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对文学的需要的意识相对应！人对文学价值属性和功能的意识，是构成文学价值观念的另一重要方面。它是人对文学的客观尺度的把握，涉及文学是什么、有什么用等问题。中国现代社会人对文学的意识，既体现于那些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意识的形成演变过程中，也体现于许多并无明确意识的文学活动中。要具体地把握它，还得深入到“过程”本身并从分析现象入手。
“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中国现代新的文学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学整体的深刻反省上。艾思奇曾经说：“记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新思潮的问题，曾有人给它规定了两点意义：第一是价值的重新估量。……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给新思潮规定了第二点的意义：还它一个本来面目。这就是说，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它的价值标准。传统的观念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错了它的价值。新思潮就是要打破传统观念，还给事物它本来的面目。”
本来，文学价值重新估量主要涉及文学“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还文学“本来面目”是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价值的重估应建立在“还本来面目”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国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反省，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对文学本来面目的反省，而是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本来面目的反省。对文学本来是什么的探讨，始终与文学对人意味着什么、文学应当是什么的思考相联系。
这种探讨，在五四前后，大致是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侧重从文学的社会性着眼，反省文学对人的实际发生的功用，否定封建旧文学意识。在文学革命时期，正面地提出文学本来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都比较笼统空泛，而在指出文学不应该是什么方面则具体有力得多，这正体现了当时一种新的意识和态度：反省、批判，而后建设。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其缺点如人们所说的在于它的笼统，而其优点和价值也正在此。他对旧文学的反省不是局部的改良，而是整体的“革命”。意识到应该对文学进行全面的反省，正是他作为新文学先驱者的重大贡献之一。相形之下，胡适之的“八事”则表明了他的改良是局部的，虽然具体但是缺乏整体深刻的反省意识。而周氏兄弟，对传统文学的反省深刻而有力。鲁迅早年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已经表现出宏观地观照传统文学的意识，到五四时期，他不仅在创作实践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的意识，而且在理论上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深中肯綮。他对中国旧文学中瞒和骗的假面的揭露，对“大团圆”结局所包容的陈旧观念的抨击，是对多少年来屡被尊崇的观念的反叛，是对传统文学“从来如此”意识的深刻的反省。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也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中国旧文学的反省。稍后，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建设和批评的沈雁冰，对传统文学的反省来得更加自觉。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中，他指出：“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份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在另一篇文章中国文学不能健全发展之原因》中，他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不能健全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明确的文学观与文学之不能独立”，“迷故非今”，“不曾清楚地认识文学须以表现人生为首务，须有个性”。可以看出，这种反省越来越向着真正的“还文学的本来面目”的方向深入。同时，这种反省又始终与“前瞻”紧密相关，以外国文学为参照，以重建新的文学价值观为归宿。
同样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反省，在“还文学的本来面目”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以创造社作家为主的、倾向“表现”的一批作家，他们主要侧重从文学与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反省中国文学及其意识“错了路子”的原因，并按他们的理解“还文学的本来面目”。提出诸如“文学是作家的自叙传”，“文学无目的”等论点。他们的观点似乎有较大随意性，但是其价值同样首先在于他们对传统的反省意识。他们的反叛精神更加恣肆和强烈，因此在打破旧的文学意识、重建新的文学意识方面有独到的作用。
文学上的反省，是以新文化运动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省为背景的，正是有这种大背景，对文学的重新认识才体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全新的视角、意识和反叛精神，惟其如此，传统文学观念意识才能发生根本的动摇。
后来，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就整体而言，再没能形成如五四那样对文学反省的局面，另一方面，还有为数不多的文学家继续着这方面的工作。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老舍和他的《文学概论讲义》①。老舍在30年代撰写的这本讲义，在对文学本体的思考、对传统文学的反省方面，已经深入到对中国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学术方法等层次的思考。在讲义的第一讲《引言》中，他说：
中国人，因为有这么长的历史，最富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传统的思想势力很大，也最会苟简利用这些经验；所以凡事都知其当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断，不求系统；因而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读文的方法是由师傅传授的，对于文学到底是什么，以弄笔墨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过问的，关心礼教以明道自认的，又以“载道”呀，“明理”呀为文学的本质；于是在中国文论诗说里便找不出一条明白合理的文学界说。
