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退是全身远祸的一个法子，它更彻底，也能更有效地自保平安。所谓急流勇退、功成身退，便是一种明智的生存方法。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名利已有，见好就收。
公元前5世纪，在今天的苏杭一带，有吴、越两国。两国虽然相邻，但是为了争夺霸业，互不相让，相互对抗。后来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手，不得不逃亡会稽山，忍辱负重与吴国谈和。在几经交涉后，吴国才答应让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一直记着所受的耻辱，卧薪尝胆，立誓雪耻，20年后，终于灭掉吴国。而帮助越王成功的就是范蠡，范蠡不但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还是一个低调做人的智者。
勾践这个人，臣下虽然可以与他分担劳苦，但是不能与他共享成果。范蠡被任命为大将军后，自忖长久在得意之至的君主手下工作是危机的根源。于是他便向勾践表明自己的辞意，勾践并不知道范蠡的真实意图，于是拼命挽留他。但范蠡去意已定，搬到齐国居住，自此与勾践一刀两断，不再往来。
移居齐国后，范蠡不问政事，与儿子共同经商，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齐王也看中他的能力，想请他当宰相，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深知“在野而拥有千万财富，在朝而荣任一国宰相，这确实是莫大的荣耀。可是，荣耀太长久了反而会成为祸害的根源”。于是，他将财产分给众人，又悄悄离开了齐国，到了陶地。不久后，他又在陶地经营商业成功，积存了百万财富。可见范蠡才智过人，并具有过人的洞察力。他之所以离开越国，拒绝齐王的招聘，以及成功地经营事业，这些都源于他深刻敏锐的洞察力。
而战国时代的商鞅却不知功成身退，结果就惨了。商鞅仕寨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就是触犯了他强有力的靠山——秦孝公。
当初，他为孝公断然采取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根本贡献，但改革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时间在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有孝公支持，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当时他也使孝公感到威胁。《战国策》中记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这是孝公生前故意传位，以试他心，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另有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最终，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伺机报复，当秦孝公一去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纷策谋陷害他，终以谋反罪名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不知退，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理想的结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退者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