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横组合、纵聚合）为基础的。1、语言的横组合关系，是句段关系。它是构成句子的每一个语词符号按照顺序先后展现所形成的相互间的关系。人们无法在同一瞬间完成多个符号的语言表达，因此，语言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总是时间性（按时间先后依次出现）的。也就是说，某个句段中的某个词的意义，总是部分地由它在句子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别的词构成的语法关系所决定的。2、语言的纵聚合关系，是“联想关系”（联想作用下的词语集合关系）。具体是指特定句段中的词与“现在”没有出现的许多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在联想（“记忆力”）作用下的词语集合。这是一种垂直的、共时的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虽然并未在现时话语中出现，但它存在着，并决定着现时话语中出现的词的意义。譬如“僧敲月下门”之“敲”当初与“推”的“推敲”过程就是词的聚和关系发生作用的过程。最终诗句中的“敲”所具有的意义或意味，既是由它在横组合关系中的位置决定，也同时由与它不同的“推”等词来决定的。
从上述索绪尔之语言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中，我们看到，语言符号的意义并非其本身所规定的，而是在一个纵横交织的关系网中被语言的结构所规定的。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符号）构成的差异与对立。
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文学结构理论
1920年，在前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领导者雅各布森把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大旗扛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在索绪尔语言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背景下继续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的“文学性”展开思考。但在一定程度上，雅各布森和捷克哲学家、美学家穆卡洛夫斯基都对俄国形式主义有所批评，他们借此提出“结构”和“结构主义”等术语，因此，以此二人为首的布拉格学派亦称“捷克结构主义”。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向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过渡，或者说它本就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先声。
雅各布森对语言“诗性功能”的研究。俄裔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是公认的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现代结构主义三种文论联系起来而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文论家。有关他的诗性语言在本书第11章第1节已有过阐述。雅各布森在索绪尔语言学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的基础上，综合自己研究失语症之语言错乱现象时的发现，提出了与上述两关系类似之“极性”（横组合：组合的/句段连缀的）和“对等原则”（纵聚合：选择的/联想选一的）两个概念。虽然雅各布森提到，诗歌语言重“表现”而非“传达”功能的发挥，因此尽可能地运用各种语言技巧来强调语言自身。但是，由其着名论断“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向组合轴”则会明白他的语言“诗性功能”是指：语言的诗性功能，得之于把日常言语活动中只在联想关系中展开的词，放到句段中同时加以表现。而诗歌语言只是语言之诗性功能的一种特殊表现：重语言自身的选择与表现而非意义的连缀与传达。
穆卡洛夫斯基的文学语言表现功能研究。穆卡洛夫斯基（1891-1975）是布拉格学派中在文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他致力于从符号学的角度展开对语言表现功能的研究，其见解与雅各布森有一定类似之处。穆卡洛夫斯基强调，处在完整的结构系统中的语言，在实际运用中有着诸多功能（认知、表现、情感、指称等功能），而诗歌语言更多的是“突出”功能。具体是指：人们在以诗的或美学的方式运用语言时，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偏离日常语言认知的或指称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突出话语”，“将言语自身的行为置于最突出的地方”304，使语言符号具有的表现功能处于支配地位，成为“自主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为此，他分析了英国着名诗人丁尼生的咏鹰诗句“Heclapsthecragwithcrookedhand；/Closetothesuninlonelylands，/Ringedwiththeazureworld，hestands.”（它以弯曲的利爪抓紧巉岩；/四处荒凉，距日不远，/站立在蔚蓝世界的环抱间），诗句中的“closetothesun”“lonelylands”“theazureworld”等词都是不可以实际感知的现实世界相等同的，它们是诗人为了“突出”雄鹰之遗世独立、孤高傲岸的形象所驱谴的最大限度的“突出话语”。相比较而言，两种语言只是其突出的重心不同而已：文学语言突出话语及其中的情感；日常语言突出信息的传达。