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他们不是‘AB团’，是革命的忠诚战士”
★“将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
★“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啊！”
★“我有一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
有人说，黄克诚一生坚持真理，在重大历史关头坚持真理多达十次，并因此屡被降职，从师政治委员降为团政治委员、侦察科长、营政治委员，从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再降为副省长赋闲，“是降职最多的人”。
纵观其一生，他面对真理，宁折翼而不愿屈服；面对降职，坦然处之而“不思悔改”。有人写诗称赞：
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
奋斗仗精诚，最佩正气雄。
湘水映奇志，苏北抗寇戎。
直言夸远视，勇谏胆气生。
几忆上书事，庐山辨奸忠。
双肩担道义，只手补无功。
八秩遗篇在，长思念无穷。
这正是黄克诚品格的真实写照！
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在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后，我们党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如何正确坚持和执行这一道路，党内先后出现了几次大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王明、李德、博古的军事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左”倾路线把持中央的日子里，黄克诚作为一个中高级军官，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大革命失败后，首先提出不应在敌强我弱的时候搞暴动；领导湘南暴动后，与杀光、烧光的“左”倾政策作了坚决的斗争；到红三军团后，不时与攻打大城市的做法作抗拒；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与“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思想作抵制；长征路上，他与极端的“纪律整顿”和“审干”做法相违逆；抗日战争期间，他反对“抢救”运动。
黄克诚屡次冒犯中央决定和向上级领导提出相左建议，这些建议后虽证明是正确的，但不少干部认为他思想右倾。从此，黄克诚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试举1932年广昌会议为例。广昌会议是红三军团政治部安排专门批判黄克诚执行右倾路线的会议。会议的背景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批判，认为他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同时，会议重申了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要求部队应当坚决予以执行。且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红三军团驻地——广昌，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开始了。
会议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有人提出，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忘记了自己也在受批判，对会议上的观点进行了又一次反对。
他认为，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士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的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他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直言不讳地批评批判他的人推行的是“左”倾盲动主义，并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情怀，他已完全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几天之内，黄克诚被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黄克诚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担忧红军的前途，愤然说“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不料有人把黄克诚的这些牢骚话向上级报告了，彭德怀听说此事，把黄克诚叫了来：“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彭德怀私下里欣赏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劝慰。黄克诚坦然答道：“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彭德怀笑了：“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地说，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让你说。”黄克诚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继续照这样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就这样，在“左”倾教条主义把持军队期间，黄克诚不停地遭到“右倾”的批判，但他又不停地对“左”倾的做法进行抵制和反对，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他们不是‘AB团’，是革命的忠诚战士！”
1 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团”的斗争。
“AB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年就已经解体。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发现了个别“AB团”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年1 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但李韶九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致使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他们对李韶九的做法极其不满，便在12月12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导演出了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推动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团”的斗争旋即扩大开来。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领导同志，甚至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团”分子，致使一股可怕的肃反风在红军中蔓延开来。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结果，“AB团”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黄克诚作为第四师第三团的政委，也一度成为团肃反委员会主任。但是，随着肃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黄克诚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他反问自己：“AB团”越抓越多，那么多反革命混在队伍中，红军怎么还能够取得修水、长沙、吉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特别是这些“反革命”还能勇猛冲锋、出生人死？！认识到问题之后，黄克诚就在红三师开始了坚决的纠正和抵制。
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又开始了。上级抓捕所谓“AB团”分子的命令下达后，他总是拒绝执行，不肯轻易捕人。即便如此，肃反委员会毕竟大权在握，不顾黄克诚反对，在红三师还是“肃”掉了一批所谓的“AB团”分子。三师不少优秀的干部，如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先后罹难。黄克诚闻讯，深为痛心，但仅仅借助于抵制和拒绝执行命令，并不起多大作用。黄克诚决心，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也要尽可能保护那些无辜蒙冤的同志。至于个人的安危，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找到肃反委员会，极力申辩：“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在你们所要抓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肃反委员会的人个个一脸严肃，一边挥舞着名单，一边有恃无恐地大声说道：“已经有人供出他们了，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审查！”黄克诚的意见他们拒绝接受，反而责令他尽快按名单抓捕“AB团”。
黄克诚无可亲何。情急之下，他先派人悄悄告诉了这些所谓的“AB团”分子，让他们暂时上山躲藏起来。每天，黄克诚都派人悄悄上山给这些人送饭吃，并叮嘱他们千万不要下山，以免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发现。当肃反委员会来抓人时，他们才发觉红三师的“AB团”分子踪影皆无！他们只好空手而归。没有不透风的墙。仅仅过了十多天，事情就被肃反委员会察觉了。有几名同志被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抓住了，仅隔数日便被杀掉了。
黄克诚这次一反常态，气冲冲闯进了肃反委员会办公室。
“为什么要滥杀无辜？”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他们不是什么‘AB团’，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党的好干部！”“你们这是干了件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黄克诚，你要注意立场！”有人站出来，指名道姓说。
“什么立场？他们明知自己上了名单，一旦被你们抓到就活不成了，还照样勇猛杀敌，冲锋陷阵，有这样的‘AB团’吗？”黄克诚据理反驳，义正辞严。
