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后期，即新文学第二个十年，是20世纪中国文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不同文艺思想、不同文学价值系统之间的分化日趋明显产生深刻冲突的时期。文学界仍有一批批新人出现，不同艺术倾向的流派仍然活跃；与五四时期相比，虽不再是“如尼罗河的泛滥”，却可以说是溪流纵横，且流向分明。从作家队伍来说，前一时期陆续步入文坛的作家，在经历了五四后的彷徨之后，面临着重新探索选择的契机；而新的作家和在这一时期开始活跃起来的作家，给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五四时期那种带有文化反省意识、哲理色彩甚至抽象意味的命题，已为中国人为当前“应该怎样”的现实问题所覆盖，关于人的生存、发展这一思考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支点，在这时具体为在“现实”中如何选择道路和行为方式的问题，以及文学家如何把文学与现实人生相关联的问题。如果说，前一时期，文学家可以大胆地说“文学是作家的自叙传”而不受指责，可以说“文学无目的”而尽情地表现自我，那么到了这一时期，则恰恰是对于这些观念的反拨和否定。这种状况下，作家群体、派别的重新组合，具有与以前不同的内在因素和结构形态。
首先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有其独立特性，文学不应屈从于政治而变成附庸；但是文学却不能无视政治，尤其在中国，这不仅有传统而且有现实的基础。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就都是坏事，也不能笼统说中国人反感文学对政治的过于热衷。实际上有时情况恰好相反，中国人注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心理深处希望文学更多地更大胆地触及政治。只是这种触及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潜意识，表达自己想说而不能说和不敢说的话。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具体的政治构成怎样的关系，而不在应不应有关系。在文学批评中，同样不是简单地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些大胆触及了当前政治的作品往往会给予充分的肯定，作家也会以其勇气而得到较高的评价。
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显得十分突出，并因此而引起争论。这不是某些人提倡的结果，而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其中最内在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到阶级意识的转变、从个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转变过程中，政治革命是当时改良人生、改良社会最有力的手段和途径。五四建立的以人的发展与历史进步为坐标的文学价值系统有向政治进一步靠近的必然性。虽然人生与政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但是中国人生的改善、境况的变化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当时仍然是要借助于政治。这是中国文学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原因。人们期待着政治解决问题，期望文学能影响政治。文学家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建立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行为方式，即文学家是否投入和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是表现为一种情感态度，即对革命的肯定或否定、支持或反对的态度。30年代不同的政治态度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在对作家队伍的形成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政治态度的背后，有着作家的世界观。政治态度是这一特定时代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它不等同于阶级出身。政治态度在这个时候，其实与作家对于人生、社会、个人与群体、个人的价值追求等相关。因此，30年代作家群表面上看来只是以政治为界，实际上是几个不同的系统。
它们之间的区分是世界观（广泛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不同。而它们的文学价值目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左翼作家群：他们不仅是有组织机构的作家群，更重要的是有共同的群体意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革命有很大的热情。左翼作家在文艺应为革命尽力这一点上有着共识，但在文艺如何为革命尽力上却有着分歧。分歧的原因之一是，一部分作家，如鲁迅，他靠近政治，是从文学与人生的现实关系的不断然探索中得出的结论，他不游离于政治，但决不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因此在3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始终保持和探索着文学的特殊规律，保持了五四文学中最可贵的重新构筑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方向。而另外一些作家则由思想的转变而试图“彻底”改变文学位置和作用；他们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对文学提出要求。从文学价值系统来说，左翼作家群的意义在于继承了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在文学的价值意蕴上保持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没有使文学成为造出奇妙的逃路和瞒和骗的“圣药”。同时形成了粗犷，崇高的美学风范。二是民主主义作家群：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习称为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他们以自己对中国社会人生的深切了解体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表现着中国的人生和时代。他们的意义在于并没有为迅速变化的生活所牵扯，而是以独特地思考和艺术感受表现了不同类型的人、人生；当许多作家以对题材的变化而显示着自己创作的发展的时候，这些作家以对生活和人性的探索的深化而显示了艺术水平的提高。三是自由主义作家群：20年代后，最早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的是周作人等，此后有新月派、论语派等。小说界的“京派”和“海派”，诗歌界的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等，虽没有明确的理论宣言，但是在思想意识上也靠近这一群体。自由主义作家群的文学价值取向，是与20年代后中国的一些社会思潮相联系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个性主义，对英美式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实现有过希望也有过失望；在文化意识上则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哲学与西方个性主义思想达到了某种契合，在文学活动中，以个人为价值取向。他们在现代文学价值系统中的意义是，从文化历史、哲学等层面思考人生和人的精神需求。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表现人的精神和情感波纹。
