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文学界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应该是什么的讨论，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虽然众说纷纭，人对文学的意识变得异常的复杂，但总体上来说，认识有了重大进步，多种文学观念都可以并存和实践。比如，王蒙认为文学是“魔方”，可以有各种组合，表现出多元的开放的文学观；余华认为写作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经验，乐趣是文学长盛不衰的秘密①。王朔消解崇高、调侃神圣，张承志、张炜坚持道德理想主义；新生代表达自己的感受，美女作家展示“私人”体验，等等，都反映出对文学的不同意识。而且，文学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迅速变化。比如莫言有篇文章旧“创作谈”批判，就回顾了他从1984年初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到20世纪末在文学观上的变化，从最先主张“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显示他年轻气盛的情态，随后“口出狂言”，说“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一这就是文学，”后来莫言又进行反省说：“我同意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观点。”“我同意文学是纯然表现的观点。”“尽管这两个观点都不完善且有互相矛盾之处。”认为自己还是“现实主义”大旗下的小喽啰，一个作家个人对文学意识的变化尚且如此之大，更何况一个时代的文学意识的变化。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学意识中，我认为最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是关于文学的“雅俗”关系上的变化，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有了重要的发展。80年代开始，围绕所谓“精英”“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或者“纯文学”与“俗文学”的争论，出现过很尖锐的冲突，似乎不会有一致的看法。比如。李陀在《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上发表了《反思“纯文学，》一文，认为90年代的文学，“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9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所以批评家比作家更需要对坚持“纯文学”进行反思。他说：“我们不能不想一想：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么复杂的新的问题，面对这么多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纯文学却把它排除在视野之外，没有强有力的回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抗议性和批判性，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这里反思的是“纯文学”及其批评理论，但实际涉及的是整个文学在当前的使命问题，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王干《纯文学无罪》一文对李陀的文章进行了回应，除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了辩驳外，他指出：“把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批判立场作为文学的规范的价值标准确立下来，它不只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而且表现出对当前文化现实的隔膜，根深蒂固的症因在于想以一元和一种意识形态来统治文坛、解释文学，就像《笑傲江湖》里的那句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八字经一样，仍是一种一统的观念作祟。”王干的反驳是反对一元而提倡多元的批评理念，不走回头路。但多元的实质是什么？“把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批判立场作为文学的规范的价值标准确立下来”，是不是复古主义倾向？提倡某种批评主张，是否就是提倡大一统和一元？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多元化本身没有错，但是一些现象说明，一方面，空洞的多元实际上是迷惘是无“元”；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口号又可能掩盖着一些话语霸权，将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命题当作复古倾向而否定，它并不利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和理论的建树。还有，批评界仍然被“趋新”这条“狗”追赶着乱跑，“新”就是“先进”的观念在支配着一些批评者，“复古”“过时”的大帽子扣住了文学批评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文学批评界无意识地盛行着“左”比“右”好的思维方式。批评标准的迷惘是制约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因，也是批评不能理直气壮的缘由之一，它常常使得人们不知所措。而它的关键在于，在明确地摒弃了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观点，抛弃了以政治作为文学的参照，后来又打破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定义，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以现实生活对应文学，因而以现实生活作为文学批评的参照系之后，文学要不要有新的参照系以什么为新的评价标准的参照？进一步的问题是，批评标准从何而来我认为，没有关于文学的最基本的观念，批评标准必然就会左右摇摆，本身就经不住论证；而文学批评对象缺乏一定参照系，成了文学批评困惑的主要原因。
现在回首反思和总结，可以看出，争论是激烈的，似乎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破坏”旧文学后不知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老路，但是，实际上，这次的争论涉及对文学属性的意识与对文学功能的意识两方面，而认识就在这争论过程中已有了提高。比如残雪在（究竟什么是纯文学）中提出：
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自古以来，对于这个“虚无缥渺”的世界的描绘，是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的工作。
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止的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像天空，像粮食，也像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这样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纯文学。我愿自己永远行进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队列中。
