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实现
读者与文学价值实现一“文学价值实现”界说文学价值实现的概念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从作者的角度说，作者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目标的特殊实现。许多作家对此都有过论述，认为文学创作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存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就包含了价值的实现。但是这基本上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
其次，文学的价值实现，主要的还是与读者构成的文学价值的社会实现。用接受理论来说，文学价值实现包含着两方面，一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是读者阅读过程的具体的参与，而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化的客观的“产品”，它的价值的社会实现有待于通过“消费”最终被读者所接受，这是文学价值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方面。这样，作家的创作就不仅是为自己，而且是为他人。不管在主观上如何，作品一经发表，便自然就会出现这种关系。所以，读者是文学价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环节。
第三，文学的价值实现既有共时性特点，又有历时性特点。就前一方面说，某一文学成果在某一时期或同一范围会被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出现多样的感受和多种评价。就后一方面说，同一文学成果，因为具体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读者对象、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出现褒贬不一的评价，也会不时出现价值的“再发现”的情况。文学价值实现又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消费，它的价值的实现往往与某一时代人们的“专注”的方面有极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价值实现有明显的相对性、具体性。
第四，文学的价值有其客观性，某一作品被社会公认、被广泛接受，在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潜能和它的超越意识，它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相对真理和普遍的情感，反映了人类的某些本性。有些作品在某一时期特别受到推崇，则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思潮等相关。文学价值的实现程度，实质上是文学满足人的需要的机制所决定的。但是，文学价值并不能绝对地以读者的多寡来评价，因为有时被动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也可以拥有众多读者。
第五，文学价值实现对于文学的创作也产生影响。读者的消费、接受状况往往反映着“需要”情况和价值实现的深广度；读者的反馈，能够影响作者的创作，甚至读者要求左右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作者的创作，对于读者来说，也不是被动地迎合，而有着引导的作用，作者也培养读者的趣味和欣赏习惯。换句话说，读者和作者在互相创造着对方。
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文学、“纯”文学与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并存由来已久。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追求“雅”，并使文学神圣化。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和散文占主要位置，小说话剧不能登大雅之堂。而诗与散文又是极具个性色彩和抒情言志意味很浓的文学领域。这种领域为一般读者所难涉足和接受。原因之二，是中国文字与语言的逐渐分离，形成许多理解文学作品的阻隔，造成了大众与文学的隔阂，影响对于文学价值的接受。第三，在理论上偏重推崇古雅、深奥。传统文学所期待的读者主要不是大众，而是少数贵族。即使有些通俗易懂的诗词，也往往通过阐述而变得神秘、深奥。原因之四，理论上的另一倾向是把文学及其功能不断地神圣化，从不同的角度使文学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造成一种高深莫测的假象和宗教般的心理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促使文学的神圣与世俗的对立即使如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也不能造成如西方文学从诗史、悲剧到近现代小说、话剧占主导地位那样的文学局面人们把这种现象仅仅归结于民众文化低下显然不够公允五四文学革命从语言、文学形式、文学创作方法、思维特征到文学内容的反传统，使得中国文学有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读者群的变化，没有文学价值实现系统的相应变革，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读者对新的文学作品要能在心理上接受，在审美感知上领悟，在意蕴上把握，需要相应的接受角度、期待视野、心理需求等的变化。这就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读者群的培养和引导的问题。
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们主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感受到，“文言文”难于表达真情实感并为大众所理解，所以把语言变革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而这一点在当时乃至相当一段时间，只被看做是文学形式范围内的改良而贬低了它实际所具有的意义。实际上，这种所谓形式变革理应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接受系统的变化。对于文学来说，思想内容方面的变化与艺术形式特别是语言方面的变化那个更为深刻重要，恐怕也还需要再认识。
