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文学的需要及其意识，是构成文学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进行文学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过去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曾经陷入过一种误区，就是从人对文学的需要这一层面起，就画地为牢，以一种带有伦理主义的先入为主色彩的思维方式，把人们对文学的许多合理的需要排斥在“需要”之外，使得研究对象和范围往往囿于一隅之地和单一层面。打破这种状况的关键之一，便是首先应从中国社会、中国人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广阔历史背景中，去看待中国现代社会人的需要，包括对文学的需要。
文学需求系统的构成要素及结构层次
在中国现代社会，人对文学的需求，有着为这个时代特色所规定的自成体系的系统模式。这个系统有自己特定的构成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和转换机制，形成中国现代特定的对于文学的“需要优势”和需求模式，它直接地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系统的特征及演变。
如作横向的静态分析，中国现代人曾表现出对于文学的多种需求，诸如：凭借文学的特殊功用改造民族灵魂、“立人”而后“立国”的需求了解认识世界、进而用以改造世界的需求表达理想和情感的需求沟通心灵的需求和自我表现的需求；用以激励斗志、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需求，陶冶性情和抒发“性灵”的需求，乃至消遣娱乐的功能等等，以及与这些需求相伴而生的对于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新方式的需求，等等。中国现代人对于文学的多种多样的需求及其自觉意识，与中国传统的把人对文学的需要片面理解为“载道”“消遣”“警世”“明理”等观念相比，无论是需求的广度和层次的高度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新的需求及意识，是以个体主观欲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它归根结底是由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是中国现代“人的发现”、人的新的追求在文学问题上的反映。所以这些需求在中国现代普遍地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一般地说，人们也理应以这种种不同的需求为各自的“内在尺度”，自由地选择和参与不同的文学活动，以满足对于文学价值目标的不同追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曾有不少的人以这种“理应如此”的态度理解和参与了文学活动。试回想一下五四时期，文艺理论界的“纷如乱丝”、创作态势“如尼罗河的大泛滥”（茅盾语），其实质首先是人们对文学需求的纷杂。或声称文学为人生，或为艺术，或要画出国人的灵魂，或只本着内心的要求，或要使文学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或只把文学看做作家的“自叙传”，如此等等，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欲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虽然在文学主张方面有过论争甚至斗争，却在当时并未能限制人们对文学的多种需要，也不可能只容许满足某些“统一”的需要。对文学的多样的需要、对这些需要的“一视同仁”以及为满足这多样需要而对文学的新方式的需求，内在地决定了五四时期文学家具体文学价值观念的不同，决定了这一时期大量吸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外国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可能。
然而，既然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能够客观地规定和制约人的需要，不断“发现”和满足人的新的需要，那么，它也就能够规定和制约“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社会进程中的“位置”和层次，突出某些需要而抑制某些需要，形成特定的需要优势选择规律和需求模式。文学价值观念的历史具体性和相对性正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对“需要”的制约和规定性决定的。中国现代的文学“需要优势”规律非常明显，同时又因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国情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这种选择变得异常复杂。从中国现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要求和中国文学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要求的角度说，前述诸种人对文学的需求本身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如对消谴！游戏！娱乐需求的普遍排斥），也是人的一种合理的需要。但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时代特点决定了这些“需求”不能同时得到满足，而要对其不断地进行再选择，这样，从中国的新文学总体发展历史看，其每一具体阶段的需求模式和“需要”诸要素的“结构”方式都有所区别，如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和“讲话”以后等等。就某一具体阶段分析，“需要”构成要素的“地位”也不同，它有为具体环境所规定的层次结构。譬如，在五四时期，相对来说，更强调情感抒发！自我内心表现！苦闷的发泄以及启蒙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更强调科学地认识！真实地反映现实的需要；抗战时期，强调鼓舞斗志！激发民族意识的需要，“讲话”则强调“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总体需要。无疑，这种种需要层次不同的模式的出现，伴随着的是对其他一些需要的抑制，也预示着人的“内在尺度”、价值标准的变化。而阶级性、道德意识、主体归属意识等的不同及在对文学需要理解上的反映，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斗争、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估价和把握，绝对的历史主义会把当时本已牺牲了某些正当需要的需求模式看得完全正确和具有必然性，因而在客观上漠视和排除现代人对文学的种种正常的需要，把现实、当前的需要作为唯一标尺。相反，脱离历史具体性、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则又可能把需要优势递进规律看做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失误，使得那些离开人的具体现实发展而奢谈文学需要的观念显得堂而皇之，“高瞻远瞩”。
