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孟子·梁惠王》）
左右亲信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还是不可轻信，全国人都说某人好，就要考察他。
孟子在这指出当权者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不能一意孤行，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为管理者更要懂得此理。
不少领导者都有一意孤行的癖好，除了自己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有益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在组织的环境里发生质疑的时候，出面发出质疑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不忠”的标签，甚至被视为是制造麻烦的人。到底什么才是判断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最佳方式？应当鼓励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人，并注意倾听。
领导，他未必需要专业上的特殊才能，更为注重的是组织才能。
使众多个人的努力集合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非常困难，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矛盾的任务。
领导的方式是什么？
领导方式的表现形式，从决策过程看有以下四种，一是领导者（包括领导集体和领导个人）自主决定问题。领导者决定什么问题，制定什么方案，不征求下级意见，只要求下级执行。二是领导者征求意见，然后自主决定问题。领导者有主观意见，自己确定方案，征求意见往往是一种宣传手段，意识的立足点是力求下级的认可。最后不管别人意见如何，还是要求下级按原意见方案执行。以上这种种决策方式，我们划归为集权方式的表现形式。三是领导者提出问题。听取建议，然后决定问题，即领导者先不拿意见、方案，而是提出问题，得到下级意见，建议后再确定意见或方案，然后或决定问题，或再次征求意见，再决定问题。领导者的出发点是征求下级意见，而不是争取下级认可，四是领导者提出问题，发动下级讨论，尽可能取得一致，再决定问题。即尽可能发动人们参与，尽可能深化对决策的认识，争取最大限度的思想一致。以上这两种决策方式，我们划归为民主方式的表现形式。民主方式是一种以依靠、激发下级和群众能动性为主的领导方式。
兼听则明，这是对任何领导都可用的。
《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录当时的游侠，侠客的言行和活动，与司马迁同时代有一位名叫郭解的游侠。司马迁评价他：“我与郭解有一面之缘，当时看他的外貌很不起眼，言谈举止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事实上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所有的人，无论看过他的，或是未曾见过面的，都非常仰慕他。”所以，谈到侠客，非以他为例不可。
所谓侠客，其身份。地位不过是一个平民，不仅没有权力作后盾，甚至还常与国家权力相对立。因此，想要获得别人的支持，力图生存，必须付出高于常人的苦心。郭解所以能受到众人的敬重，原因之一在于他的人心笼络术。郭解有个姐姐，她的儿子经常依仗郭解的势力盛气凌人，甚至粗暴无礼。有一天，他强拉一位看不顺眼的男子到酒店去喝酒，到最后那个人已经无法再喝了，但是他还强要人家喝。对方激怒之下，用匕首杀了他，然后跑掉了。郭解的姐姐很气愤，找到郭解说：“你还能保持沉默吗？这已经是你的面子问题了。”
于是郭解到处派人去寻找仇人的下落。最后那位男子走投无路，便自首了。郭解听了他的申辩之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杀了我的外甥也是迫不得已，其实他是自己错了。”于是使放了他。如果郭解利用权势处置那个男子，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他在听了对方的陈述后，承认对方有理，公正无私地处理这件事，这种气魄绝非常人所能做到。历史上有名的包公，也是因为不纵容亲属犯法，敢于大义灭亲，才赢得刚正不阿的包青天的美名的。秉公办事，心底无私，不徇情枉法，这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
身为领导者在处理比较棘手的问题时，一定要先听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综合判断，得出结论，尤其不能因一己私情，感情用事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既损害了他人，又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从另一角度说，兼听也是使自己变得更聪明的一种办法。史书记载，韩信在消灭赵国军队之后，曾经拜敌方的参谋李左车担任军师，向他询问有关作战计划的意见。李左车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两句话自古即被当做训诫的格言使用。其意是虽然是个智者，但在一千次的谋略中也会有一次失误，从而算不上完美无缺；而虽然是个愚者，只要在一千次里有一次干得很漂亮，就不能完全瞧不起他。
这里所应重视的是“愚者的一得”。其中表达的意念，井非耻笑智者的失误，而是唤起人们注意愚者的一得。旨在表明，无论是任何人的见解，总会有他的独到之处。不要认为对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开始便采取否定的偏见，排斥他的意见。这样做不但对人不公平，而且也会丧失眼前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人，更要谦虚一些，注意多向别人请教。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就是这个道理。
唐代有“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事理”。刘邦是以人为本而运筹帷幄的。
