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湖南省湘乡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距初中毕业尚差一学期，带头报名参军。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学完初中三年二期及高中三年全部课程。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业成绩优异，工作积极。1959年4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及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1965年，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次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攻关。“文革”力排干扰，以顽强毅力，短时间内掌握第二外语，攻读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有时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馒头，困了就躺地板打个盹。1972年、1975年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他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至1981年10月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设计。一次调试设备时他突然病倒，诊断为晚期淋巴癌，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7岁。他平日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以书中主人公保尔为榜样，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从不表现自己，多次自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拔的机会，颁发奖金分文不受，被同事誉为“中国式保尔”。1982年全国不少报刊连续报道其生平事迹。1983年，国务院追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永远的“孩子王”
2005年５月27日，桐树垭的清晨风有些凉。走过一池睡莲，一个红砖小院，院墙低矮，当庭两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花坛里栽种着一些不知名的花儿，高矮杂然。
65岁的郑琦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似乎还不习惯与人握手，满脸涨红，拘束地搓着手招呼我们进屋。他的脸上除了慈祥，再也找不出别的。我们试着从他那双和年龄极不相符的年轻的眸子中，阅读这个退休教师的故事。
1958年，郑琦从当阳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做小学教员的母亲送给即将走上三尺讲台的儿子八个字：“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正如那个年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这个和雷锋同龄的年轻人主动提出，要到最艰苦的边远山区任教。１８岁的他来到了当阳最偏远的陈垸乡王家（土加旁）小学。在这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地方，郑琦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１９６３年春，郑琦调到当阳漳河小学。有一天，附近的几个孩子跑到学校的菜地揪蚕豆叶，校长赶来“抓贼”时发现菜地旁站着学校的一名少先队大队委员。校长激怒了，认为这名学生见到有人损坏公家财物没有制止，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在那个年代，记大过将是伴随一生的“污点”。
郑琦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校务委员会成员，他当即表示反对：“孩子还小，有错可以批评教育，这么处分太重了！”校长不能容忍郑琦的顶撞。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学校以“抗拒学校领导”为名，开除了郑琦的公职，他回家当了农民。
这一走就是１５年。２４岁到３９岁，人生中最黄金的时间里，郑琦没能从事他最钟情的教师职业。有人说他“不值”，郑琦却说：“我耽误的虽然有十几年，但学校的一个错误决定，会影响那个孩子一辈子。”
1979年９月，历经坎坷，郑琦被落实政策重上讲堂，到烟集小学任教，一年后调到井岗小学。年过４０的郑琦被任命负责学校少先队工作。他组织学生开展夏令营、文艺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寓教于乐。他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几年间，“乡间小鸿雁”为乡亲们投递报刊信件２万多件；看到农村孩子没有什么课外活动，放学就等于“放羊”，他先后建起９个校外“少年之家”，组织少先队员开展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井岗小学少先队被中国儿童报授予“勤巧小队”荣誉称号。
1984年，郑琦被团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光荣地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在这次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报告讲到“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丽的事业”，郑琦听后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抱定了终生献身于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1999年秋，郑琦离退休只剩１年时间。女儿、儿子都劝他和老伴到城里住，照顾着方便些。郑琦不愿去，他动员老伴和他一块留在农村：“住楼房，像是关在鸟笼子里，不舒服；大家生活、观念都不一样，万一婆媳关系处不好，倒不合适！”
