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苏俄内战最艰苦的一年，也是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能否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一年。
外国武装干涉者在1918年的军事进攻失败后，决定改变计划，调整部署，增加军费，重点武装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三股白卫军势力。同时要求与苏俄邻近的芬兰、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增派兵力。
这样，武装干涉军就达到了130万人。同时，还配备了飞机、坦克、大炮、机枪等重型武器。
武装干涉军的主力是高尔察克率领的白卫军。高尔察克于1918年11月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自封为“俄国第一执政”。西方列强立即承认，并派遣军事顾问予以扶植。
武装干涉军的部署是：高尔察克在东线进攻；邓尼金从南面来犯；尤登尼奇威胁北方重镇彼得格勒；芬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小国从波罗的海、白俄罗斯、西乌克兰方向出击；英、法、美、德、罗马尼亚等国则从黑海登陆，深入乌克兰和高加索腹地，抢占基辅、别尔姆、敖德萨、阿斯特拉罕、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等战略重镇。
按照这一部署，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在同年春季，向苏俄发动了一次自内战以来最凶猛的进攻，使得红军驻守的一些地区得而复失。苏维埃政权再次处于危急之中。
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军内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红军的主攻方向是东线还是南线？由于列宁的坚持，苏俄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红军的主攻矛头先指向东线，重点打击高尔察克；第二个是要不要继续起用旧军事专家？在旧俄时代，俄军中有几十万军官，除了军事指挥员以外，大多数是有一技之长的专家，如医生、机械师、工程师、武器设计师、制造师、军事教官等。
1918年，在红军组建初期，列宁顶住压力，力排众议，起用了一批旧军官，但只是一小部分，有3万多人。其中医生、护士、指挥员有15000人。
这些人被召入红军后，为红军提供作战经验、传授军事技术、战地救护、设计和制造新式武器等，为红军在头一年取得战争的初步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军中一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如十月革命后任俄军前线大本营军事指挥的邦契一布鲁耶维奇，1918年任苏维埃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瓦采齐斯，1919年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谢·谢·加米涅夫（不是指党的领导人之一加米涅夫），第二集团军司令绍林，后来晋升为苏联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洛夫等人都是旧军官。还有不少加入红军的旧军官，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牺牲。
但是，也有少数旧军官背叛了苏维埃政权，给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比如，1918年7月，东线司令穆拉维约夫在辛比尔斯克煽动部队叛乱，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驻守乌法的部队司令员马欣叛变投敌，使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得以占领该城。1918年11月，南线红军参谋长柯瓦列夫斯基和司令员助理诺索维奇，向敌军提供情报，使红军进攻受挫。因此，当列宁在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吸收旧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的问题时，反对的人就更有理由了。原“左派共产主义者”成员，东方战线法庭庭长索凌指责说：“吸收旧军事专家担任红军各级指挥员，是对党的军事政策的背离。”第十集团军高级军官，“民主集中派”成员卡缅斯基攻击说：“使用旧军事专家是给了沙皇尼古拉的余孽们以过分的权力。”
索凌和卡缅斯基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党内和军方不少高级领导人的附和。其中以斯米尔诺夫、皮迭可夫、戈洛晓金、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在大会上指责说：“我们不否认一些旧军事专家为红军做了好事，但不能就此低估他们对红军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如果一定要使用他们，那就只能起到咨询作用，绝不能让他们担任指挥员。”
列宁在耐心地听取了这些反对意见后，动情地说：“对旧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人背叛苏维埃政权，我很痛心。我作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疏漏，让敌人钻了空子。起码是过分注意使用，而忽视了监督。今后我们需要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委的作用。”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但是，这并不表明我放弃了吸收旧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的主张，相反，我的态度更坚定！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吸收旧军事专家，而是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吸收大量的旧军事专家。敌人的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超过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在于他们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要知道，打仗仅靠士兵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气是不够的。我们为什么因为害怕极少数旧军事专家的背叛，而在当前急需军事人才的形势下，就把大多数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效力的人拒之门外呢？”
列宁的一番话说得持反对意见的人心服口服。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关于吸收旧军事专家的提案，并强调进一步做好监督旧军事专家的工作。会议还赞同列宁提出的以红军主力先打败高尔察克的建议。
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红军又征召了三万多名旧军事专家，及时地补充到军事院校、作战部队、野战医院、后方武器制造场、军械修理所等单位和部门。这些人的到来，大大缓解了红军技术人才匮乏的状况。
由于采取了这些应急措施，从4月末起，前线的战局开始改变。东线红军的南路部队在著名将领第四集团军司令伏龙芝、第二集团军司令绍林（旧军事专家）的统帅下举行反攻。到6月初，先后解放了被高尔察克白卫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
6月，列宁指示武装部队总司令瓦采齐斯，乘胜前进，在东线一举打败高尔察克。但是瓦采齐斯却主张，把主力调至南线，阻止邓尼金向库尔斯克方向逼近。为取得东线战役的彻底胜利，列宁没有接受瓦采齐斯的建议，而是提请党中央改组最高军事委员会，果断地撤销了瓦采齐斯的职务，改派他担任南线红军的指挥员。同时任命曾是旧军事专家、后任红军东线司令的谢·谢·加米涅夫为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谢·谢·加米涅夫上任后，列宁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总司令记住：如果我们不打下东边的乌拉尔，我认为革命是非失败不可。应该把一切力量都动员去保卫东线！”
谢·谢·加米涅夫遵照党中央和列宁的指示，亲往前线，调整战略部署，命令东线北路红军发动强大攻势。
7月1日，第三集团军解放了战略要地彼尔姆和孔古尔。
7月14日和24日攻克了叶卡捷琳娜堡和车里亚宾斯克。至此，乌拉尔全境解放。
高尔察克被赶到了托博尔河和伊什姆河地带。正当东线红军与高尔察克的白卫军激战的时候，由邓尼金率领的白卫军，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援助下，从苏俄西北方向发动了进攻。一支英国舰队也驶入芬兰湾助战。另外，他们还在红军第七集团军克朗施塔得要塞内安插间谍和代理人。不到半个月，敌人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西北门户杨堡和普什科夫，致使彼得格勒危在旦夕。
列宁闻讯，一面指示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发动市民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一面急调东线红军赶来增援。同时，派遣斯大林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彼得格勒的军事指挥。
6月13日夜间，克朗施塔得要塞驻军在敌人奸细的挑唆下，发动叛乱。红军第七军团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jian）灭了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的叛军。
6月21日，北线的红军开始向侵占了彼得格勒西面的纳尔瓦地区的敌军发起反攻，至8月收复了杨堡和普什科夫，把敌人驱逐到爱沙尼亚边境。彼得格勒转危为安。
东线的高尔察克主力被击溃。彼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在1919年组织的第一次对苏俄的联合进攻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