项羽与刘邦二人在秦始皇死后争霸天下，最后刘邦打败了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两人在争霸之初是项羽取得压倒优势，但是刘邦却百折不挠，挽回劣势，反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刘邦分析获胜原因时说：“我有幸能网罗萧何、张良和韩信这三位杰出的人才，也正因为我能够运用他们三个人的才智，才得以成就天下的霸业。相反，项羽虽然只有范曾一位军师，但是却连他的才能都没有好好把握，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部下的意见从内容来看，一般可分为两种。第一是有关政策或战略的进言。第二是对领导者过失的进谏。刘邦采纳的是听取政策的进言，而能够接受部下的谏言，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则更难。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进谏言，对进谏的一方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堪。无论是谁，被别人指出缺点或过失，都不可能欣然接受。能够虚怀若谷、坦然不讳地承认错误，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力的。而一般的领导者还是大多喜欢吹捧奉承自己的人。
事实上，刘邦十分听从部下的意见，他的作法是自己不下任何指示或命令，而是一时采纳部下的进言，最后才依据部下所提出的意见下决定。这种方法使部下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因此下决心非好好做不可。这正是刘邦用人的基本原则。
从这方面来看，古代皇帝中再也没有比唐太宗更能接受别人的谏言的了。这是由于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例如，唐太宗曾召集大臣们说：“自古以来，有许多帝王总是按个人喜好做事。心情好的时候，连毫无功绩的人也胡乱封赏，一旦有任何不顺心的事，马上大发雷霆，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天下之所以大乱往往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日夜以此为警戒，如果各位有意见，不妨直率地提出来。各位对部下的谏言最好也能欣然接受，不要因为与自己的想法不同，便加以拒绝。无法接受部下的谏言的人，大概也不可能给上级任何进谏吧？”
在唐太宗晚年时，他曾告诉魏徵：“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论述自己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陛下向来能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有人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当中，所持的理由却各有差异。意志薄弱的人虽然心中有话，但是却不敢说出口；而平素很少随侍在陛下左右的人，则害怕陛下对其不够信赖，因此不敢提出意见；还有那些眷恋于目前地位的人，则深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了话，会因此失去辛苦得到的地位，所以也不会积极地发言。这些便是众人皆沉默的原因。”魏徽的回答，鲜明地描绘出部下的不同心理，同时也明确指出了领导者容易疏忽的地方。
唐太宗听后回答：“一切诚如你所说的，我也不时地反省这一点。臣子进谏国君时，必须先有所觉悟，因为稍有疏忽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可以说和赴刑场没有差别。这也是进谏的臣子越来越少的原因。我今后会虚心接受臣下的谏言，而且希望大臣们也不要有任何担忧，直谏无妨吧！”
太宗一生都以这种态度贯彻始终，广纳臣下之谏言。当然，说到接纳部下意见，也必须以拥有杰出的部下为前提。而太宗殿下有魏徽、房玄龄等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也是太宗的一大优点。由此观之，身为一个团体的领导者，要像太宗那样注意倾听下属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才会把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有一些人往往不愿别人说自己的错误，甚至对说这种话的人打击报复，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身为领导者应该胸怀宽阔，鼓励部下发表见解，如此才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形成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古代贤君是非常明白兼听则明的，卡耐基也讲述过倾听的故事：
几年前的一个早晨，一个用户怒气冲冲地闯进朱利安·德特默的办公室。德特默先生是德特默羊毛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羊毛批发公司。
“这人欠我们一小笔款子，”德特默先生向我解释，“但他却否认。当然，我们知道是他错了，因此我们的信贷部坚持要求他还清贷款。收到我们信贷部的几封信后，他收拾好行李就来到芝加哥，急匆匆闯进我的办公室，说他不仅不支付这笔钱，而且他今后再也不从德特默羊毛公司购买一美元的货物了。
“我耐心地听他说话，听他要说的一切。我几次想打断他，但我意识到这不是个好方法。因此，我让他畅所欲言。最后当他安静下来，能听进别人的话时，我平静地说，‘我想谢谢你赶到芝加哥来陈述这件事。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如果我们将从账本中把这笔钱勾掉，并忘记这件事，因为他是一个细心的人，而且只需要注意一个账号，而我们的信贷部激怒了你，那他们也可能激怒其他用户。这是极为糟糕的。相信我，我想听这种事的心情比你想说的心情还迫切。’
“他完全没料到我说这样的话，我想他有点失望。因为他赶到芝加哥来是要教训教训我们，结果，我并没有与他争辩，反而表示了感谢。我向他保证我们的职员则须注意成千上万的账号，因此我们这方更可能出错。
“我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并说，如果我处于他的位置，无疑地会和他感觉一样。因为他不准备再从我们这里进货，所以我推荐了另外几家羊毛公司。
“过去，当他来芝加哥时，我们常常共进午餐。因此，我请他那天与我一起吃午饭。他不情愿地答应了。但是，当我们再回到办公室时，他订了一大笔货，比他以前任何一次订得都多。他心平气和地回到家里，想按照我们对待他那样，也采取公正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检查了账单，发现有一笔记错了，于是他寄给我们一张支票，并道了歉。