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如果说早期俄国形式主义因为将文学文本看作一个由语言形式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观念，而具有对结构的认识之萌芽的话，那么雅各布森的“一件艺术品或一部作品乃是一个系统”305以及穆卡洛夫斯基在1934年首次使用“结构”和“结构主义”的术语则表明捷克的布拉格学派的确是结构主义的先声306。穆卡洛夫斯基认为，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具有能动性的功能系统，这一系统的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结构”的主要特点有二：1、系统整体性。在一个结构中部分与整体是不可分割、互为条件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成结构的各个要素的性质被这一系统整体的性质所规定；同样的，各个要素也通过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与整体相联系并说明着整体。2、能动性。也即构成结构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功能，而且这些功能以及一个结构中部分与整体的联系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它们不断地加工整理着材料，因而起到一种能动的“构成”作用。由此看出，布拉格学派之“结构”包括形式、技巧、手段，以及构成文学文本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因此，它更接近现代结构主义之“结构”。
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来源有三：一是俄国形式主义，雅各布森等人都本身来自俄国形式主义；二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主要表现在雅各布森身上；三是胡塞尔现象学，1953年胡塞尔曾到布拉格作过关于“语言现象学”的讲学。穆卡洛夫斯基进而认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是潜在的，只有在读者能动作用下才呈现出来，这与茵加登的“具体化”现象学理论相似。
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是国际公认的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结构主义文论之父。40年代初，巴黎陷落后移居美国，与先期迁居美国的着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结为好友，1945年的《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构分析》显示出把结构主义由语言学引导向人类学的倾向，1958年的《结构人类学》标志着其结构人类学的成熟，1962年《野性的思维》强化了他作为结构主义领袖（前“四子”之首）的地位。其结构人类学也被称作神话模式研究。
（一）发现：各地散乱神话的惊人相似性
萨皮尔的“语言决定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观点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使后者认为：人类语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现象的原型，人类全部生活（文化形态）的各个方面都无不笼罩在一张巨型的语言大网之中，与语言具有着相同的内在本质。因此，语言分析就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
以此为出发点，列维-斯特劳斯就以语言学方法（借助语言学概念和术语分析非语言学的材料），将研究由语言学推演向其他人文学科。而人类亲属关系、古代神话以及原始人类思维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核心所在，尤以语言和神话的关系研究为重。
通过对于神话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两点：一是神话既没有逻辑也没有连贯性；二是从世界各地搜集起来的神话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据此他认为，这说明这些神话同人类言语活动一样，都来自一个共同的人类思维的普遍基础。正是它，形成了神话自身可以决定各个神话的具体表述的结构系统，也就是说，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使得表面十分零乱、缺乏逻辑连贯性的神话具有了惊人的相似性。
（二）总结：“语言-文化”的同质性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和言语一样，神话也具有“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神话之各自单独的具体表述，是神话的“言语”；整个神话的基本结构系统则是神话的“语言”。
神话的每一次（种）具体表述都从属于神化的基本结构系统并由这一基本结构系统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譬如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就是从整个俄底浦斯神话系统派生出来的。在神话的每一次叙述中，其具体言语可以是任意的，且都有具体的时间并展示一个历时的过程，但它所赖以生成的结构系统则是共时不变的，它使得神话的原始力量不受任何具体讲述方式的影响。因而他说：“神话是一种很高层次上活动的语言，在这一层次上，意义成功地‘离开了’它赖以滚滚前进的语言基础。”307也即惟有从神话的整体结构系统入手，方可把握神话的意义。
