开《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开明正宗，便是对中国人进行结义教育的篇章。结义楷模人物刘、关、张的这次成为兄弟，开创了未来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天下的局面。凡结义者，无不或明明白白，或隐隐约约，以此为样板，存有一个近期的战术目的，或一个远大的战略目的。如果没有目的，他们才不拜什么狗屁把子呢。中国人太习惯于“无利不起早”的实用性，讲究现用现交。
《水浒传》，那一百单八好汉的大型结义，更是了得。凡“拜把子”者，无一不怀着由弱转强，由小而大，由劣势变优势，由单打独干到成群结队的想法。那些高举义旗，啸聚江湖，替天行道，打抱不平，以至于招兵买马，水泊安身，反抗官府，四处骚扰，竞折腾到成了气候，官方不得不认可，朝廷不得不招安的粱山泊英雄，正是所有“拜把子”者梦寐以求的正果。
所以，这两部书，对结义者来说，等于是他们的《圣经》，等于是他们的教科书。而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关羽，更是所有结义者坚定皈依，虔诚信仰，视若神明，无比崇敬的偶像。
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发展和推动了中国大地上的“拜把子”运动。至少在1949年以前，两个或多个无血缘关系的人，结为兄弟或结为姊妹的现象，无不熟悉这两部半文不白，甚多陈词滥调的章回小说。连封建帝王也来抢这个关老爷，封王，封帝，封圣，封菩萨。
罗贯中和施耐庵，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作品，竟能产生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也实在令中国倒霉兮兮，抬不起头的文人扬眉吐气。大概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文人的笔墨，产生的文学的功能愈大，历代统治者也就愈加不能放心，愈加耿耿于怀，愈加牢牢掌控，愈加大兴文字狱。
做皇帝的能不看到你的这两部书，所宣扬的“拜把子”精神，深入人心，超过了他们强调的孔孟之道，主张的正统观念，这还了得？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拜把子”不见了，但“拜把子”的老祖宗还在。你到北京大街小巷的饭馆去看看（当然国营的除外不计），一进店门，迎面立着，无不香烛纸马供奉着关云长塑像。没有一家摆孔夫子的像，贴孟夫子的像。中国人太熟悉关羽的那张面如重枣的红脸了，至于孔丘是何模样，孟轲是瘦是胖，即使饱读《四书》的斯文之徒，也说不出所以然。
这大概就是统治者对于文人相当戒惧，要不断收拾的原因了。
解放以后，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明，革命压倒一切，斗争哲学为先，“结义”之举没了市场，“拜把子”之风日见衰微。尽管《三国演义》、《水浒传》依然畅销，但读者对这个陈旧的话题，不再表现出兴趣。
西方世界里，两个人构成特别紧密的关系，诸如兄弟般的情谊，当然也是有的。譬如希腊神话里的德蒙与匹西亚斯（Damonand Pythias）。譬如《旧约圣经》里的大卫和约拿丹（Davidand Jonathan），或出于感情，或出于承诺，或出于宗教信仰，或出于人格力量，构成始终不渝的生死之交。
这与帮会派系，秘密结社的“结义”，这与封建落后，愚昧迷信的“拜把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对一位洋人，贸然地说出这个江湖术语，而不加适当铨释的话，大鼻子一定会瞠目结舌的。同样，当代中国的年青作家，尤其是读外国文学，读翻译小说成长起来的四十岁以下，或虽四十岁往上，但仍处于时尚、潮流、炫酷，装嫩阶段的作家，正如他们熟悉面包的程度要大于馒头一样，对旧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结盟行为，恐怕也是相当隔膜的。
当然，“拜把子”的这个“把子”，究竟为物，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来自何处？因何而来？确实不可解释。最权威的民国时期萧一山著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里，大量抄录自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中，那些帮会组织的符咒、口白、罚规、誓词、祝文、隐语以及诗对等原件，根本无“拜把子”这一说。更不用说作为“结义”的经典著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压根儿也看不到“拜把子”字样。