老伴知道丈夫打的什么主意，她知道，丈夫这一辈子就喜欢做孩子们的工作，他离不开孩子们，他想把耽误的１５年在退休后找补回来。
郑琦有个“大胆”的想法：建一个像城里那样的活动中心。
为了实现这个梦，郑琦卖掉旧居，在距三国古战场——长坂坡不到５公里的地方，买下了桐树垭村水牛山下的一栋“连三间”农舍。郑琦和老伴着手对房子进行装修改造，几个过去的学生也赶过来帮忙。
老两口起早贪黑，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锹一锹地铲，一车一车地推，几天下来，手上磨得都是血泡。不过，成绩也是显着的：一共搬走了１００多方土石，平整了800多平方米的场地。他从儿子车上锯下一块铁板，从废品回收公司买回两段钢管，焊成一个跷跷板；老两口还请来瓦匠砌了个水泥乒乓球台；选那较粗的树枝桠上装了一副吊环和秋千；建起了藏书３０００多册的图书室。
2000年10月，郑琦的“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挂牌成立了。从此，那些双休日、节假日呆在家里的孩子们，那些家长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及的孩子们，都慢慢被吸引来了。他们在这里荡秋千、打球、下棋，在这里看书读报、学文化，在这里练书法、学画画、唱歌跳舞、种花植树。
几年后，校外辅导站扩展成了活动中心。为建这个活动中心，郑琦先后投入了５．６万元，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的郑琦，至今还有近万元借款没有还清。
“搞这些没有报酬的，”郑琦说，“我退休后有工资，一个月1200多元，在农村算不错了。什么都不做，白拿这么多钱，我心里不安。”
采访郑琦时，记者见到了1987年６月11日出版的《宜昌报》。纸张泛黄的旧报纸醒目地刊登着一篇通讯《孩子王——记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郑琦》，那一年，郑琦４７岁；18年后，65岁的退休教师郑琦还是一个“孩子王”。
郑琦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对孩子们倾注全部的爱心，才能呵护其心灵，拨动其心弦。”
１９８０年秋，郑琦到井岗小学工作。开学头一天，细心的郑琦发现，年级２０多个学生的鞋子、裤腿全都湿淋淋的。放学后，他护送学生回家，途经瓦家河时，只见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卷着裤子、提着鞋子，歪歪扭扭地行走在一排淹在水中的小石墩上。郑琦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他急忙跳进河中一个一个地将学生们背过河，２０多个学生背下来，河水混着汗水，衣衫透湿！
这一背就是三年。村民们心里不安了，他们发誓：不吃不喝也要为孩子们修一座桥！５２岁的郑琦课余赶来与村民们一道垒砌被急流冲毁的石墩，蹲在冰冷的河水中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
桥修好了，村民们称它为“尊师爱生桥”。
郑琦任教的学校都是偏远的乡村小学。他总想给山区的农村孩子们一种和他们父辈不同的东西。
郑琦喜欢带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他的学生都太小，看不懂《论语·侍坐》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涵义。天气好的时候，他爱带孩子们去爬山，孩子们累了跑不动时怎么办？唱歌！
“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风吹，太阳照，今天天气真正好；花儿开，鸟儿叫，我们努力向上跑！”就这么一路唱着、跑着，所有的人都能爬到山顶，没有一个孩子掉队！
郑琦“偏爱”自己的农村学生，他要让自己的学生拥有城里学生拥有的东西。
有一天，几个孩子在宿舍里看到了一份《辅导员》杂志，封底是男孩子海军裤、女孩子荷叶边裙子的图片。郑琦对同学们说：“这是校服，虽然我们乡下没见过，但城里的许多孩子都有。”孩子们羡慕地用手抚摸着美丽的图片，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郑琦说：“只要我们想办法，也能穿上这样漂亮的校服！”
揣着这个梦，郑琦带着同学们开垦山上的荒地，利用学校闲置的农田种水稻、种花生、点黄豆。丰收的季节到了，同学们挣了一大笔钱，郑琦高高兴兴地给他们量尺码，寄出汇款单。在其他农村小学还不知道校服是什么的时候，井岗小学的孩子们已经穿上了从北京订做的校服。
许多年后，孩子们还记得，全校学生第一次穿上校服的那年“六一”儿童节，庆祝仪式格外庄严。晨曦里，郑琦老师像往常一样戴着红领巾高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同学们用比平时大了无数倍的声音响亮地回答：“时刻准备着！”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激动地流下热泪。２０年后，已经成为当阳市东门小学音乐教师的杨静回忆说：“眼泪不知不觉就涌出了，这是一群农村孩子战胜自卑，实现梦想之后喜悦的泪。”
说起来，这个漂亮的音乐教师的人生历程，正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那时候，郑琦是杨静的班主任，他同时还教全校的音乐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岗小学只有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郑琦发现杨静乐感特别强。郑琦来到杨静家，建议她妈妈买台电子琴，帮助杨静学音乐。杨静妈妈问：“农村孩子学音乐有啥作用？”郑琦生气了：“农村孩子怎么了？只要是块料，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就不能耽误她。”杨静的妈妈沉思了一阵，大声说：“音乐我们不懂，但我们相信你郑老师，只要你觉得她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