（三）分析：“神话素”组合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具体神话时，把这些神话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关系单位，借以寻找不同神话或同一神话的不同变体在功能上类似的关系。譬如把“俄底浦斯杀死父亲”、“俄底浦斯杀死斯芬克斯”等这些小的关系单位仿照语言学中的“音素”概念合成一束束的关系，称之为“神话素”。
“神话素”在神话的叙述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并组合起来产生意义，它们被运用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神话叙述中并被人们明显地感知到。从而把神话研究放置在该具体神话的历时性叙述与共时性存在的各种变体以及其他神话这样两个向度的综合系统框架内去考察，正如言语活动一样，神话也总是在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这两条轴线上同时活动的。
（四）解读：俄底浦斯神话的结构
对“俄底浦斯神话”的分析实例很能说明其上述从两个向度研究神话的阅读方法的有效性。女神欧罗巴想找一块处女地来生殖，她在从小亚细亚前往欧洲的途中被宙斯掳走，她的恋人（也是亲兄）卡德摩斯决心找回她，途中杀死了一条阻挡他的毒龙，并把龙牙埋入泥土防其复活。然而龙牙还是长成一批武士并互相残杀至仅剩五人，由斯巴托统领建立了忒拜城邦。忒拜国王拉布达科斯（意为“瘸子”）的儿子拉伊俄斯（意为“左足有疾”）的儿子就是俄底浦斯（意为“肿脚”）。俄底浦斯出生前就被盲人预言家预言他长大后会弑父娶母，因而被弃诸荒野。
在梳理这则古希腊的着名神话的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发现：假如我们把这则神话前后相继的各个小的关系单位如“宙斯掳走欧罗巴”、“卡德摩斯杀死毒龙”等分别用序号1，2，3，4……标示出来，并只是把每个单位看作一个历时的直线发展的单位，那么这则神话就又会在摆放过程中形成共时的四个竖栏：1，2，4，7，8，/2，3，4，6，8，/1，2，5，7，/3，4，5，6，8……将这种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的关系“束”作如下摆放则更为清晰：
很明显，该神话中的四组属于同一“束”的几个关系，也可以这样四个竖栏来排列：1、卡德摩斯寻找欧罗巴，俄底浦斯娶母，俄底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禁令收葬亡兄勃吕尼克斯。2、斯巴达人（毒龙牙长出的武士）相互残杀，俄底浦斯杀死其父拉伊俄斯，俄底浦斯的两个儿子因争夺王位开战。3、卡德摩斯杀死毒龙，俄底浦斯杀死斯芬克斯，厄忒俄克勒斯杀死其兄勃吕尼克斯。4、拉布达科斯、拉伊俄斯、俄底浦斯这祖孙三代的名字都有行走不便之意。这种重新排列为这则神话的意义分析提供了基础。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第一栏的共同特点是过分看重血缘关系，第二栏的特点则是过分轻视血缘关系，第三栏涉及到的怪兽、毒龙都是冥界之物，为了人类能从地下生长出来，它们必须被杀死；斯芬克斯不愿让人类成活，也必须被杀死。第四竖栏则是强调人出自地下的起源，行为行走不便是从土中生出来的人的普遍特征。当人刚从土中长出时，要么不能行走，要么蹒跚而行，这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有表述。
同时，这四个竖栏呈现出两组矛盾关系，体现出早期人类的困惑：坚持人类是出自地下的信仰，与人类实际上是由男女之间的结合生产出来的知识这两者之间，无法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转换。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尽管这个问题显然无法解决，但俄底浦斯神话还是提供了一种向着问题的解决方向迈进的逻辑工具。
（五）类比——神话思维的特点
列维-斯特劳斯相信，神话也是一种有逻辑的思维，只是这种思维不是一种分析性的抽象思维，而是一种类似于形象思维的，直接用具体的经验范畴去代替抽象逻辑的方式。在思维的运作上，则“总是从对立的意识出发，朝着对立的解决而前进”308。也就是说，神话思维总是运用类比的方式，把自然物放在二项对立的结构框架中代表抽象的关系，由此建构起关于世界的图像，达到对于世界的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原始图腾模式的研究，发现图腾不仅本身有着自己精确的逻辑结构，而且也可以构造结构。“神话系统和它所运用的表现方式……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平面上的诸有意义的对比关系之间确立等价原则。”309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人类的一种重要的能力——“编码”能力或创造结构的能力，它体现着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本质。
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深刻启发了现代文论的思想：神话是叙述体文学样式的雏形，它所提供给人的思考必然扩展到对于整个人类艺术活动大范围观察研究中去；二项对立是人类思维以及构造结构的基本方式。因而，“二项对立”就被发展为结构主义文论最基本的结构观念。同时，“共时性”阅读方式也变成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所热衷的方法。
（第三节）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1915-1980），法国最重要的文论家和批评家之一，也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主要着述有《符号学原理》《文本的快乐》等。
一、罗兰·巴特的早期思想
巴特是一个思想充满矛盾的人，被当作结构主义理解的巴特在70年代以后，又明显地将自己的关注视野投诸更新颖的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对于罗兰·巴特的思想的理解，则必须紧紧结合其几部着名作品来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