老舍进而从“中国人论文的毛病”中看到：“中国人的思路多是向后走的，凡事不由逻辑法辨证，只求有诗为证，便足了事。这种习惯使中国思想永远是转圆圈的，永远是混含的一贯，没有彻底的认识。”由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实用思想的作用，使得中国文学互相模拟，崇古非今，“只有格体的区分，少主义标树。把道，放在不同的体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样变化，主义一道-是一定不变的……”老舍认为造成中国文学研究根本弊病的原因，主要就是传统的万变不离其宗的“道”。这种“道”就是丈量万物的一种尺子，“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东西，便随便地排斥”。所以他呼吁，“丢开这尺子，让我们跑入文学的乐园，自由的呼吸那带花香的空气去吧，”不难看出，老舍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意识的整体反思中，认识到中国文学其所以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界说，不能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确认其特质，还不仅是文学研究本身的问题，首先在于在意识上的不能真正“跑入文学的乐园”，文学在没有获得独立品格之前，不可能真正地“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正是在有了这种自觉和清醒的认识后，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的正文中，从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分析入手，从检讨中国传统文学意识开始，逐渐深入触及如文学的特质、创造、起源、风格等等理论问题。围绕着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老舍常常反躬自问：“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忽略了在世界文学里所视为重要的问题？”这种设问正是一种意识清醒的表现，反映了开阔的眼界和深刻的反省。
40年代，保持了这种反省意识的还有一些对中国文学研究颇有造诣的人，其中闻一多表现出令人感佩的勇气和冷静。这位在20年代曾对东方艺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学表现出不同世人的“偏爱”的诗人，在这时却强调地声明：“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甚至正因为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克服惰性是一件难事啊，“旧形式是一种旧习惯，如果认为非利用旧形式不可，便无异承认习惯是不可改变的。……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我所以赞成田间的诗，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把旧腔调摆脱的最干净。这种极端的感情，也许是近二十年来钻进旧圈子以后的彻底的反感……”闻一多的这种类似于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的“极端的感情”，或许正是一种最理智的意识，或许只有深知中国传统文学的底细、深感建构新的文学价值系统的艰难的人才会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要“民族主义”而不复古，要在对于文学全部的认识基点上重建文学价值系统，这正是把对本民族文学的认识，纳入到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新文学历史过程中去估价的一种具有历史感的文学意识。
三四十年代，反顾中国传统文学的不仅老舍、闻一多一两人，甚至相反，关于民族文学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问题。然而，除过鲁迅、闻一多、老舍等少数人之外，对于传统文学的反顾，已少有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和批判意识，而更多的是偏向对传统的继承和“旧形式”的利用。人们急于和乐于寻找和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典文学的继承性，他们之间的连续性，以及进一步利用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在于如何做，在于在做的过程中是否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意识。无庸讳言，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在后来重提批判和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时，在意识上并不很清醒，这主要表现为，批判和继承都限于表面层次。批判未能进一步触动传统文学意识，停止了对文学失去“本来面目”原因的探寻；而继承则未能建立在对中国民族文学优秀特质真正认识把握的基础之上，未能达到五四时期提出的提取中西文化的特质，相互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的宏伟目标。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们不得不再次进行关于传统的反省和“再发现”，再次重新对文学“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可以说，对文学本体反省、重新理解的有限和不能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层次，直接限制着人们对文学价值属性和规律的更多认识和把握。过早地和过分地从文学“有什么用”的层面着眼，却往往轻视对文学“是什么”的探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文学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的判断，往往带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和个人经验的色彩，使文学价值观带有“早熟”和幼稚的弊病。
“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像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闻一多等一批带着理性的文学“意识”而走向文坛、提倡文艺运动的文学家，他们在形成文学“有什么价值”的观念时，程度不同地有对文学“是什么”的思考和认识，深浅不一地触及文学的本体问题。但对绝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走向文坛的过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最普遍的现象是现代文学家在“职业”选择上的“种瓜得豆”，亦即许多人都发生过由其他职业向文学方面的转变。特别是在五四前后，有那样多的热血青年由“实业救国”转而参加文学活动，一时间，学医的、学机器制造的、学商的、学机电的、学烧瓷的、学金融的，乃至学教育的、学宗教的、学绘画的……都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形成蔚为壮观的新文学队伍阵营。从文学家成分的构成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气象，它与古代文学形成了对照。新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们大都在人的解放的时代气息的浸染下，在文学领域找到了主体生命展现的位置和方式，使文学活动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而把文学价值的追求与人生价值的追求统一起来。这中间肯定包含了他们对文学“有什么用”的感性认识。但是他们却不是在对文学有了清楚的理性认识之后才走向文学方面的，而由其他因素所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