妈妈为杨静花１００多元钱买回了电子琴。从此，郑琦有空就教杨静练指法。初中毕业后，杨静考上了当阳师范学校音乐专业。
时至今日，杨静仍很感慨：“如果不是郑老师，我中学毕业后也许会像村里其他的女孩一样，嫁人、种田、打工或围着灶台转……”
郑琦说：“如果发现了一块玉而不去雕琢它，就是教师的失职。”
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门口的牌子特别“多”“当阳市公安局庙前派出所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当阳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桐树桠校外辅导站”“校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基地”……每一块牌子都意味着一份责任。
郑琦把自己的“责任半径”划得特别长。他说：“我要一辈子对孩子们负责，要对孩子们的一辈子负责。”
在郑琦的活动中心，有一名特殊的“常驻学生”，他是１４岁的魏明（化名），医生说，这个孩子的智力只相当于４岁的孩子。
2004年春，魏明的父亲要到广东打工，临行前找到曾教过儿子一年级的郑老师，恳求他能教孩子认几个字。郑琦收下了这个特殊的学生，接下来的教育过程异常艰难。
１０个橘子吃３个还有几个？再从树上摘来２个放在一起一共有几个？从一个一个数橘子，到学会扳指头。别的孩子认个拼音几遍就记住了，魏明要教上百遍，过几天还要巩固上百遍才能记住。
一年过去，魏明会算20以内的加减法了，字也写得方方正正了。
“将来孩子的父母都是要老的，得让他学会自立呀！”郑琦手把手地教魏明扫地、浇花、种菜。一开始魏明把垃圾都扫到自己脚上，郑琦一次次躬着病痛的腰，给孩子擦干净鞋，再教。
孩子的进步使魏明父母惊喜得流泪，他们要感谢郑老师。好说歹说，郑琦只愿收下１５０公斤大米和１０００元生活费。
对于自己的学生，走到哪儿他都要管。1996年，郑琦曾经教过的学生阮建平中考落榜，心灰意冷，到处闲逛。对于这个孩子，郑琦的评价是：成绩不好人品好，热爱劳动。这一农村孩子身上最普通的优点，使得郑琦一直都对他的这个学生抱有信心。
郑琦找到阮建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家后面不是有一片荒山吗？开发出来种上果蔬，就成了金山。”
阮家的果园倾注了郑琦的太多心血。阮建平不懂果树技术，家里又穷，郑琦掏钱帮他订了两年的《农家顾问》等杂志；郑琦和阮建平一道丈量、抽槽、挖渠……如今，阮建平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种植大户，每年纯收入五六万元。新修了两层小楼，屋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地上铺着瓷砖，装修得不比城里差。
对于思想上出了岔子、行为上有问题苗头的少年，郑琦更是全力去感召他们。郑琦常说：“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１７岁的雨禾（化名）原来是郑琦家的常客。2002年秋，郑琦突然发现雨禾好长时间没来了。一打听才知道，雨禾的父母亲闹矛盾，且各奔东西外出打工去了，仅留下刚刚１０多岁的他辍学在家。这个父母双全的“孤儿”，今天吃东家，明天喝西家，不久便和外地的几个“混混”混在一起，人称“狗都嫌”。
郑琦不嫌，他将雨禾接到家里，为他买来牙刷、脸盆等生活用具，让他住下，他不让他的学生无依无靠到处流浪。
以后的日子里，郑琦每天带着雨禾，到雨禾家里帮他重新收拾已经破烂不堪的家，和他一起将已经荒芜的责任田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和蔬菜。看到年过花甲的郑老师为了让自己有个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雨禾开始转变了。
2005年初，雨禾外出打工了。前不久他给郑琦打回电话说，现在每月能挣8００多元工资，能养活自己了。
“要不是郑老师把我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我真不敢想象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懂事的雨禾感激他的郑老师。
４年来，郑琦创办的活动中心帮助、关爱未成年孩子２６０多人，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2005年５，记者的采访就要结束了，因为郑琦老师当天要到北京去，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早，郑琦就睡不着了，他告诉我们，２１年前参加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他也在床上翻了整整一夜“烙饼”！
老伴李应香也被“连累”着早早起了床——许多“要紧事”得跟她交代交代：“六一”期间，借书的孩子多，要做好登记，叮嘱他们一定要写读后感；脚踏风琴旁的《歌曲集》注意收好，小心被孩子们撕毁……哼着少先队队歌，退休教师郑琦对着穿衣镜，郑重地系上戴了一辈子的红领巾。
这就是郑琦老师，他的身上，寄托着乡村教师所有的正直、善良、宽厚和仁爱。
袁厚国：一位病逝在先进性教育讲台上的党员
2005年隆冬，巴渝大地天寒地冻。12月14日上午，合川市天寨村的４０多位党员聚集在村办公室，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动员大会。讲台上，官渡镇派驻天寨村先进性教育活动指导组组长袁厚国开始作动员报告：“在农村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要使我们的党员永葆先进性，成为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引路人……”话音未落，他已经一头栽倒在讲台上。由于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袁厚国的心脏停止跳动，年仅３７岁。
1994年大专毕业后，袁厚国被分配到贫穷的九岭乡农经站工作。从报到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踏踏实实地干工作，一干就是７年。原九岭乡的干部群众回忆说，在当时乡机关２０多名干部中，他下村的次数是最多的。11年来，无论是从山村到城镇，还是从职员到农经站站长、再到副镇长，他始终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