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在巴黎逗留期间，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好朋友。他经常到他家去做客，给他的孩子送礼物，还一起到街头咖啡摊去喝土耳其式的黑咖啡，谈论文学。
以写《最后一课》而被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都德，在当时，也曾是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的六作家之一，是一位与奠泊桑齐名的人物。1942年太平洋战争快要爆发前夕，那时已成“孤岛”的上海，学校老师让学生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如何燃起我们小孩子的爱国之心。我记住了这位作家，因为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读过他的作品，是那样震撼了我。
左拉在当时的法国文坛，是一位扛鼎人物，他看中的作家，自然也是有分量的角色。都德是一个好客的法国作家，他的一家人，包括他太太和孩子。都很喜欢屠格涅夫，甚至亲切地称呼为“米加”或者“渥洛卡”什么的。
那时的俄国人，特别是贵族，以说法语为荣，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头几章里，你可以一睹莫斯科客厅里的法语时尚。所以，以吃法式大餐为荣，以穿戴法国衣饰为荣，以时不时地能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散步为荣。正如现在我们这里，有些人以与美国有来往，以持有绿卡为荣的心态，多少相近。一部美国畅销的小说《廊桥遗梦》和汉堡包，肯德基一样地在中国吃香，也和这种崇拜心理有关。如果这部通俗读物是非洲哪位作家写的，恐怕我们中国人就不怎么热衷了。
屠格涅夫当然与时下口袋里揣着绿卡的某些中国文人的崇洋媚外，不尽相同，但他喜欢巴黎，喜欢都德和他的一家人，那张脸，是这样写着的。都德把他家的门向这个俄国人打开，作家屠格涅夫也相当敬重这个法国同行，不是文学的缘故，两个人不可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
他们互相表示对于对方文学成就的钦敬之意。都德说过：
“小时候的我，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可以进去。”屠格涅夫也认为：
“准确有力地表现真实，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观点如此接近而又相似，于是，一次叉一次地拥抱、亲吻，一杯叉一杯地斟酒、干杯。
屠格涅夫后来便常在巴黎了，成了都德的知心朋友。都德也为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位俄国作家而高兴，还在他的随笔《巴黎三十年》里，讲述了他与屠格涅夫的真挚友情和互相倾慕的文字交情。后来，屠格涅夫死后，都德无意中，发现屠格涅夫对他文学评价极低，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于是感到很伤心。那是一张多么真挚诚实的斯拉夫人的面孔啊，然而就是这张脸，当他背过脸去，竟能从嘴巴里吐出这样让人忍受不了的话语，简直痛苦透顶。好些天连咖啡馆都懒得去坐了，这实在是很扫兴的。
屠格涅夫先生也太瞧不起人了。
其实，都德不完全了解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他在精神上，属于不是十分健全的人。他的性格，与托尔斯泰差点闹到要决斗；他的牌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赫尔岑相继绝交；他的多变，又一个一个地跟这些文学巨人恢复友谊，握手言欢，接着，一言不合，继续决裂。其种种行止，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一个作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行之间，当面的评价，和背后的议论，有时候，是会大相径庭的。因为作家是不大容易钦服同行的，衷心说好，通常是不多的，而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乃至摇头，倒是不少见的。这位对都德阳是而阴非的屠格涅夫，当然是大作家，但都德也绝不是“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这也是文学史所公认的。他的《最后一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引发了多少不想当亡国奴的人的共鸣啊！问题在于作家看不起作家，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一种通病。尤其在等量级的作家之间，彼此服气者，是不太多的。
曹操有个儿子，叫曹丕，武艺谋略、经世治国的这些方面，比他老子差远了，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不弱乃父。他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他那本剖析作家、论人长短的文学批评著作《典论》中，早就提出了“文人相轻”的精辟见解。那时候，欧洲还没有但丁，没有莎士比亚，文艺复兴则是一千年以后的事了。这实在是很有远见的真知卓识，称中国是老牌的文化古国，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们中国的作家、诗人们，互相瞧不起，彼此不买账的历史，也是久远得让西方文人望尘莫及的。