肃反委员会的人早就对黄克诚有所不满了，认为他一直对肃反打“AB团”有意见，态度消极，上次肃反只打掉了百把人，这次更是抵制肃反委员会抓人。因而，肃反委员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黄克诚，指责他肃反态度消极，双方大吵了一通。
就在他暗自悔恨没有保护好这些同志时，厄运已向他袭来了。
没几天，肃反委员会派人来红三师，将黄克诚抓了起来，进行所谓“审查”。理由是：黄克诚这个人有问题，一贯右倾，有“AB团”之嫌疑。
黄克诚被抓的消息很快被彭德怀知道了。这位正直的红军高级将领禁不住拍案而起，他大声质问肃反委员会：“你们凭什么抓捕我的师政治委员？”肃反委员会的人面对彭德怀的质问，拿不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只好解释：“黄克诚在肃反问题上表现右倾，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彭德怀严肃地说道，“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斗争嘛，不应该用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于是，他们又将黄克诚释放了。
不过，撤销了黄克诚师政治委员一职，并且不准他再带兵，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个秘书。
对自己先是被抓，然后又很快被放出来，黄克诚并没有仔细思考内中缘由，毕竟是战争年代，哪里有时间计较个人得失呢。黄克诚毫不知晓是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彭德怀一向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因而也没有向黄克诚谈论此事。这件不能称其为秘密的“秘密”，在两个人之间隐藏了二十余年，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两人同时遭到批判时才被揭露出来。
调到军团司令部不久，黄克诚便被派往寻乌调查肃反打“AB团”的情况。结果发现，苏区各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运动，不少优秀的地方干部被“肃”掉了。寻乌打“AB团”闹得人心惶惶，很多人无辜受难，老百姓对此心中有气，十分不满，对红军也采取了消极冷淡的态度。
黄克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回到军团部，他将在寻乌的所见所闻向军团前委一一作了汇报，并动情地对前委领导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后来，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无法坚持，这除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之外，还与打“AB团”扩大化而脱离了苏区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关系。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亲自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就在这时，黄克诚再次被起用，被派往红三军团第一师担任政治委员。
“将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也波及了苏北根据地部队。
华中局和军部专门召开了会议，布置如何开展“抢救”运动。对“抢救”运动，黄克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黄克诚当即在会上提出建议：不要搞“抢救”运动，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历史教训，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但是，中央已经布置下来，华中局、军部不能不予执行，因而黄克诚的建议自然被否决，代之以“华中各区和各部队都要开展‘抢救’运动”的命令。
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回到三师驻地，黄克诚心潮澎湃，一幕幕往事闪现在眼前。他想起党内每次搞肃反，总会出现严重扩大化，留下许多沉痛教训。中央苏区打“AB团”时，很多同志被冠以“AB团”分子罪名错杀。滥捕错杀使一些地方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寻乌“AB团”问题也表明，群众基础本来很好的老根据地，就因为此事竟然与红军产生了隔阂。眼下，日寇不断“扫荡”、“蚕食”，伪军制造磨擦、趁火打劫，苏北根据地军民生活出现了相当大的困难，部队工作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开展所谓“抢救”运动，搞不好会葬送根据地的一切成果！
黄克诚暗暗告诫自己，在中央命令不能不执行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啊。
经过仔细的思量，几天过后，黄克诚亲自组织了三师及苏北区的“抢救”运动。他先抽调了一批干部，在师部办了一个训练班，又拿第七旅进行试验。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
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
“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
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
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了新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起。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一了解，才知道，曾希圣的爱人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她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耐心细致地给她做了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女同志终于吐露起了实情：“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
一场新的内部流血运动避免了。“‘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啊！”
庐山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意见书被印发全体人员。黄克诚此时受命上山。
美丽庐山，云雾弥漫。
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毛泽东为什么在这时候叫他上山，他也明白，是要他来讲话的，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黄克诚对彭德怀信的看法是：“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更严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之所以不能对彭讲，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彭的态度更加激烈。”
可见，黄对实际情况的判断与彭一样，但他较有策略。只是黄的“策略”没有使他丧失原则。上山后他与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发生争论。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直截了当地说：“那你就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他黄克诚的风格。
他指出，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A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干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黄克诚越说放得越开，他气愤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扔了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
他的这些话得到了一些同志的肯定，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
会后，中央派人和他谈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见不奏效，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
作为毛泽东“钦点”的总参谋长，毛泽东这时对黄克诚还抱有希望。他找黄克诚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包括上文谈到的坚持四平的战役情况。在那个晚上，毛泽东又和他谈了很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用黄克诚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7月23日，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作了重点讲话。
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说，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毛泽东继续说道，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听了主席的讲话，彭德怀和黄克诚十分震惊。毛泽东的讲话，态度鲜明，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黄克诚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想和他谈谈的电话，婉拒不行的情况下，不得不见了见周小舟和李锐。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7月30日一早，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去谈话。这次，黄克诚也没有退缩，又对毛泽东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反对意见。毛泽东笑了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毛泽东又把话题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他要周小舟“不远而复”。毛泽东谈遵义会议，显然是要黄克诚等人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结果，黄克诚的表现使毛泽东失望了。这次谈话，尽管毛泽东对黄克诚的指责颇重，但空气并不紧张。黄克诚说话感到没有压力，甚至，还有点轻松感，终于有个机会，把话直接跟毛泽东说了。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旁听。
