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多发生于竞争情境。由于让人行为的出现往往使矛盾化解，争斗平息，对手变朋友，仇人变伙伴。因此，让人是避免斗争的极好方法，是知情明礼的智慧者，它于人于己都有益处。
得理不让人，让对方走投无路，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择手段”，这对你将造成伤害。好比老鼠关在房间内，不让其逃出，老鼠为了求生，会咬坏你家中的器物。放它一条生路，让它逃命要紧，便不会对你的利益造成破坏。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成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装模作样、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何等的一种智慧呀！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分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这其实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分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是不是沽名钓誉了，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对方无理，自知吃亏，你于“理”明显占过对方，放他一条生路，他会心存感激，来日也许还会报答你。就算不会图报于你，也不太可能再度与你为敌。这就是人性。
得理不让人，伤害了对方，有时还会连带伤害对方的家人，甚至毁了对方。这有失厚道。得理让人，也是一种人情积蓄。
人海茫茫，却常“后会有期”。你今天得理让人，谁知他日你们二人会不会再相逢？如果到时候对方势旺你势弱，你就可能吃大亏了！“得理让人”，这也是为自己以后做人留条后路。
清代康熙年间，当朝人称“张宰相”的张廷玉与一个姓叶的侍郎，两家毗邻而居，叶家重建屋子，将两家公共的弄墙拆去并侵占三尺，张家自然不服，引起争端：张家立即发鸡毛信给京城的张廷玉，要求他出面干预，张廷玉却作诗一首：
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老夫人看见这封家书，立即命人退后三尺筑墙，而叶家由此深表敬意，也退后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即由从前的三尺巷变成了六尺巷，被百姓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