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论
乾道乙酉进①
（辑自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四，经国门。）
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官闲心定，窃伏思念：今日之事，朝廷一于持重以为成谋，虏人利于尝试以为得计，故和战之权常出于敌，而我特从而应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几而京城之围急，城下之盟方成而两宫之狩远。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惟是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犹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恭惟皇帝陛下，聪明神武，灼见事几，虽光武明谟，宪宗果断，所难比拟。一介丑虏尚劳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献谋效命之秋。臣虽至愚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②无患。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越职之罪难逃，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亦爱主之诚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锧余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③。
审势第一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眩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其毙矣。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拒，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谓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臣请得而条陈之：
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
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分。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又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
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搥剥之酷，怨愤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
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罕、兀术辈之叶，且骨肉间僭弑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
臣抑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与势异”。惟陛下实深察之。
察情第二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占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之心，予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坐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常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④，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固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惟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耍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与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而耍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宣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吾所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吾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衰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于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病矣。（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鸟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
观衅第三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⑤，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秦人则役繁赋重不恤，而汉则宽仁大度，务从简约，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汹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窭，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诛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翘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而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吾民亦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虑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怀袖，知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攘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自治第四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
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卒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办此，吾见韩卢东郭俱毙而已。”
臣以谓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其心盖侥幸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尔，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已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勇之气，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臣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救巨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抗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与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