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汉口，已4月上旬，出去一个多月，此行回来，汉口景色已大不一样。徐州会战已经开始，陇海也发现日军的攻击部队，敌人的下一个目标必是武汉三镇无疑，街上军队穿梭，四郊堡垒林立，西迁的人流、物资，车水马龙，喧闹无比。
高宗武不顾车马劳顿，匆匆带上影佐的信先去见周佛海，一方面请他代为通报蒋介石，请求接见；一方面先期商量，了解有什么情况。
周佛海身着一席长衫从里屋出来，见到高宗武十分兴奋，拉着他要上街进饭馆。他解释说：
“你嫂子已去香港了，我多数住在侍从室，不常回来。武汉又能守住几天？因此这个家我也没心思料理。”
高宗武拒绝上饭馆，因为谈话不方便，他扬扬手中的皮包，表示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周佛海眼睛一亮，随即吩咐佣人，去饭馆订上一席，就在这里开筵。
不过一会，俩人已坐在桌边，面对满桌佳肴，高宗武并没有胃口，急着问近来的情势。
“苦啊。”周佛海一口吞下杯中酒，摇头叹息：
“现在，蒋先生让我主持中宣部工作，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坚信抗战下去，中国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能关闭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我甚至想向蒋先生辞职不干，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最痛苦的就是每周三个会议，一个是中宣部、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政治部方面的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中宣部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鼓动抗战情绪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身份，又不便针锋相对地明白反对。只能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提倡科学和理性，让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认清事实，不要为盲目的情感所驱使。”
听着周佛海的牢骚，高宗武掏出影佐的信，“读一读吧，看看你的痛苦能否有结束的希望。”
周佛海早将信抢到手里，看到兴奋处，不禁摇头晃脑读出声来：
“要解决中日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
“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赴之流水，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
“说得好！”周佛海击掌赞赏，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忘记是日本正在侵略他的国家，居然批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赤诚”的态度。
“和平有望，宗武兄此行不虚。”周佛海连饮数杯，满脸飞红。
高宗武也被周佛海的情绪带动起来，他收回信，请周佛海为他安排觐见蒋介石的时间。
“先别忙，不如让汪先生先过过目，因为日本方面对他期望很大。”
周佛海略一思索，建议高宗武如此如此。
看了影佐的信，听了高宗武的汇报，汪精卫最初也兴奋难捺，难得日本人如此器重，证明自己还是有分量和价值的。
但他接着又沮丧起来，自己无拳无勇，拿什么去响应日本人，组织傀儡政府，他有这个力量吗？另外，他在国民党内毕竟是二号人物，能抛弃多年挣出来的那份既得利益吗？“和平”固然所愿，领袖固然想当，但总不能做那水中捞月无把握的事。干脆，将这个球踢向蒋介石，看他如何处置。还有，要让他知道，莫可轻视我汪精卫，日本人对我器重得很呢。再顽迷不悟，拒绝和平，当仁不让的潜在人选日本人会挑选的。
于是，他一本正经地对高宗武、周佛海交待：他汪精卫绝不瞒着蒋介石与日本人交涉。
周佛海见汪精卫这样表态，有点儿始料未及，嘴唇动了动，却被汪打断。
“我单独是无法与日本人言和的，你们可告诉蒋先生，这个事情我已知道，以示汪某襟怀坦荡，与委员长同舟共济，至死不渝。”
出了汪府，周佛海一路上不停地埋怨汪精卫书卷气太重，只顾自己撇清，这样如何能成大事。
高宗武微微一笑，“我看汪先生未必迂腐。”
周佛海不解。
“他是一面向蒋先生撇清，一面向蒋先生施加压力，如果他再这样倔强下去，日本人难道不会另外物色谈判对手？”
周佛海恍然大悟。
其实，高宗武心中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不能向周佛海点透。
汪精卫的态度，为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受蒋介石密命，向日本人打探虚实。但却将汪精卫牵扯出来，穿针引线，暗搭鹊桥，则是他临时所作主张。眼见得日本人对汪重视，“和平”通道说不定非此路不通。但是如何向蒋介石交待呢？隐瞒，还是和盘托出，都是极为难的事。他既怕蒋介石知道饶不了他，又极希望中日交涉能够成功，从心理上不愿出卖汪精卫。现在既然汪自己提出不瞒着蒋介石，那他这一层心理负担就立刻丢掉了，行动也就挥洒自如了。