五四时期，文学读者群的培养是不自觉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这一时期文学价值的实现主要在文化批判、情感宣泄等方面，文学的消费者与文学创造者处于同一的层次上，有着相同的文化氛围和心理的需求，知识分子是主要的读者，所以不存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明显的隔阂，也就掩盖了对新的读者心理的引导和读者群的培养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文学价值的社会实现方面已经开始了一场悄悄的革命。
三、悄悄发生的革命
五四文学继承了梁启超一代先驱者的主张，提倡文学的贫民化，语言上的通俗、直白。但是这在当时只被认为是为了直接表现内容的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不看着是对读者接受心理的引导。
鲁迅“狂人曰记”格式的特别，胡适新诗的尝试，在客观上都是在极大地引导读者改变着欣赏习惯，从语言而触及审美心理接受态度。郭沫若的《女神％的格式！叶绍钧冷峻和沉稳的叙事风格！冰心的小诗，闻一多的新格律诗，西方式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形式的出现和对小说章回体的取代，话剧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化的打破等等，都表明，在审美习惯上，人们比较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的一套体系。而当时的接受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已经受到西方文艺思潮，乃至哲学、社会学说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这种艺术思维方式、欣赏习惯的变化没有引起特别的不适。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功绩之一，正是在培养新的读者群、引导读者方面有了重要的进步。整个文学价值系统的变革、语言文体的变革，乃至表达方式的变革，都是深刻的，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多少都有些“欧化”“洋化”的知识分子读者群的出现，才使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有了基础和可能，文学革命的“实绩”才能得到认可。
四、惊世骇俗之作的意义
如果说前面讲的格式的特别而能被自然接受，讲的是新的文学形式与新读者的关系。那么这里的惊世骇俗之作的意义主要就是讲读者对作品内容方面的承受能力。《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女神》《沉沦》《尝试集》等，所表现的反传统规范、传统观念等内涵与传统文学相比，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读者来说，有着陌生感。另外在整个内涵层次，情感方面强烈的反叛意识似乎在当时易于被接受，而在道德伦理层次就招致责难，如《沉沦》《蕙的风》等。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的阐述成了化解这种陌生感的一种中介。而许多文学理论在实际上借助于社会科学理论，用以化解的不仅仅是文学范畴的内容，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问题，如爱情观、婚姻观和性观念等。所以惊世骇俗之作的意义在这里具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于读者心理空间的拓展和心理承受能力、接受能力的培养。比如，茅看说《狂人日记》给人以“痛快的刺激”，说明当时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和接受《药》的结构上的特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阿正传》所表现的内容的复杂性和主人公的典型性；《女神》中个性主义的狂放的姿态；《沉·沦》对性心理的触及等，都体现着新的读者群的接受意识的形成。
五、深层问题与权宜之计
30年代提出的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的讨论，涉及的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中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文学的方向的问题。它实际联系着许多深层方面。但是这一问题在当时却是作为权宜之计被提出和处理的。从根本上说直到《讲话》把它作为方向提出，上升到文艺与人的关系的高度才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这在当时又被只从政治的层面去认识和理解。这就导致了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现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提出极富辩证意义，但是当时也被置于具体的文学目标之下去阐述，就变成了文学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成为一种权宜之计。
大众化的讨论，由于过于具体的内容和任务，讨论中必然走向对于具体技巧、“操作规程”方面的关注，如关于旧形式的利用、关于民族传统、民间文艺中心等的讨论。文艺大众化讨论，不能真正解决文艺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原因之一是，文艺创作一作品一读者几者的环节上有内在矛盾。即：一方面过分地强调文学的责任的神圣，这就不能不使作家有一种神圣感，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能教育人的、高于一般社会意识的精神产品；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又被看做是更为神圣的，作家要为他们服务，接受他们的思想意识，就是说既要受他们教育又要教育他们。这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了许多限制。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作家只有向自己的服务对象、教育对象认同，向他们的意识饭依，以适应他们暂时的需求。当时的权宜之计是不得已的，但是它因此也培养了一批批这样的读者，也培养起了几代人的阅读欣赏习惯和心理。
