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深受威廉斯371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关注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关联。尤其是他注重把生产论、意识形态论、价值论以及文化学、修辞学相融合，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深刻文化视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模式。1、文本书写思想而非生活。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的对象并非生活（历史），而是思想（意识形态）。呈现于文本之前的，是被意识形态加以“意义化”了的历史。意识形态不断地构造着历史，为它赋予新的意义。文本所能接触到的并非所谓“本真的”历史。2、文学艺术也是一种制造业。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艺术生产，即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家、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是意义的确立者和阐释者，又是雇佣劳动者。3、艺术形式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是间接的。那种把文学与现实一一对应理解的思想是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中的文艺形式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的东西，在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又突破、改造和超越意识形态，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结构，呈现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意义。文艺的审美形式的变化因而同样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变化。4、文学与意识形态六范畴。此六范畴是：（1）一般生产方式；（2）文学生产方式；（3）一般意识形态；（4）作者意识形态；（5）美学意识形态；（6）文本。其中（1）“一般生产方式”是指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它是构成一切社会存在（包括文学生产）的基础；（2）“文学生产方式”是它的子系统，也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相互联系的诸环节组成。每一种文学文本的意义生产方式都会打上特定生产方式诸环节的深刻印记；（3）“一般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伦理价值、艺术表现、宗教信仰等相对独立的价值话语组成，它成为文学所置身的一个重要文化语境。（4）“作者意识形态”是指作者被置入一般意识形态这一符号秩序的特定方式，它由作者的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域等决定；（5）“美学意识形态”是包括在一般意识形态之中又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领域。它既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自身又由多个层面如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传统、规约、文类、技巧等方面所组成；（6）“文本”指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上五个因素多元决定或综合作用的产物。5、文学生产与一般生产的关系。（1）后者决定前者。后者为前者提供条件，前者是后者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反相成。（2）语言是媒介。语言绝非中立的符号地带，统治阶级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可以凭借文学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被统治阶级也可以用文学来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维持或重建一个被削弱或被粉碎的历史身份。语言蕴含着值得译解的意识形态信息。（3）“有关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是关于文学生产本身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由于不同的作者被置于一般意识形态的具体方式各异，因而它们之间有着完全同构、部分同构部分矛盾、相互对立等三种关系。尤其是以某种美学形式为手段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加工生产所得到的东西往往会与作者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和冲突。
因而，文本是一系列复杂历史因素多元决定的产物，它是在由一般生产方式所最终决定以及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生产方式之中，借助于一定的审美形式，作家意识形态对其所处的一般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进行美学加工的产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
（二）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属性
伊格尔顿认为，既要抵制唯心主义美学把价值问题归结为纯主观的“评价”；又要抵制庸俗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片面强调反映论而忽视价值研究的表现。因此，必须把价值论与生产论、意识形态论统一起来。1、需要在文学生产的基础上给“文学价值”一个辨证的解释。文学价值，是用对文本的思想见解，用作品的“消费性生产”即解读行为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它所表示的，永远是由相互间的关系所确定的价值：“交换价值”。2、文学价值产生于阅读与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在交换中实现，而文学价值则产生于读者对文本（包括物质性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挪用或文学意义再生产。3、阅读是再生产性消费。因为“我们所解读（‘消费’）的，是某种思想给我们解读（‘生产’）的东西。解读，就是在对文本的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进行特殊的思想生产的过程中去消费文本中那个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372。而且意识形态和审美形式上的二重组合是读者解读作品的根据。4、文学生产与消费间保持着动态平衡。消费环节的阅读是对凝聚在作品文本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解读、呈现和再生产，生产环节中作为语言结构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语言，通过对一般语言的常规结构和意指方式的背离而制造丰富的新义。两者间的这种动态平衡随之在作品文本、读者、批评家的相互关系中出现。文学的价值是文本自身的历史性自我生产、文本的意识形态框架与阅读的意识形态消费行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影响
伊格尔顿试图建立的“价值科学”以文学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为基点，强调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生产或再生产属性，这既纠正了反映论美学对价值问题的忽视，又克服了形式主义的主观随意性。由此推之，批评所确立的话语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权力话语。批评主要不是本体论或方法论问题，而是一种阐发观点、态度和立场的类似于古代修辞学的社会行为，其核心是政治激励或政治批判问题。文学批评是由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并与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密切相关的价值判断。换言之，它涉及个体与社会、权力与性以及对过去的解释、对现在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展望。伊格尔顿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实现这一价值和理想的物质运动。
总之，伊格尔顿关于文学产生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对“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文学将造就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启示我们：文学不能一味地强调所谓“自律”，它与更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紧密相关。文学及其批评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人们总是或鲜明或隐蔽地用文学来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关怀和期待。
二、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与后现代理论