考其由来，实在是很不得要领的。
说了归齐，还是曹雪芹伟大，要不他怎么会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永远的大师呢。是他在《红楼梦》的第六十回，提供了最早的“拜把子”这个词语的文字记录，大师之大，恐怕就体现在这里了。
中国文学最不值钱的一顶帽子，就是“大师”了。由于大师名号太多太滥，烧饭的为大师，做冰糖葫芦的也为大师，澡塘里的捏脚搓背的更为大师，于是文学大师也随之掉价贬值大跌行市。特别是民国以来的大师，解放以来的大师，新时期以来的大师，就像县办的、镇办的罐头食品厂的产品那样，保质期有限，过了有效期就不堪食用。一两年，三五年，就基本上不是东西了。
曹雪芹的《红楼梦》，二百多年过去，每读每新。倒有点生命之树常青的意思。就在其中，我们读到了那个叫芳官的小戏子，贾府文工团的主角，伶牙俐齿地损着赵姨娘：
“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哩！”为我们留下这个重要的线索。
至少在康雍乾盛世，就有“拜把子”这一说。因此，一证明了此说之悠久，二证明了此说只限于流行于下层社会，三也证明了真正的文学，总是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为历史作形象的注脚，或许正是文学应该担负的使命。
“拜把子”的“把”，据《现代汉语词典》，作为量词，一是用于有把手的器具，如“一把椅子”，“一把茶壶”。一是用于一手抓起的数量，如“一把筷子”，“一把花儿”。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到四川老一辈作家的书中，涉及袍哥的描述，我们得知，对其组织的大哥大之流，概称之为“舵把子”。显然，当时那些草根阶层，低下社会，市井人家，升斗小民，因为识字有限，由于文墨不通，将这个量词的“把”所包含的“把握”、“控制”、“集束”、“聚合”的隐意，予以图腾化，成为一种原始崇拜。渐渐地，“把子”也就作为一种拜物教的象征而在民间流传下来。
但人们“拜把子”与崇拜无干。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彼此需要，经济上的利害相关及共同要应对的外部势力，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拜”在一起，联谊是次而又次之的事情。
这种以感情色彩来掩盖其野心、其图谋、其韬略的“结义”方式，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阶层所取，而是诸如“梅香”等底层社会中人所乐为。
“桃园三结义”的主人公，也是汉代的“梅香”之流，上不得当时讲究门阀的台盘，是比较衰微和缺乏底气的，可又很想趁此大乱之年，捞一点实惠的底层人士。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下，当然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可在东汉末年，比之袁绍的四世三公，比之曹操的身家显赫，比之孙策的江东名门，这三位的心里，就有些发虚发毛，很觉得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
可这哥儿三个，一不甘心就这样沉沦没落，二不甘心就这样错过时机，因之，用结义手段联络起来，形成合力，能有所作为。作为单个的人，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贱，无足轻重，攀援乏力，上升无望。只有结成同声共气，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的把兄弟关系，才能立足，才能挣扎，才能奋斗，也才能出头。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杨雄对石秀说：“三郎，你休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石秀当即认可，马上就问：“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扬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扬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
从这个“结义”过程，我们大致得知他们为什么要成为把兄弟的原因：
一、他们不是蓟州本地人，是外来户，势单力薄。