当然，这一点，倒不是怎么值得夸耀的。
所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互相排斥，怒目相向的现象，在中国文坛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曹丕在《典论》里说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是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些性格弱点的。因此，出现各较短长，文人相嫉的状态，也就不以为奇了。
文人相轻，说穿了，就是文人相嫉。
而嫉妒，这是地球上一种最原始的本性，人如此，动物也如此，文人岂能幸免，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嫉妒存在。文坛就是文人集群的所在，而作家、诗人的神经又比较脆弱，又比较激动，于是，嫉妒起来，便有许多好戏可看。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西方将嫉妒分为两类，一类是黑色的，一类是白色的。黑色的是伤害性嫉妒，白色的是竞争性嫉妒。
文中还说，西方人的嫉妒是白色的，而东方人的嫉妒则是黑色的。
这样的论点难免有些偏颇之处，外国人的嫉妒都是白色的吗？怕也未必。我们都读过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那个摩尔人，倒是绝对因为嫉妒之火，燃烧起来而不可遏止，才造成一场灾难的。奥赛罗杀死了他以为不贞的苔丝狄蒙娜以后，发现自己错了，像“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的糊涂印度人一样，悔恨无穷，也就拔出剑来自刎了。
剧中那个小丑依阿高，曾对妒火中烧的奥赛罗这样煽动过：“小心啊，阁下，妒嫉这个鬼精灵啊，它可是长着绿眼，一面吃着你的心，一面在嘲笑你的怪物噢！”看来，既然是长着绿色的眼睛，那么这种嫉妒，该不会是白色的了。
我们还读过的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位愤世嫉俗，又无所事事，貌似深沉，可又吊儿浪当的阔少，和他朋友连斯基的决斗，不也因为他的轻薄，而引发连斯基的嫉妒和愤怒吗？结果，连斯基惨死在奥涅金的手里。虽然在歌剧里，有一段连斯基的咏叹调，是很有名的。但他这种嫉妒的颜色，却是毫无疑义的黑色。
说来奇怪，普希金写这首长诗的时候，想币到自己最后也成了连斯基。这要是按中国人的迷信观点，也许是不幸而言中的诗人谶言了。他写道：“未将注满酒杯的酒喝光，即能向人生的庆典告别的人，是幸福的。”普希金本人也是没喝完他的人生之酒，如同他诗中的主人公一样，于决斗中死于非命。
他非要向一位禁卫军军官挑战，进行一次生死较量，倒和文学的长短无关，而是因为女人，因为嫉妒。这位伟大的诗人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苔丝狄梦娜是贞洁的，清白的，而诗人的妻子娜选利亚和那个军官确有肮脏的奸情，我想，这种嫉妒就决小是白色的了。正因为他妻子绯闻不断，使得普希金妒火中烧，才三十七岁的诗人，就颓然地倒在了圣彼得堡郊外森林中的决斗场上。
所以说外国人的嫉妒，也是有黑颜色的。而像诗人的这种特别的嫉妒，则更是黑色者居多。
中国唐代的一位诗人李益，比普希金更甚，他没有决斗的勇气，却有整治自己老婆的恐怖手段。据明·冯梦龙《古夸谭概·痴绝》载：“李益有妒痴，闭妻妻过虐，每夜撤灰扁户以验动静。”《唐才子传》也说：“[李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有撒灰扃户之类。”这位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做得也太过分了。一个人嫉妒到了变态的程度，使得他竟对妻妾采取法西斯手段，予以防范，实在是骇人听闻，这种嫉妒黑得无法再黑了。前不久，一位中国诗人在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演出砍死妻子又弄死自己的兽行，这其中的嫉妒，即使他拿了绿卡，也是漆黑漆黑的。
从以上例证来看，在中国汉字中，将“嫉妒”二字，列入“女”字部首，有点道理，但也有一定的误导成分。固然，“蛾眉善妒”，似乎女性要比较地爱嫉妒；“河东狮吼”，似乎嫉妒的起因，泰半与女性有关。但人类的嫉妒情结，产生比较严重后果的，倒常常不是因为女性。在大千世界之中，首先是由干金钱财富的争夺，权力名声的攀比，智能才干的竞赛，邀宠揽誉的得失，才会生出强烈可怕的嫉妒之心，才有随之而来的残忍卑劣的报复行为。至于因女性和情感引发的嫉妒纠纷，充其量影响一两个家庭，与整个社会而言，倒是小而焉之的事情了。
如果，再以同是唐代的一对诗人的纠葛为例来说，就能了解文人同行之间的嫉妒，有时也很可怕。那燃烧起来的妒火，并不亚于女人争风吃醋时的阴损狠毒，他们像历代宫廷里的后妃，得宠后恨不能将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情，是完全相通的。
《全唐诗》里，有一段记载：“[刘]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既而悔日：‘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