詹姆逊（1934-）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等名校，是西方当代享有盛名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其主要着作有《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等。
（一）文化政治诗学理论
针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机械论和“新批评”的经验论的局限，詹姆逊的努力是：
1、强调辩证思维是“思维的思维”。一种辩证的文学理论不仅要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总体的和历史的思考，而且还要对用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范畴和方法做总体的和历史的思考。这一观点在论文《元批评》中被进一步理论化；而在《语言的牢笼》中，他对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了系统介绍和批评性评价。
2、认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可帮助文学批评走出“语言的牢笼”。詹姆逊指出，虽然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摆脱了英美传统的经验论和实在论，强调了语言符号的关系系统的重要性，但由于其在突出语言模式之共时与历时性思考的对立时，割裂了形式与内容或社会现实的联系，陷入了唯心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可突破这一牢笼，并将共时性和历时性结合起来。七、八十年代的詹姆逊将理论焦点集中在文类批评、形式的意识形态、历史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等方面，并以《政治无意识》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地位。
3、论述主导语码，建立阐释学框架。通过对卢卡契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相互的修正和重写，通过对当代各种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进行意识形态的除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主导语码的系统论述，詹姆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本与历史情境的关系、叙事形式的历史发展及其意识形态特征等等，重新进行了界定。并且还运用他的阐释学框架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形式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分析，揭示了文学形式、主体欲望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詹姆逊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应当遵循三种方法论原则：总体化、中介化和历史化。
4、辨证批评方法论三原则。阿尔都塞认为生产方式是一个各个相对自律的异质性层面以多元决定的方式组合成的结构整体，该整体中，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因素间是一种多元互动关系，因而考察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和文化生产活动，就必须把它们置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整体中，考察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张力。而这三原则是：（1）总体化，即要在一种结构整体的背景中来揭示文本客体的局部语码的局限性，以一种开放的、否定的辩证思维来打开所论对象的意识形态封闭性；（2）中介化，即通过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一个主导语码或范畴来建立起文本与现实间的关系，使文本在不失去其相对自律性的前提下能够在更大的语境中得到理解；（3）历史化，即在一种共时的结构整体中对文本作历时的研究，历史化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在任何给定的生产方式系统中，其实都沉积或者说积淀了此前甚至此后的生产方式的踪迹，它们的意识形态信息在文本中总是以非共时态的方式矛盾地共存着，因此，通过揭示隐藏在文本中的这些相互冲突的意义结构，就可以完成从文本批评向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辩证运动，最终达成对历史必然性的总体把握。此三化是文本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一种结合，且都辨证地滑向后者。
5、阐释学必须为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除幻”。被詹姆逊称作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辩证批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政治诗学，其理论核心是政治无意识。而其政治无意识，就是文本或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所投射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集体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历史作为一种不在场，其本质是非叙事和非再现的，但接近历史，只能以叙事的形式，通过在政治无意识中先在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来理解它。文本或叙事总是要通过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将历史重构为亚文本，因此它并未直接地再现历史。因此，为历史文本“除幻”，就是打开文本的意识形态封闭，揭示文本内部的乌托邦理想，使文本成为对社会现实进行症状分析的场所。詹姆逊由中世纪的释经学传统提出其阐释学的三视界：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连续发展的文本表现为：（1）在政治视界中，文本被读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被看作是以审美的形式对实际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2）在社会视界中，文本被读做是相互对抗的社会阶级进行对抗性对话的场所；（3）在历史视界中，文本被纳入人类整个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结构中加以考察。批评从政治视界向社会视界和历史视界的辩证运动是完成社会阐释学的必经之路。
6、具体文本分析。詹姆逊的批评主要是在“形式的内容”（形式的意识形态）和“内容的形式”（意识形态的形式）两方面；前者主要着力于形式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分析；后者则着力于探讨社会现实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结构分析。詹姆逊在对康拉德的叙事分析中，从形式的方面说，康拉德的叙事显露了20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建制的面目。在那里，不仅有现实主义的叙事，而且有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的话语，并且明显的并置在一起。这种异质的叙事形式的矛盾对置其实是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物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达，也是对随物化而来的一切的一种乌托邦补偿。再者，就内容的方面说，詹姆逊同样以《吉姆爷》为例，运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建立了一个人物关系系统。
詹姆逊认为，有着执着追求和坚定信仰的朝香客，在现实中没有自己的行动，是价值与非行动的综合；而看不到意义的冒险家虽有行动却发现不了价值，是非价值与行动的结合；坐椅上的船员则是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而吉姆爷则代表着行动与价值的结合。因而《吉姆爷》是一个美学的宗教文本，它以叙事的形式讨论了价值的问题，其用意无非是要为行动与价值这一19世纪工具化社会出现的实际矛盾提供想象的解决。吉姆的死既宣告了这一矛盾的不可解决，又暗示关于英雄吉姆爷的叙事实际上只是一个西方关于自己的神话：英雄是不存在的，他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完成，《吉姆爷》的意识形态封闭就在于它通过一个“不可能的英雄”构筑了一个有关英雄的神话。
（二）后现代理论
长篇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一方面试图将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扩展为一种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亦是对抗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攻击，为了迎击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因思维过时、话语简约而无法为当代后工业社会的新特征提供有效的解释的议论。詹姆逊在综合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点、曼德尔的资产阶级阶段论和阿尔都塞的社会层次理论的同时，利用了后结构主义的概念，如德勒兹和拉康的“精神分裂”、包德里亚的“影像”、利奥塔的“强度”和“阈下”等，来说明后现代时期的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