二、他们虽一为押狱，一为牙行，但都是沦落在此，又失去靠山，无从依仗。
三、他们都具有一身武艺，这实力，使他们有改变境况之心，不愿总受制于人。
四、他们相互认识到彼此都有拔刀相助，哪怕铤而走险的胆量。
五、因此，他们为扭转弱势状态，为打破被动局面，一拍即合，成为异姓兄弟。
鲁迅有一篇文章，谈到《水浒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成英文时，洋人没有按《水浒》的“浒”字，译为“水边”，而是用了四十四回中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英译本的书名。鲁迅认为，这位汉学家倒是相当程度上把握住忠义堂上一百单八将“结义”，也就是弱者更能走到一起的实质。
如果，你的结拜兄弟，被人捅了一刀，那你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朝那个捅刀者，还以捅得更深的一刀。同样，你若是被谁收拾了，收拾得很惨，你放心，你的那些对天明过誓的把兄弟们，一定会同仇敌忾，为你报仇雪恨。所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中的这个“死”，也是一个弱者最后可以献出的全部。
由此看来，处于相比较而言的弱势之下，处于外部压迫，内部压力的精神弱势之下，处于信心不足，力量不济，前景不佳，愈后不良的心理弱势之下，是很容易与危机相似，处境相同的对象，产生“拜把子”要求的。
这一切，都来自于弱势。
冷眼看去，这多年的文坛上，凡积极张罗，拉帮结伙；
凡壁垒森严，相互寇仇；凡抬此压彼，左右舆论，凡三五成群，起哄架秧子，热衷搞“圈子”的文人，都是些文学更年期早过，文学生育年龄不再，文学创造力已经到了不举的地步，文学自信心完垒在靠精神伟哥支撑，或已经过气，或将要过气，有吞象之心，无缚鸡之力，总看到别人穿开裆裤的时代，却不知自己早就光腚的洋相，可能冷风飕飕吹得屁股冰凉的缘故，这才为自己搞这样一个安身立命的“圈子”。否则，大有吃饭不香，放屁不响，饭局不请，风光不再之虞。
而文坛的“圈子”，若不再是文人的意气用事，鸡争鹅斗，一旦严重对立起来，那就是派性。一闹派性，基本上就失去理智，眼睛一红，乱咬一气，则不可免。而派性再提升一步，搀杂进来公权力，搅和着国家机器的行政能量，那就是宗派主义。而搞起可怕的宗派主义，必大张鞭挞，翦除对手，消除异己，戕伐务尽。
还是以唐朝为例，盛唐的李白、杜甫用不着经营自己的嫡系部队，安插亲信于要害部门，布置耳目干不同岗位，划分敌我友，该拉的拉，该打的打。晚唐的李商隐、杜牧也用不着高屋建瓴，以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两个方向的斗争理论，区别左中右，重新排队，立正稍息，向他看齐。
这些如日中天、才华洋溢的大师，才不会搞这些名堂。
写自己的华篇美章，还来不及呢，用不着借“圈子”、“派性”、“宗派主义”，以自保自固自炫自足。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浪潮，至建国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中很多热衷于此道的文人，其资质，天分、才气以及创造力，在同一时期的侪辈间，不是最优秀的。那些整人者的宗派意识固然强烈，那些被整者的宗派意识也并不逊色，虽然最后“成则为王败则寇”，定位不同，但数十年如一日的“圈子”、“派性”、“宗派主义”，一个人的生命就白白消耗完了。
然而，如果他们真是有盛唐李、杜那样汪洋恣肆之才华，真是有晚唐李、杜那样清新俊逸的灵韵，恐怕就不那么热衷于搞“圈子”、“派性”、“宗派主义”了。惟其曾经优秀过，后来不再优秀，或者，压根儿就不曾优秀过，想优秀也优秀不起来，当然，他就只能玩这种“圈子”、“派性”、“宗派主义”的庸人游戏了。
现在，回顾他们这么多年来加在一起的著述，若是从长远的大历史角度去看，其中很大部分都属于呓语之类，是不忍卒睹的。如果用这么多时间认真写些文学作品的话，写得好未必（因为写好需要才华），写得多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写多只需要勤奋和时尚，所谓的“码字”能力），至少也可聊以自慰，无愧来者。
“圈子”，“派性”、“宗派主义”其实就是未经过磕头仪式的“拜把子”。从昨天的“拜把子”，到今天的所谓“圈子”、“派性”、“宗派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暗昧文化，之根深蒂固，之深入骨髓，成为中国人处于弱势状态下不弃不放的护身符和救命草，即使如文人者，到时候也有这种难能免俗的情结。
于是，也就只好看他们继续“秀”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