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乏忠臣良将。只可惜皇帝昏庸，阉祸肆虐，朝政腐败，上下离心，忠臣良将很难有所作为，而且下场悲惨。继于谦之后，袁崇焕重蹈了忠臣不得好死的覆辙。
袁崇焕（公元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东莞（今广东东莞）人。“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考中进士，任邵武（今福建邵武）知县。当是时，东北女真族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太祖）统一女真各部，已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称可汗，建立了后金政权。努尔哈赤誓师反明，大举进攻明朝，锋芒所向，锐不可当。袁崇焕视拯救国家危难为己任，密切关注时局，遇到从前线退役的老兵，必向他们打听东北的地理、边防等情况。他得知后金军队善于骑射和野战，马上想到荷兰炮的作用。
明朝中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到了东方，到了中国。他们为了获得贸易特权，经常使用武力，杀戮中国人民。福建军民奋起抵抗，夺得一种火炮叫“荷兰炮”，炮管长，射程远，装填弹药方便，射击目标准确，杀伤力比明朝土制的火炮大得多。袁崇焕想，若用这种火炮对付后金铁骑，肯定会大显神威。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他赴北京朝觐皇帝，特意带上几门缴获的荷兰炮，并带炮手罗立实地演示，其威力之大，使明熹宗和朝臣们大开眼界。朝廷决定仿造这种火炮，取名“红夷炮”，又名“红衣大炮”。朝廷发现袁崇焕很有军事头脑，遂把他留在北京，用为兵部职方主事。其间，努尔哈赤发动新一轮攻势，明军溃败，山海关外形势吃紧。袁崇焕关心战事，单人匹马，去到关外考察。兵部尚书不知他的去向，异常惊骇。袁崇焕很快返回，汇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豪壮地说：“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敢承担守卫山海关之职！”兵部欣赏他的这种胆气与豪气，提拔他为佥事，监领关外军事，同时拨付帑银二十万两，供招募兵马之用。
袁崇焕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奉辽东经略王在晋的命令，率领士兵去一个叫做八里铺的地方，拟在那里筑城，以解救十三山的十多万难民。他不敢怠慢，连夜穿越虎狼出没的山谷丛林，四更时到达八里铺。经过实地考察，他觉得筑城太慢，而应立即发兵，解救难民才是。王在晋未置可否。恰好，大学士孙承宗巡边到了关外。袁崇焕请求率兵五千，进驻宁远（今辽宁兴城），以壮十三山声势，另派骁将解救难民，他说：“宁远离十三山二百里，如有可能，可进据锦州（今辽宁锦州），以虚击实，十三山难民可获救矣！”孙承宗表示同意。于是，袁崇焕进驻宁远，王在晋负责解救难民。王在晋很不情愿，结果只救得六千多人回归明朝境内。
孙承宗取代王在晋，担任辽东经略。袁崇焕重申在宁远重点设防的主张。孙承宗没有理由反对，袁崇焕遂到宁远，“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最大的成就是亲自规划，带领将士，新筑了一座宁远城：城垣底宽三丈，顶宽二丈四尺，高三丈二尺，城上垛堞高六尺。新宁远城巍然屹立在关外，成为一处重镇，更是一座抗御后金南侵的坚固堡垒。袁崇焕忠于职责，誓守新城。由于他“善抚将士”，所以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时，袁崇焕的父亲去世。按礼制，他应回家为父亲治丧守丧，以尽孝道。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强忍悲痛，舍孝尽忠，没有离开宁远和军队。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袁崇焕升任兵备副使、右参政，与大将马世龙等，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经锦州外围，至广宁（今辽宁北镇），然后由水路返回。这次东巡，袁崇焕发现锦州一带，后金的驻军薄弱，因而生出一个大胆设想：夺回锦州。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孙承宗采纳他的建议，发兵一举攻占了锦州及附近的松山、杏山诸城，进至大凌河、小凌河流域。此举使明军的辽东防线向前推进二百多里，宁远变成后方，关外战局渐趋有利。