他们有自己的艺术视角，如新月派对自我、个体的崇尚，象征诗派对潜意识的揭示，新感觉派对都市精神的感触，京派对中国乡村精神变动的敏感等。他们中的情况极为复杂，除过走向极端者外（如周作人），大多数作家仍然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思考过社会改良、人生改良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社会的问题主要是人心太坏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所以他们往往离开现实谈论文学的价值意义。而正是这一特点在客观上使得他们能保持自己个人的意识和艺术爱好，在精神领域徜徉做出了一些独特的艺术尝试。为什么自由主义作家群多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为什么他们在诗歌、散文和抒情小说中多有成就呢？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和纯粹个人艺术的爱好所导致的，而另有原因。他们的“独立”，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平心静气的、“超脱”的心态。他们作品的耐人寻味，不纯粹是技巧的娴熟而是体味的深与细。他们不能对于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反映，也无意于用鸿篇巨制去反映重大的社会历史内容，宁可在自己精神世界里徜徉而对现实生人生问题保持沉默，用清灵纤细的笔触梳理自己的人生体会，精神情趣而不屑投枪和匕首的杂文；但是他们在自己所思所感的范围内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所以他们思想意识的不足反倒为艺术上的追求留下了余地。他们的许多作品能使后来的人感到较少烟火气而更多“超脱”意味，具有较多的可以品味的价值。但是这只是为现代文学的价值系统增添了一种要素，它不应是现代文学所主要追求的方向。否则中国现代文学将不会与现代中国人生构建起新的价值关系。这使后人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似乎存在着作家的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的评价与艺术价值评价矛盾的现象。
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有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几个不同的环境，它与作家群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不同政治环境中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成就，其中解放区作家群的出现意义更为重大。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作家，不仅反映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主题，而且对于此后、特别是当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他们作品提供的价值不光有新的思想内容上的意义，而且也有艺术上的重要意义。五四以来文学中欧化的倾向在这时、在这一地域开始真正地向大众化、通俗化发展。这不是传统文学中的下层民间作品、通俗小说的简单延续，而是五四以来严肃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它仍然充满着神圣感、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说，它在艺术形式上的大众、通俗是为了更好地完成神圣的使命，因此，它不是表现世俗的享乐精神，不是为了消遣游戏，它是一种通俗品格与历史和现实战斗精神结合的文学，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文学精神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当代作家群
五六十年代作家群。这一时期作家群体的构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分上有几种不同的来源，原解放区、国统区等的构成，现代时期形成的宗派，作家队伍的重组和分化。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如郭沫若、茅盾、周扬、郑振铎、丁玲、冯雪峰等，即使曹禺、老舍等也都不再是单纯的作家。这种身份的变化对创作面貌和艺术价值追求影响极大，许多人中断了创作，大部分作家改变了自己的艺术信念还有一部分接受改造者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与制约可以说这一时期有作家组织而没有原来意义上的严格的作家群体！这是20世纪文学价值论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时期作家群。是20世纪以来作家群体特征最为显着、作家群体艺术追求最为明显，成就也极为突出的时期。伴随着新时期文学思潮的不断演变，文学群体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形态。有作家年龄、经历构成的群体，如归来作家，知青作家，新生代作家，80年代生作家；有因创作题材构成的作家群体，如朦胧诗作家群，反思、伤痕、寻根文学作家群，改革文学作家群，先锋小说作家群，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群，女性文学作家群，历史题材作家群等；有以地域为特色的作家群，如京派作家群，如所谓80年代的“湘军”，90年代的“陕军”，西部作家群等。这些作家群体虽然并不一定反映文学创作内在的区分，但是，确实与文学艺术价值的特色和思想意蕴有很大的关系，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现象中重要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不再展开论述。
在文学发展中，作家群基本以时代的发展而形成前后相承的态势，但是这并不自然构成价值系统的格局。文学价值系统结构形态除了文学要素、价值成分之外，还在于结构质，在于在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中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在于文学对人的有用程度、文学的社会实现的状况；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的文学，在价值系统中的位置自然显得重要。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说，现代文学的价值评价不应仅仅以后代人的价值需要和价值标准去衡量，而应以当时文学价值的社会实现程度为标准。因为后代人的标准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中国现代作家群与文学的价值关系及其评价也应作如是观。这样，关于作家之群与文学之维，就要注意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不同的作家群对于现代文学的价值构成都有自己的意义，都为文学的价值系统的生成提供了独特的价值要素和“板块”，这方面差异越大其意义也越大，反差越强烈其艺术风格越明显，在文学系统的整体上构成上越有张力和意义。二是作家群及其文学成果在特定的环境中的价值意义确有大小、高下之分，其标准主要应以文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的大小为标准，而不是抽象的价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