中国现代社会人对文学的需要问题，只有置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背景之下，与中国现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具体实践过程相联系，才能说得清楚。从这一视角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社会人对文学的需要及其变化，循着的基本线索是）对文学的需要与中国人的解放、人的现实发展的总体需要相一致。这一点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需要意识”。然而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对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的具体理解上，有着中国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层次的区别。这种层次的区别包括了阶级、阶层的不同、道德意识的不同、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对人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具体历史进程相互关系认识的不同等等。在中国现代，就文学领域而言，以“人的发现”、“人性解放”、“人的发展”为基点而展开的是十分复杂的认识层面，在这不同层面上理解的人的需要是千差万别的，如鲁迅在前期以个性主义和进化论为武器，看到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的贫困，尤其是整个民族精神领域的弊病，指出改造国民灵魂的重要，他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关于人生基本需求的观点，有着具体的丰富含义和历史感。周作人以“人间本位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作标尺，看到的是兽性的泛滥、人性的沦丧，进而把人性的恢复主要理解为个性的充分独立和自我价值的提高。
梁实秋是有名的关注“健康”人性的文学家，可他的白壁德人文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眼光，使他看不到中国人性不健康的根本历史原因，以“上等人”的身份看待中国人性发展的需要。而从下层社会步入文坛的老舍，不但深切地体验到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看到人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的严酷现实，而且强烈地意识到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正常发展的严重束缚和对人的灵魂的戕害。他因之几乎和鲁迅一样，自觉地去探索中国民族性格中缺少什么的重大问题。不用说，老舍关于人对文学需要的理解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和出发点了。与沉在都市底层的老舍不同，“乡下人”沈从文则以带有原始色彩的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为参照，看到的是都市文明和儒教文化对人性美的摧残腐蚀，对自然生命形式的破坏，因此沈从文把文学看成“安放人性的小庙”，并从这一角度出发理解人对文学的需要就不足为奇。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数，相互之间明显和微妙的区别更是难以描绘。这说明，中国现代人对文学需要的理解，首先在于人对自身的理解、人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感知、人对“理想人性”的意识。对人的认识层次的区别直接决定着关于人对文学需要的层次结构。在这里不难看出，真正对现代人的“需要”、包括人对文学的需要有深刻认识的，正是那些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深刻了解中国现实人生的文学家，即对“现在”感知最强烈的文学家。
问题还不仅如此，决定文学需要模式的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人的发展及其实现途径的不同理解上和行为准则上，以及从什么角度把人对文学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的总体需要相联系上。因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人的认识、对“现在”的感知本身有层次上的区别，有阶级立场的、出身教养的、道德观念的诸因素作用而造成的分歧，但笼统地说来，不管是谁，都在声言要医治民族性格中的弊病，要促使人的正常发展，乃至要振兴国家民族等等如果单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程度不同地都触及历史和人的重大课题然而，在具体到什么是人的真正的发展，什么是真正完美的人生理想和人性时，什么是达到这种境地的途径时，人们开出的“药方”、提出的方案就迥然不同，对文学需要的理解就出现深刻的分歧和对立有人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政治、经济地位的获得，有的理解为个性的充分独立，有的理解为美好的人性的复归，有的理解为理想人格的重建。而其途径，有的理解为经由阶级的、民族的群体奋斗，把族类的解放和新生看做人的发展的具体表现，有的理解为精神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有的理解为人格的自我完善等等。这样，实践的革命者更多地需要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直接的教育、激励甚至宣传的需要就显得更为重要思想家和启蒙主义者更多地看到文学精神武器的作用，着眼于重建人的道德意识、精神结构方面的需要以及认识和批判的需要。“纯粹的”美学家艺术家则往往从维护文学独立性和抽象人性的角度，强调文学“本来”“应该”去满足人的何种需要，而不大顾及文学与现实具体人生状况的问题，把文学的“超越意识”与对现实的“超脱”相混淆追求“闲适”“性灵”“幽默”和专注内心的表现，就成为主要需要。当然，纯粹的对某种单一文学功用的需要是不存在的，然而其选择性和倾向性仍是明显的。
中国现代社会人对文学需要上的冲突和分歧，主要还不表现为承认或不承认人对文学有何种需要方面，没有人抽象地反对文学的娱乐和审美等作用，没有人绝对地否定人对文学多样的需要。冲突和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否把人对文学的需要置于中国现代人的发展的总体需要之中，某种需要模式是否对具体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在实际上起促进作用。人对文学的需要与现实的人的发展的总体需要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同文学“需求系统”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分界不仅仅是阶级的、政治性的，而是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及转化机制
前面静态的横向分析，是为了更具体地认识中国现代人对文学的需求的复杂性和需求系统的层次结构。而实际上，人对文学的需求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它在纵向上形成相对独立的需要优势和需求模式，这种对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格局，也决定和制约着文学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那么，又是什么制约着人对文学需要选择优势的形成呢？从一种需要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化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需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现代人关于人的价值、人的需要等方面，由考察人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观念特点入手。就是说，人对文学需要的意识的变化和需要优势的实际形成，从认识层面说，一方面是人对文学认识的新变化，另一方面是人对自身及其总体需要认识的新变化，而认识上的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是由具体社会历史特点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在中国现代，对文学“需要”产生影响，并对文学价值观念的特征及演变发生直接制约作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人的生存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一是关于个体需要与群体需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