汪精卫想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又岂是轻易就范的人？
“娘希匹，向我要挟来着。”他在心里暗骂。
他派高宗武出去，原来就不抱太大希望，日本人得陇望蜀，贪得无厌之野心，这么多年，他早有体会。此举只不过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希望而已。
自撤至汉口以来，陈布雷烟抽得更凶了，人也更显赢弱，精神却不减，办公室里经常烟雾缭绕，裹着他奋笔疾书的身影。周佛海是个不拘细节的人，他喜欢坐在陈的办公室中，闻着劣质烟草的味道，反而能刺激神聊的兴趣。
他与陈布雷的关系极好，尽管俩人的性格到体态都有着极大的反差，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含蓄不露，一个锋芒毕现；一个体态薄弱，一个身躯高大；一个规行矩步，一个放浪形骸。两人恰好形成了互补，送往迎来的应酬事周佛海干得得心应手，而一些枯燥、细致的工作则由陈布雷偏劳。双方合作十分默契。
陈布雷原本也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但是，他对日战争的悲观是个人的看法，在具体的行为中，还是不越政府所规定的范围，工作上克勤惟谨，踏踏实实，所以蒋介石还是重用如常。
当周佛海推门进来的时候，陈布雷正在对付蒋介石交下来的一篇稿子，他转过身，拉过一张藤椅，让周佛海坐下。
对方似乎兴致很好，眉角眼梢俱是兴奋，他很随便地从桌上拿起一支香烟，点燃起来。
“布雷先生，下个月我要去香港一趟，届时一些公事还请先生分劳。”
陈布雷皱起眉，他知道最近高宗武刚从香港回来，与日本人正在交涉，周佛海莫不是为此事而去？
“蒋先生知道吗？为私？抑或为公？”陈布雷不敢轻易答应。
周佛海期期艾艾答不出来，陈布雷心中明白了大半。尽管他还是个和平派，但毕竟是忠厚长者，也毕竟知道轻重，诚恳劝道：
“在这个时候去香港，恐授人以柄，引起非议，万望佛海兄切切打消此意。”
话虽婉转而礼貌，却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周佛海知道认真起来的陈布雷是不会让步的。他立刻懊丧起来，从口袋里摸出机票，无可奈何地说：
“瞧，机票都买好了。”
陈布雷也半是为难，半是同情地望他一眼，见周佛海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似乎觉得自己的心肠也太硬了，让周佛海的颜面有点下不来。
周佛海的坏心情很快被高宗武带来的消息冲淡了，高宗武告诉他，适才已蒙蒋介石召见，命他再赴香港，与日方折冲交涉。
周佛海果然大为兴奋，他几乎不敢相信事情这样顺利。由此可见，蒋介石也热心得很。
肩负着秘密使命的高宗武又一次来到香港，他依然住在不久前住过的饭店——浅水湾旅馆。
西义显、松本、伊藤俱已先期到达，他们每日焦虑地打探高宗武能否遵约前来。
因此，高宗武刚刚安歇下来，西义显就得到消息上门拜访了。
双方没有客套，既知来意，高宗武也就开门见山：
“蒋委员长读了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委托宗武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达委员长之意向。”
西义显脸上掠过一丝怀疑与失望，口头相授之言，算不得真凭实据，难免让人不相信。
高宗武立刻看出西义显的担心，他解释说：
“眼下形势正值两国交战，此乃私下交涉，公文传授有所顾忌。但蒋先生口授的话是很重要的，请细心地听一听。”
这话也有道理，西义显耐下心来，姑且听之。
高宗武像学生背诵课文一样，用日本语流利地朗诵道：
“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和张群的书简，已看过。向敌将致书，等于以武士之生命交予敌将。而影佐敢于如此，足证明对于两国和平外交之诚意，余对其诚恳与勇气深表敬意……”
听完高宗武的传达，西义显大感失望，蒋介石几乎什么都没有确切的答应。从实际内容看，较之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精神上仍然贯通，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了蒋介石对原则立场的支持。
高宗武没容西义显发泄怒火，抢先强调说：
“这是蒋先生亲口交待下来的谈判条件，你速去通知贵国政府，我下次来听你的答复。”
说完，他摆出送客姿势。
高宗武这一次香港之行的任务看起来就是如此简单，实际上却是整个计划中不可忽缺的重要一环。其目的，就是要让影佐，西义显一伙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为下面汪精卫的出场做好铺垫。
果然不出所料，西义显将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带回东京后，遭到了一片冷淡和责难之声。
看来得另辟蹊径了，不能将宝押在蒋介石一人身上，在场的人几乎同时都想到了这一点。
高宗武回到汉口，过了一段时间，又匆匆赴港。
在香港接待高宗武夫妇的，依然是西义显。
由于有了新的计划，西义显顿觉思路大开，高宗武这次也出奇的好说话，不再围绕着近卫声明纠缠了。双方谈判的进程发展得很快，6月14日，在香港九龙酒家，已经草签了一份草约，简称“觉书”，全文如下：
（一）、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仲介和平，计划第三种势力之结合。
（二）、第三种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势力须持公正妥当之立场。