明熹宗荒淫昏聩，大宦官魏忠贤掌控朝政大权，嫉贤妒能，结党营私，毫无理由地解除了孙承宗的职务，改由亲信高第出任关外经略使。高第不懂军事，且很怯懦，认为山海关外根本无法守卫，居然下令，让关外的明军全部撤回关内。袁崇焕反对这一做法，气愤地说：“兵法有进无退，好不容易夺得关外诸城，焉能放弃？没有宁远、锦州等地，山海关也就失去了屏障作用。因此，应当选派得力将领，坚守关外诸城，方是万全之计。”胆小如鼠的高第，在退却方面坚定不移，强令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宁远守将，为国家戍边守土乃职责所在，决不后退半步！”高第一时拿他没办法，只得命令其他各城明军先行撤退。撤退非常仓促，十多万石军粮也弃之不顾。明军一撤，关外百姓纷纷逃离家园，难民如潮，“死亡载途，哭声震野”。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探知明军统帅易人，立即亲率十三万兵马，西渡辽河，复占锦州，进逼宁远。宁远明军只有一万多人，守卫孤城，士气低落。袁崇焕为了激励将士斗志，召开誓师大会，当众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誓与宁远共存亡。将士们受到感染与鼓舞，决心跟随主帅，坚守城池，血战到底。袁崇焕给副将桂满等分派任务，实行坚壁清野，将城外的民户全部迁进城内，民房焚毁。有人畏敌，私自逃跑，袁崇焕执行军法，毫不留情地将临阵脱逃者斩首示众。
努尔哈赤并没有把袁崇焕放在眼里，下令攻城。袁崇焕登城指挥，用弓箭用石头射、砸敌人。努尔哈赤见部下伤亡惨重，改命盾牌手出击，进至城下，挖掘地道，企图通过地道攻进城内。袁崇焕这时推出红衣大炮来，命炮手罗立开火，轰击敌人密集之处。随着轰隆隆的巨响，炮弹开花，后金军队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城外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无处躲藏，后金军队全在火炮的轰击范围之内，溃不城军，死伤不计其数。努尔哈赤从未见过这样厉害的火器，忙令退兵。次日，努尔哈赤重整旗鼓，分兵四路，进攻宁远的四个城门。袁崇焕早有安排，四面城墙上均放置红衣大炮，同时发射，声若雷霆，地动山摇。后金四员大将当场毙命，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慌忙退兵。袁崇焕率领轻骑杀出，乘势追击三十余里，大获全胜。这一仗，共歼灭后金军队一万多人，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当明军和后金军在宁远激战的时候，高第统兵十余万，坐镇山海关，不发一兵一卒。所有人都认为，宁远必失无疑。数日后，袁崇焕的捷报送达北京，明熹宗和文武百官且惊且喜，简直不敢相信。明熹宗当即诏令，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兼辽东巡抚。魏忠贤也想攫揽兵权，改由心腹王之臣取代高第，出任关外经略使，并指派心腹刘应坤、纪用巡抚辽东。袁崇焕上书揭露魏忠贤的奸谋，明熹宗念其忠心与功勋，给袁崇焕加兵部右侍郎衔。魏忠贤再使其奸，奏请皇帝，将关内关外军事分开，王之臣专督关内，袁崇焕专督关外。袁崇焕进而收复了锦州，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尴尬，深为忧虑，上书说：臣在关外，宜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将士立功，必遭疑忌，唯恐蒙冤获罪云云。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这从日后的遭遇可得到证明。
努尔哈赤败还盛京（今辽宁沈阳），很不服气地对臣属们说：“朕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攻无不胜，战无不取，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焉？偏偏遇着个袁崇焕，可恼可恨！”八月，这位后金的开国者气恨交加，伤病并发，不治身亡。其子皇太极（清太宗）继承可汗位，决心再与袁崇焕决一雌雄。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进攻锦州和宁远，袁崇焕凭借红衣大炮的威力，打败皇太极，取得了著名的“宁锦大捷”。
袁崇焕修缮锦州等城垣需要时日，派人去盛京，以给努尔哈赤吊丧为名，侦察后金的虚实与动向，然后奏请朝廷，可与后金议和。几经往返，明朝和后金达成和议，关外战事暂时止息。袁崇焕抓紧时间，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以宁远为中心，形成了互相拱卫、彼此接应的防御体系。
魏忠贤已号称“八千岁”，专断朝纲，气焰熏天。和议尽管是明熹宗批准的，魏忠贤却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诬蔑袁崇焕“通敌卖国”。袁崇焕多次上书，说明和议只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争取时间，修缮三城。他明确提出，明军抗击后金应该实行“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在关外站稳脚跟。明熹宗同意“三着”方针，怎奈魏忠贤大权在握，大进谗言，硬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免了袁崇焕的职务，改由王之臣兼督关外军事。
