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杨朵儿只传》记载，党项人杨朵儿只的儿子杨不花与乃父一样，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幼有才气，“能以礼自持”，成熟稳重，喜欢读书，一笔好书法。仁宗在位时，听说了此人，“面试”合格，要提拔他为翰林直学士，他力辞不受。此人在官位面前不动心，颇有定力。其父杨朵儿只被奸臣唆使太后所杀后，“益自励节为学”。后来靠乃父的余荫，升任武备司提典，转佥河东廉访司事。
杨不花给我最大的好感和震撼是，他在河东老百姓遭遇天灾，饥饿难耐时，先是捐出了自己的钱，在请求朝廷未获允准时，“即发公廪继之”，开仓放粮，一些老百姓因此没有被饿死。
一部人类社会史，也是一部人类灾害史，饥馑史。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农民起义，成气候成规模撼天动地的改朝换代的就有不少。至于未被载入史册的，小规模的，零星的，不计其数。农民起义，与其说是与官府过不去与朝廷过不去，不如说与粮食过不去。他们打家劫舍，攻击富户，攻击官府，攻城掠地，目的就是找到粮食，吃饱肚子。至于其他的，比如“替天行道”，“均贫富，等贵贱”等等，是衍生物，或者说只是一种号召民众响应的由头。
农民起义所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公家的粮仓。攻下了粮仓，是够一伙人吃一阵子的。附近的百姓也能跟着沾沾光，分几粒谷子。
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宗旨。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分粮食，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影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分粮食的场面，是热烈的，喜气洋洋的。粮食是穷人的命根子，此言一点儿不差。
在民众饥馑，生命难保的危难关头，有人敢于开仓放粮，在朝廷不准的情况下放粮，有人敢于带领穷人向富豪家的谷仓中取粮，是义举善举英勇之举。正因为如此，党项人杨不花的形象十分高大，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十分高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合作化太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大炼钢铁，青壮劳动力去四处点火，误了庄稼的收藏；由于要硬撑面子向苏联老大哥偿还抗美援朝的借款，向农村征收的粮食太多；由于地方干部好大喜功，虚报产量，公粮购粮之后农村所剩无几。因此，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而且是成百上千万。百姓们一个一个地浮肿，一个一个地倒下。那时，各地有不少“官仓”，但没有人去强抢，也没有一个像杨不花那样的地方官肯冒被撤职被治罪的风险去开它一两处仓，放它一些粮，以保百姓不死。这就是历史的可悲之处。
为百姓生死违犯法纪的人有吗？现实中的没听说，倒是从一篇小说中看到过，小说的题目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一个大队干部在老百姓饥饿难耐之时，违纪为百姓“私分”了一些粮食，被抓了，被判了重罪。李铜钟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分一些粮食，是犯罪，什么罪不好说，但饿死人饿死几千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罪责更深。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官员们有一些觉悟，开仓赈灾是不应该惧怕的。在困难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听到大批饿死人的消息时，曾惧怕过，曾向一把手进言，饿死人是要被写进历史的。不幸让他老人家言中了。如果当时有一批杨不花式的官员，百姓们是否会少死百万千万，历史上记载的是否也不会那么残忍血腥？！
历史已翻过了哀痛沉重的一页，剩下的，只有推理与叹息。杨不花在令人尊敬怀念的同时，也为历史科学引发了新的话题。
2006.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