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这个会议是算彭德怀的总账。毛泽东指责彭德怀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许多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还批判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德怀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毛泽东甚至说：你们这次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
会后，毛泽东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德怀的影响。
8月2日，中央全会召开。
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在批斗中最为积极，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毛泽东。
林彪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是7月23日后上山来的，是毛泽东搬来的主要“救兵”，已决定让他接掌国防部。林彪的批斗行动也越来越积极。
开始，黄克诚态度还是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便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
这时，林彪两次找黄克诚谈话。他以帮助黄克诚摆脱困境的善意，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是，人们总以为黄克诚是彭德怀的亲信，应该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黄克诚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德怀的问题。
8月5日，有人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便使你与德怀同志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这种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什么事不能做呢？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缺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
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人史册。
“我有一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内部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天灾人祸”导致巨大的经济困难，外部与苏联关系走向破裂，形势日益严峻。
在这种大背景下，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1965年9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来到赋闲六年的黄克诚家。他找黄克诚谈话，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国庆节再走吗？”黄克诚问道。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不久，黄克诚就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犯错误的消息，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嗨瑞罢官司＞》。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黄克诚还觉得历史问题早已审查过了，没有什么事了。但在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周围的气氛就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了。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日历刚翻过一年，1967年1月，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就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风暴终于来临了。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一脸正气地喝问。
“干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就被粗暴地阻拦了。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
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从此，黄克诚开始了长达八年多的监禁生活。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后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个简陋的营房里。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
面对突如其来的斗争，黄克诚不改本性，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甚至在受辱时反击打架。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这么一来，红卫兵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后来监护地点又转移到玉渊潭一带，黄克诚在只有九平方米的小屋里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他的住房，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
这时，黄克诚并没有为失去自由而灰心，却在这里写诗纪事：
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四月，黄克诚看到窗外桃花灿烂，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罪状”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八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八个月。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一次，黄克诚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马上休克了。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
后来，在造反派再逼供时，黄克诚发表了一个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经过斗智斗勇，加上周总理的暗中保护，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1968年8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他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经常进行自我按摩，甚至治好了自己的慢性疼痛病。
专案组知道，黄克诚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刘少奇同志的批评，想利用矛盾让黄克诚揭发。他义正词严道：“我和刘少奇工作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是革命队伍中的常见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少奇有叛党行为，不能瞎说。”说到彭真，黄克诚讲：“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上个事。别的我不知道。”杨尚昆曾在三军团当政委，是黄克诚的老上级。山西一别，他想不到杨也被打倒。专案组逼他揭发，他说了实话：“我这个人意见多，爱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传达中央文件后，专案组让黄克诚揭发林彪。
这一次说起林彪，他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采纳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已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到1973至1974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黄克诚得以解除监禁，仍回山西任副省长。
“文革”的批斗岁月结束了。
对于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黄克诚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
一次，一位老同志为他鸣不平：“这些年来，对你实在是不公平。”但是，黄克诚却坦然说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吗！比起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肺腑之言，掷地有声。
有搜集党史资料的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拜访黄老：在湘南暴动中，您为什么能力持异议，使水兴城大部分房屋保存下来？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大规模肃反中，您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把所谓“AB团”分子藏进山洞？1959年的反右，您是被搬上庐山的“救兵”，为什么反而替彭德怀讲话，导致自己身处长达近二十年的险恶逆境？二十年后，毛泽东已去世了，您为什么又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您这么做呢？
黄克诚明确回答说：“是真理的力量。”
“那为什么当时有人看不到真理，而您能独具慧眼看到，并能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呢？”
黄老风趣地说：“因为我有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啊。”
1986年1 2月28日，黄克诚逝世。他的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