残雪对纯文学的理解和身体力行，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与那些将严肃与大众、雅与俗截然对立起来理解“纯”文学的观念有根本的区刘恒则对纯文学又有自己的理解：“搞纯文学的在题材上追求通俗化是没有多大意义，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你通过走通俗化的道路和读者发生市场性的联系，对写小说的人和写诗歌的人来说意义不大，但是你把它作为挖掘人类痛苦和发泄自己精神的一个工具，它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只要人类的痛苦还存在，只要创作这种形式还存在，它的困惑还存在，小说和诗歌就灭亡不了。因为它承担了人类永恒的任务，通俗不通俗是其次的。”②“生活再舒适，人类的精神痛苦还是依旧，下个世纪也别想改变。对死亡的恐惧、对爱的渴望同样会永远存在，和上个世纪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一点上做文章，是美差也是苦差，责无旁贷地留给了艺术和文学”。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不但回答了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问题，而且对文学与人、与人类的关系做了回答。其深刻处在于重视了文学对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的作用。不再是“文以载道”，也不是“消遣游戏”，而是文学作用于人的意义。张洁有同样的看法：“人类需要神话和童话，其实人生离不开假象，它像美丽的毒品。对于这种毒品的渴望全人类都存在，包括我自己在内。……《无字》也可以说是对这种人类神话和童话的解构。”这些认识表明了，作家不再限于雅俗孰高孰低的纠缠，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文学与人的关系，从文学对人类的终极意义上去反思文学的功能，理解其不可替代的精神作用。这是一种超越意识，也是一种进步的文学意识。
这种新的文学意识，不仅反映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同时也成为批评家的意识，影响关于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比如关于90年代文学走向及其批评观点。杨扬在！文化意味着什么一90年代文学的变化及其自身的思想障碍①中指出：80年代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批评家，在90年代逐渐失去了社会影响和文学影响。原因是“那种在对待90年代现实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所谓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文化姿态，到了90年代后期，几乎没有多少触及现实的批判性可言了，不是说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不需要批判性和反思的存在，而是按照这些作家既有的思想资源和道德尺度，很难对90年代以来变动着的社会生活做出真正有力的思想反省。一作家作品的力度，不是表现在对社会生活不按照作家原有的道德理想轨迹行进时，作家作品中以那种乌托邦的道德理想来纠正现实生活；而恰恰是表现在作家有勇气面对社会的变化，并在创作中体现出对这种变动着的社会生活的敏感。”他认为，王安忆在90年代的创作倒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90年代社会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使得文学可以选择多种价值参照来确立自己的合法身份。换句话说，文学在90年代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变成了一个复合名词，它是一个多重作家作品和读者群体组成的集合。原来被人们视为非常严肃地揭露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家作品，在90年代仅仅是一种类型而已，而原来被视为很有文学实验意味的一些作家作品，在90年代也被限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中。一90年代文学发展面临着多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王安忆的！长恨歌》非常适时地展示出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
最难能可贵的是，王安忆放弃了对以往历史言说的既定预设”，“不是像一些作家那样靠一些惊人的言论或触及政治敏感的现实题材来吸引社会的关注，而是以非常普通的故事和人物的叙述，显示自己的文学探索，这种探索至少使我们看到新的小说发展空间的建立，并不一定按照人们原有的设想进行，而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在今天，假如我们依然忽略90年代以来文学现实的变动状态，依然在用一种既定的文学价值准则来衡量变动着的文学创作，并且，对成长中的作家作品以一种苛责的态度处置的话，我想所谓反思，批判都是口号和标签而已，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里反映着一种鲜明的文学观和小说观，就是王安忆所主张的小说是“心灵世界”。这也就是说，当作家从根本上认为文学是否要表现现实重大问题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只是围绕建构心灵世界对“材料”的选择问题的时候，当批评家以同样的观念理解批评对象的时候，他的批评标准当然会与另外一些标准不同甚至尖锐冲突。而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趋势容许这种冲突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能说这种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最先进的。我们也可以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比如，这篇文章不可回避地涉及文学与社会、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不仅在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它的实质是，作家的创作当然要受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制约，新涌现出的作家一般都会带着新的创作精神、成果和风格登上文坛，以最适应当时社会潮流的姿态赢得人们的喝彩。但是，文学创作不是赶时髦，文学的发展，或者说我们评价文学价值意义的视角，是否只是看文学和社会潮流适应的一面，作家要不要与社会思潮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审视的姿态？文学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怎样体现？另外，这里也涉及文学批评标准问题：80年代的批评标准不适应90年代的创作实践（这个命题本身值得思考），那么90年代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批评标准从何而来？
以上这些例子部分地说明，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文学研究和批评，正经历着类似文学创作所曾经经历过的从轰动到沉寂再到分化，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过程。批评的个人化、多样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习惯于批评理念的一体化，习惯于遵循十分明确的、规定好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模式的批评者，难以适应是很自然的。这种不适应表现为找不到有意义的命题，也缺乏具有强有力的阐述功能的批评话语。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再指望大家有基本一致的观点和理论之后再进行研究和批评工作，我们只能以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实践，同时，我们也就不能指望自己的评论和研究得到所谓公认和肯定。也许，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对同一文学现象和作品做出不同阐述，通过不同角度和方式的批评，揭示其潜在的价值。自然，那些值得人们从不同方面探讨的现象，一般来说也就是有独特内涵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样化和多义性是一种进步，也是对文学价值属性的新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