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日：‘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因为《全唐诗》是御制的，带有官方色彩，言辞间比较慎重，只是以存疑的口气，留下这段史实。但据野史，这个刘希夷是宋之问的外甥，年青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两句绝妙佳句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给他舅舅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更忘了他舅舅是凭借写诗混碗饭吃，以诗向武则天献媚的。
老先生一看这个年青人的这两句诗，奇货可居，眼睛里闪出依阿高所说的“绿光”，就像时下一些署名纠纷中的前辈长者一样，倚老卖老，仗势强蛮地对这个外甥说，“你把这两句诗给我吧，算我的版权。”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舅舅蹂躏，说什么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写不出这等好诗的宋之问，妒心大发，为了想把这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窃为己有，便对外甥下了毒手，用布袋将其闷死。
按照朱之问此人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晈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晈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无耻地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丑恶表演看，从他背叛那位庇护他的朋友千出出卖灵魂的卑劣行径看，这个堕落文人，把刘希夷干掉，巩固自己在诗坛的地位，那手是不会软也不会抖的。
此前此后，我们在文坛上所见识到的黑色嫉妒，还少吗？
其实，如果不是黑色的嫉妒，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任何文学上的正当竞争，总是会促进文学的进步。怕就怕这种自封正宗，只此一家，心胸狭窄，排他成性的非白色嫉妒，那文学世界应有的缤纷斑斓的局面，就会相对减色了。
为文学计，宽容应是第一位的。
荷裔美国人房龙说：“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挟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在作家这一行里，具有这种狭隘偏见的不够开明的充满妒心的同伴，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好，更不能容忍自己比别人差，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永远挑别人的不是，总是以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总是酸溜溜以绿色的眼睛看待别人，从古至今，一直到文学新时期，这种人从来是不乏见的，而且有弥来愈甚的趋势。
我们看到，挂在树上的果实，无不透出大自然精心而又平衡的生态安排，让每一颗果实拥有一方属于名下的世界。
不因为自己鲜艳夺目些，就眼皮抬高小视同类，不因为本身色彩比较暗淡而自惭形秽；不因为自己饱满硕伟些，就恃强逞胜把别人挤到一边去；不因为尚未熟透的稚嫩而退避三舍；
不因为自己甜蜜可口些，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拒绝宽容，不因为有一点生涩而有人微言轻的自卑；不因为早开花早结果，就摆出老资格来恫吓后人；不因为晚了几步而忐忑不安踟蹰不前。它生在那个位置上，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替代的，好也罢，不好也罢，它就是它，别人既不能奈何它，也无法改变它。嫉妒，它要生长，不嫉妒，它也要生长，总的历史走势，就是这样不停地前进着的。
文学的生态平衡，其实也应如此。天地如此之广漠，空气如此之清新，阳光如此之充足，雨露如此之丰美，每一颗果实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这就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局面了。人们总是赞叹大自然，它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有这份自由。若是哪颗多事的果实，嫉妒得非要伸出头来，探出手来，管别人的长长短短。若是哪颗不自量力的果实跳出来，嫉妒得非要大家以它的意志为意志，再说些煞风景的话，做些煞风景的事，那就十分地败兴了。
所以，要是说西方的嫉妒，白色较多，而东方的嫉妒，黑色较多，或许接近干事实。但文坛，由干“文人相轻”的缘故，这类嫉妒便是黑白交杂，竞争与伤害就兼而有之了。
为了文学，但愿化黑为白，你写得好，我要写得比你更好，而不是你写得好，我就把你干掉，从此多一些竞争幽均白色嫉妒，少一些伤害性的黑色嫉妒，那样，也许文学的盛唐景象便不会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