“后来，当他妻子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时，他给儿子命名为德特默。以后，他一直是我们公司的朋友和主顾，直到年后去世为止。”
兼听则会让你的权力更为稳固，你的生意更为兴旺，你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
芝加哥一家百货商店由于售货员不愿倾听，差点失去一位长期顾客。这位顾客每年都要在这家商店花几千美元。亨利埃塔、道格拉斯女士参加了我们在芝加哥开设的课程。在一次特别降价销售中，她买了一件衣服。回到家后，她发现衬里有一撕裂处。第二天，她回去要求售货员换一件。售货员甚至拒绝听她的埋怨。“你这是在特别降价时买的，”她说。并指着墙上一个标牌，“读一读那个，”她大声说，“‘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一旦你买了它，你就得留着它。你自己把衬里缝上吧。”
“但是，这是一件损坏的商品。”道格拉斯女士申辩。
“那也一样，”售货员打断她，“不退换就是不退换。”
道格拉斯女土气愤地准备离开，发誓永远不再来这家商店。这时柜台经理走过来向她打招呼。由于她多年光顾该店，因此经理认识她。道格拉斯女士向经理讲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理认真地倾听了全过程，检查过那件衣服后说：“特别降价的商品都‘不退换’，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季节末处理掉全部商品。不过，这个‘不退换’规定不适用于已损坏的商品。我们当然要修补或更换衬里，或者如果您愿意，我们把钱退给您。”
多么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那位经理没有走过来听到顾客的述说，那么该店将永远失去一位顾客。
博采众议才能得到最英明的决策，谦虚耐心地聆听反对意见，既是一种气量，也是智慧和成功。战国时期，一位君王曾下过一道求谏旨令：“群臣和百姓能当面指责寡人之过的，受上赏；上书规劝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公共场合议论寡人的过失而被我听到的，受下赏。”这道旨令一下，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年之后，人们想再进直言，已无话可说了。而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泰民安，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领导人必定要垮台。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其实，关羽并不是疏忽大意而丢了荆州，而是丢在他不能兼听同意见的弱点上。关羽守卫荆州时，东吴吕蒙做了大都督，吕蒙早就有抢回被刘备骗去的荆州的打算，但他心知强攻硬取只会使自己吃亏，于是想办法从关羽的弱点上开刀。正巧，关羽没有亲自守荆州，正在外面带兵攻打樊城，吕蒙一见机会难得，便表面上主动与关羽搞好关系，暗中用计蒙蔽关羽。他诈称有病，让东吴书生陆逊代替自己都督的职位。陆逊刚上任，就以友好的言辞写了一封信，并备了厚礼，遣使拜见关羽，关羽听说后，警惕性一下子放松下来，他还嘲笑孙权说：“孙权见识短浅，竟用孺子为将！”他丝毫没把陆逊放在眼里，认为陆逊奈何荆州不得，反而把荆州守兵抽出攻打樊城。关羽的副将司马王甫、赵累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东吴必有阴谋，苦劝关羽不要轻易撤走荆州守兵。而关羽对东吴近日一系列的行动与迹象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狂妄地认为东吴胆怯，放心大胆地撤走了荆州守兵。但后来事实是，东吴军队渡江夺取了荆州城。
直到此时，关羽对荆州已失守的消息仍不相信，当军中有人私下传言荆州失守时，他听后愤怒地制止道：“此是敌方讹言，以乱我军心！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都督之职，不足为虑！”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后来探马报知实情后，才相信荆州真的丢失了。关羽这才大惊失色，不得已投奔荆州属地公安，岂知公安也已被吕蒙夺取了。在这进退无路之际，关羽似乎有一丝觉醒，他对身边的司马王甫深深叹道：“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
如果说，荆州是关羽大意才丢失的还说得过去，那么，关羽败走麦城则是不听建议所致。当困守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际，关羽决定抛弃麦城，突围去西川。可是去西川如何取道他又拒绝了王甫的正确建议。去西川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偏僻小路，关羽打算从小路去西川，王甫听后惟恐吴魏在小路设下埋伏，连忙建议部队取道大路。这时，关羽又犯下了一意孤行的老毛病，他固执地不肯听王甫的话，还自信地扬言：“纵有埋伏，有何惧哉！”坚定不移地要走小路。王甫料定关羽此去凶多吉少，纵百般劝阻仍无济于事，结果呢？父子双双遭擒身死。一代英雄豪杰因不能兼听不同的意见而酿成重大的历史悲剧。
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窝皮珍贵；千百人俯首顺从，不如一人诤言争辩对事有益。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具有从谏如流的雅量，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下属敢于讲不同意见。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领导者能经常听取下不同意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唐太宗问魏徵：“历史上的国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他列举历史上的人与事说：“秦二世只听赵高的，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耳目闭塞，导致国家灭亡。国君如果能多听各方面的意见，采纳下面的正确主张，下情上达，就会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被蒙蔽，就昏庸。”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连连点头称好：“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