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得到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很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天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括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文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忍，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现在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一百三十四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六十八岁，胤稹活到五十七岁，弘历活到八十八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九十一岁，毛奇龄九十岁，沈德潜九十六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八十二岁，冒辟疆八十二岁，黄宗羲八十五岁，尤侗八十六岁，吴历八十六岁，朱彝尊八十岁，蒲松龄八十五岁，王谬八十五岁，胡渭八十一岁，梅文鼎八十八岁，赵执信八十二岁，方苞八十一岁，张廷玉八十三岁，纪昀八十一岁，赵翼八十七岁，袁枚八十一岁，姚鼐八十四岁，段玉裁八十岁，王念孙八十八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七十五岁，傅山七十七岁，丁耀亢七十岁，顾炎武七十岁，王夫之七十三岁，谷应泰七十岁，朱耷七十九岁，李蛰七十八岁，颜元七十七岁，陈维崧七十三岁，王士祯七十岁，孔尚任七十岁，郑板桥七十三岁，卢文罥七十八岁，钱大昕七十六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五十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儿，可谓多矣！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
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所以，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足以说明时间最终是属于文人一边的。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鸽异》，足可悟出一些诀窍。
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以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
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过程，有可能也是激活作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过程。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于是，想起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
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像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干集中营的皇皇巨著，着实令人敬佩。后来，他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来，他更走运了，走出铁幕定居美国。但始料不及的，在他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雕像礼拜的同时，有了自由，从此却没了文学，这真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饱受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
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股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儿子，恹恹地甚乏生气，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的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坚“鸽舍”里，再写不出什么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缘故。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士”，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或者“鸽笼”。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撒烂污。
惟这位纳兰性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蛛，而宫禁森严，竞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留给他享受爱情、挥洒文彩的日子却很短很短。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所以在他的词章里，拼命描写男女丰富的情感，竭力描写世间美丽的女性。我在一篇《头发的功能》的随笔中，认为他也许是中国最善于描写青丝秀发的诗人，当非过誉。他的《饮水词》，“衰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成《纳兰词笺注》）
然而，实在令人非常伤感的是，生于1654年，死于1685年的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活了三十一岁。
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兰氏，其父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是康熙的重臣。
拜尚书徐乾学为师，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乾清门侍卫。尤其康熙对他的眷注，非同小可。
“异于他侍卫，久之，晋二等，寻晋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汤采，及畿辅，五台、口外，蛊京、乌刺，厦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_，先后赐金牌、彩缎，上尊，御馔，袍帽，鞍马，孤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属甚夥。”（徐乾学《纳兰君神遣碑文》）
因此，我在想，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幸乎，不幸乎，真还得两说着。虽然，“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顾太春”，清代文学史从这个角度，对其词章的成就，评价不低。虽然，他的《饮水词》，当时和后来的很多评家，常以南唐主，玉田生与之比拟。但是，天不假之以年，纵有盖世才华，也不得淋漓尽致地发挥，惟有赍恨而没。这就是他老师在《神道碑文》中不胜叹息的，“甫及三十，奄忽辞世，使千古而下，与颜子渊、贾太傅井称”。
由此可见，过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太值得额手称庆。家世的显赫，仕途的顺遂，朝野的褒誉，帝王的恩宠，也无法弥补这位词人短命的遗憾了。但是，一位皇帝对于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宠遇，在历史上也许并不罕见，但在如今被捧为“盛世”的三朝里，纳兰恐怕是惟一的例外。