这年八月，明熹宗忽然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就是明思宗崇祯皇帝。崇祯帝颇有一种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架势，铲除了魏忠贤阉党，削夺了庸碌之辈的兵权，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军事，兼管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崇祯帝对袁崇焕寄予厚望，专门接见，询问军事部署情况，袁崇焕回答说：“关于用兵方略，臣在奏书里已经讲明。臣只希望得到陛下的关心与支持，拟用五年时间，便可收复辽东。”崇祯帝说：“只要能收复辽东，朕是不会吝啬封赏的。愿卿竭尽全力，解救天下人的倒悬之苦，朕的子孙也会享受福禄。”
事后，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说：“你说五年收复辽东，这可能吗？”袁崇焕说：“我见圣上焦急忧劳，那样说是为了宽慰圣上嘛！”许誉卿提醒说：“圣上英明，你既说了大话，到时候不能兑现，怎么办？”袁崇焕这才自知失言，再见崇祯帝，说：“辽东战事本来不易，陛下既然委任于臣，臣实不敢推辞。但是，五年内收复辽东，需有几个条件：一是户部要给够军饷，二是工部要给够军械，三是吏部要选派人才，四是兵部要抽调将士。方方面面通力配合，方能做到。”崇祯帝倒是干脆，立命四部大臣会商，满足袁崇焕提出的条件，保证辽东战事的需要。
袁崇焕担心的不是军事上的问题，而是人事上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地对崇祯帝说：“以臣之力，必能收复辽东，然而很难调剂众人的口味。只怕臣一离开朝廷，便远出万里，奸诈之人纵然不会以权力制约臣的行动，也会以种种非议干扰臣的谋划。”他列举历史上功臣受疑忌遭迫害的事例后，又说：“臣收复辽东，还是当初的计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其法只能逐渐施行而不能操之过急，在于实效而不在于虚浮。用人的人和被人所用的人，要互相尊重，不可互相猜忌。戍边将士和朝廷大臣不同。军中可惊可疑的事情太多，最怕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诸多有利于前方将士的事情，不见得也有利于朝廷大臣。况且，图谋敌人越急，敌人就会使用反间计，乱我阵营内部。臣倒不是疑惧，因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还是告言在先为好。”崇祯帝信誓旦旦，说他耳聪目明，决不允许奸人猜忌功臣，特赐予尚方宝剑和蟒袍玉带，允许袁崇焕便宜行事。袁崇焕接受了尚方宝剑，不敢领受蟒袍玉带，随后满怀豪情，驰赴山海关，专心经营关外军事。
皇太极切齿痛恨袁崇焕，面对宁远一带铁桶似的防御，无计可施。谋士范文程极有计谋，建议绕开宁远，取道蒙古，突破长城，直攻北京。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采纳其计，率兵数十万，以蒙古军为向导，长途奔袭，从喜峰口（今河北迁西北）越过长城，攻取遵化（今河北遵化）。崇祯帝闻警，惊出一身冷汗，飞檄山海关，命袁崇焕入援京师。后金军队连克遵化、蓟州（今河北蓟县）、顺义（今北京顺义）、通州。北京告急。远在关外的袁崇焕，匆忙带领将士，星夜驰援。十一月在广渠门外，袁崇焕击败后金军队。崇祯帝略感欣慰，赐予袁崇焕御膳和貂皮衣服，以示褒奖。谁知就在这时，袁崇焕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原来，朝中一些大臣一直忌恨袁崇焕，重提他当初曾和后金议和的旧事，再做文章，诬蔑是他引导后金军队进攻北京的。范文程再给皇太极出了个主意，施行反间计，谎称袁崇焕早就投降后金，这次进攻北京，意在迫使明朝签订城下之盟。他们还把捉到的两名宦官放回，指使二人如此这般，散布流言。宦官见到崇祯帝，一口咬定说，袁崇焕确已叛国降敌。崇祯帝说到底也是个昏君，完全忘记了昔日的信誓旦旦，勃然大怒，立命把袁崇焕逮捕下狱，严刑审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崇祯帝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竟将袁崇焕处以肢解的酷刑，并抄家，其妻子和兄弟等，流放至三千里外的边地。
袁崇焕为了国家利益，筑城戍边，忠心热血，英勇无畏，死得莫名其妙，死得匪夷所思。《明史》本传以哀叹的口吻评述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征兆）决矣！”“国步将移，刑章颠覆，岂非天哉！”崇祯帝杀袁崇焕，等于是自毁长城。其后，皇太极攻占关外地区，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明王朝灭亡的日子步步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