六、读者欣赏心理的定型与价值实现的向度
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在《讲话》后直到70年代末，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这几十年中，中国文学确实很少有艰深难懂的艺术作品，这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直白、浅显、通俗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特点。但也因此使中国文学缺少了许多耐人寻味之作。同时在两个方面大大局限了读者水平的提高。其一、在内容上，单一的社会历史“政治”伦理等教化功能的强调，在阅读过程（包括文艺批评）中，使人们习惯于有意无意地去理解作品的社会历史含义，在细节中去发现微言大义，而这些反馈刺激着作者，作者的努力也尽力向着这一方向。整个创作过程被这种意向所左右。其二，在对形式的理解上，引导和规范着读者对浅显的、直白的形式的适应，强化一般民众所感兴趣的伦理道德层面的理解和接受。这种强化和引导的结果是使艺术需求的单一化和政治化，极大地局限了对于文学意蕴多层次多方面的追求，对于多种艺术精神的感受和适应，这即与传统中国文学品格有很大不同，又与现代世界文学的艺术趋势有着距离。因此，认真思考中国新文学在接受过程中哪些价值属性被抑制，哪些价值属性又被过度放大和强化，是客观评价这个世纪文学的重要内容。
神圣与世俗的背反
文学的“神圣”与“世俗”，是在理论上都可论证的两个命题文学是神圣的，它负有崇高而又庄严的使命，它以特殊的形态体现着民族灵魂和时代精神；文学又是世俗的、非宗教的，它反映着社会心理、时尚、风俗和习惯等等。神圣与世俗之间应该自然相互沟通而不应存在鸿沟和冲突。但是在文学实践中，在具体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却常常形成对立、排斥和背反的现象。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迄今已出现的各种重大文学现象中，神圣与世俗的对立和背反这一以往不被重视的现象，现在越来越成为不能绕过的课题，文坛的现状迫使理论界对此作出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文学的神圣与世俗这一对命题和二者的相互关系，可以从几个不同层次和角度去理解，有关于文学的品格、内涵、特性的含义，又有关于文学的功用、地位及其与人的关系的含义，同时，它又可以理解为文学家在文学活动中所抱的某种态度和所体现的某种精神。“神圣”与“世俗”的概念本身在这里并无褒贬之意和高下之分。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历来就有主要由上层文人和官方欣赏和追求的文人文学或曰“正宗”文学，又有主要由下层民众所创造欣赏的民间文学，前者被视为高雅神圣之作，后者则被看做世俗浮浅之作而难登大雅之堂，这是形成文学的神圣与世俗对立的因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使文学功用扩大化和神秘化、使文学地位神圣化的倾向，文学不仅有兴观群怨之功能，事君事父之效用，而且与经国大业相联系。甚至文学家的被囚被杀，文学作品的被禁被毁，也不是因为小视了文学，倒是因为过分看重了文学的力量所致，是神圣化走向了反面。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史，基本是站在正宗的文人的立场研究评价文学现象，其所运用的一整套的概念术语和对文学的阐述，使普通民众神秘莫测，难以理喻。它在客观上也促使文学更加神圣化。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学多贵族气息而少世俗精神，它以一种宗教般的崇高和自尊的面孔俯视芸芸众生。可以说，神圣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性之一，神圣化也是中国古典文学难以走向现实和大众的原因之一。偶尔的世俗精神的浸入和时断时续的对神圣化的冲击，都未能使这种状况彻底改观。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先驱者的目标是彻底变革中国文学的面貌，重建文学与人的价值系统，而使文学从神圣走向世俗可以说是他们的初衷之一。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三大主义”，其意义首先恐怕就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神圣化发起了攻击。继之出现的反对“文以载道”，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社会写实文学”，以及此后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文艺工农兵方向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与人民大众关系的反复强调，一直到80年代对通俗文艺的肯定，差不多一个世纪，中国文学似乎都在破除文学的神圣面孔，追求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与普通民众的联系。而占主导地位的文艺理论，则始终把文学与现实生活、与人生的关系作为最主要的命题去探讨阐述。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文学从理论到实践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重要的收获和历史意义的。
但是，20世纪前80多年（以80年代中期为界）的中国文学，它追求过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却不崇尚文学的世俗化，也不曾形成强有力的文学世俗化倾向。这个时代仍然需要文学的神圣，它造就的仍然是神圣的文学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神圣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