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御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恶，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日子，并不比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遭遇好到哪里去。
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便可了解做一个这样“盛世”文人的可怜了。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咏史》一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所以，对时下流行的“盛世说”，我是持质疑态度的。
这三朝，似有“盛世”之象，但无“盛世”之实，即以康熙为例，八岁登基，十五岁亲政，内除鳘拜，外平三藩，收复台湾，抵制沙俄，牧平叛乱，巩固政权，治国六十年，只能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后期，吏治渐弛，官员腐败，贪风日炽，国库虚空，等到雍正接班上台，康熙留给他的固定资产，倒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然而只有区区七百万两银子的流动资金，真可以说是到了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程度。
据说，公元1664年，崇祯在煤山上吊那时，李自成进城，打开国库，看到白花花的七千万两银子，一屁股坐在那儿起不来。康熙是很看不起那位亡国之君的，经常要拿他作反面教材教育臣下，可从来不提“盛世”的国帑存银，只及明末的十分之一，连文官的俸、武将的饷，也差点发放不出来。
所以，康雍乾三朝，难以称为“盛世”，不但在经济上比不上汉唐，在政治上，在文化政策上，就更比不上汉之胸襟，唐之气魄了。一个视知识分子为敌的病态政权，一个年平均一次文字狱的恐怖政权，能出现“盛世”气象，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清人进关，是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来统治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其心灵深处，对于文化，对于文明，对于拥有悠久文化传统，拥有深厚文明积淀的，然而是被他们统治着的，非我族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胎里带的怀疑、猜忌、不信任，视作异己的劣根性，是很难排除的。
虽然，康熙设馆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设馆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个人一生写诗四万首，数量等于唐诗总和，至今还无一个中国诗人打破他的高产纪录。这一切，说明这些帝王，早已脱离了骑在马背上剽刧游牧为生的文化落后，原始愚昧的状态。尤其康熙，对于自然科学，诸如历算，数学、水利、测量，多所涉猎，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中间，很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们个人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种精神上的软肋，这种灵魂上的忌讳，是万万碰不得的。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着昵，警惧着呢，要是碰到了、触犯了，那就必然要大开杀戒，决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悲剧，莫不由此而来。我不知道时下那班倡“盛世说”的清史专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编剧，是何居心，要闭着眼睛歪曲这段史实。
难道他们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狱，所起到的扼杀思想，控制精神，消灭异端、堵绝才路，戕害精英，钳制学术、奴化国民，愚昧百姓的罪恶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种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诚惶诚恐，有罪该死，普天之下，悉皆磕头，万马俱喑，鸦雀无声的沉沦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三朝“盛世”，以至于使中国整整落后了世界三百多年吗？
于是，我想起比纳兰性德大一岁的同时代文人戴名世了，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了。按照纳兰爱好结交文友的作风，看重有才华之士的性格，我想，这两位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的。然而，戴名世为钦犯，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过来往，也讳莫如深了。
试想，如此文字狱窒息下的中国，能够“盛世”得起来吗？
据《清史稿》列传：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生活。善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日：“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之而出之也。”因叹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从他与方苞大叹其苦经，自怨自艾的那番话，看来，他应是一个清流自许，退隐出世，心系前朝，补缀旧史的独立特行者。其实，从他不罢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岁，终于熬到翰林院编修，说明他也是一个难耐寂寞，急于自售，频试科场，意在功名的实用主义者。因而，眷恋故明，凭吊旧朝，是他的精神维系，兴灭继绝，著书立说，是他的魂梦寄托；
依附新主，趋迎权势，是他的现实取向，文望鼎盛，饮誉朝野，则是他的终极向往。跃跃欲试，心浮气躁，自以为是，坐立不安，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扛鼎自视，不可一世，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黉门，终于押进文字狱牢门的原因。
近人孟森，对他成为康熙文字狱的镇压对象，所作的分析，抓住了中国文人的不甘冷落，不愿旁置，不识时务，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头巾气”，是很有见地的。
戴南山乃热心科举之士，文字皆作头巾气，断不敢显然触犯清廷，不过记其事实，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语，方、戴皆以历史视之，故人记载，决非如后世之诋斥清廷也。（孟森《科场案》）
锡候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惧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孟彝《字贯案》）
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力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授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儿搞文字狱的，是一定要整肃汉族知识分子的。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罔视君亲大义”，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惟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多，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
但是，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成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