（三）、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这种条件为和平前题，并为使和平仲介能得以成交之条件。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确立进步的指导势力，使此势力确保上述条件之实现。
（四）、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仲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
望着这份草约，西义显满意地舒口气，几个月来的工作终于有了收获，草约中所提到的“日本方面确立进步的指导势力”亦即是影佐祯昭等的“不扩大派”代名词而已，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放弃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早在他们中间达成共识，只要能诱其上钩，就不愁其不就范，眼下则不妨宽厚一点。
西义显求功心切，立即将草约通知了东京。
有着特务工作经验的松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能掂出这份草约的份量，那“第三种势力”几个字既诱人又刺眼，说穿了，就是代表汪精卫的投降派势力。这表明高宗武已经开始背叛政府，背叛蒋介石了。
是什么原因致使高宗武的态度出现了大的变化？他真的背叛蒋了吗？带着这份怀疑和期望，他不敢耽搁，立即飞往香港。
在香港，他连续与高宗武会谈几次，但却没有发现破绽，其中一次，高是偕夫人一同参加讨论的。
松本眼前一亮，这位夫人的气质高雅而雍容，柳眉如黛，眸含春水，却又妩媚中不失精明，显得极有主见。
高宗武用日语介绍他的夫人：
“这是斯桑奴（译音）”
松本没有被眼前的美色所眩惑，他立即旁敲侧击了一句：
“高先生好福气，娶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花，听说还是蒋先生、蒋夫人做的大媒呢？”
“日本人真鬼，什么都知道。”高宗武暗想，蒋介石为他做媒的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他当初就曾有意识不宣扬的。
对于蒋介石撮合他的婚事，高宗武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以一国元首之尊，居然关心他一个小小司长的个人婚姻，受宠之余，也有不安，这是蒋介石对他的笼络。如若却之，不仅不恭，而且有触怒之恐。可是，当他忐忑不安地与女方见面后，就立即为其美色风度所折倒，更难得的，是这位夫人精明温柔，知书识礼，是他的贤内助。
从松本刚才的客套话中，高宗武察觉到对方对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相当关注，因此，他立刻岔开话题：
“阿重，斯桑奴说她讨厌日本人，今天答应来见你，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哟。”
高夫人的说话非常得体：
“任何国家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位阿重是好人，我还想什么时候见见松本夫人。”
松本礼貌地表示他很荣幸得到夫人的夸奖。
在交谈过程中，高夫人一直斯文地啜着红茶，并不打扰他们。松本欣赏她这种大家闺范，怀疑也逐渐减淡。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对高宗武的考察上。
“宗武，我已看过你与西义显在6月14日签定的那份草约，这是我们之间合作的一个成功标志。”
高宗武耸耸肩，似乎表示这项工作已费了他很大精力。
“你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如今夹在蒋先生和汪先生当中，取谁舍谁，很为难吧。”松本的眼睛紧紧盯着高宗武，观察他的反应。
高宗武恰当地把握住感情的分寸，显出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
“是这样，我的命运也未可知哟。现在已经很为难，将来更是要在两位前辈中间苦恼不可。他们的意见似乎越来越大，所以我的痛苦也是更为厉害。关于中日和平的大义，从我的信念出发，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伴。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已无法忍受，而蒋先生过于冷酷，不及汪先生温暖。”
这番话也是他内心的感受，因此说得极诚恳，松本也不由得相信。他转而建议高宗武去日本一行，因为有些问题他也不能作最后决定。
这个建议高宗武显然未及料到，他也有点担心，为难地说：
“阿重，我可不想做汉奸。这是私入敌国呀。”
“董道宁已经先你作出了榜样，蒋先生不是也没惩罚他吗？再说，还有周佛海为你遮挡呢。自从通邮谈判以来，你是中国外交部最有勇气的人，而现在正需要发扬这种勇气。”松本生怕高宗武不同意，故而极力相邀。
高宗武将目光转向夫人，似在征求她的同意，当他看到那双精明的眼睛里闪出鼓励的目光，终于点头说：
“好吧，离开汉口时，佛海兄也有让我去一趟东京的意思，我尚拿不定主意。现在，看来倒真有必要了。”
由伊藤陪同，高宗武乘“皇后”号日轮秘密来到日本。
这几天，不断有人拜访，影佐、松本、西义显、犬养健、柴山兼四郎等等。特别是那个影佐，似乎对他还有怀疑，每一个问题都追根寻源，详细备至。
影佐问他，此次东京之行，蒋介石是否知道？
高宗武断然否定，声明他此次来日，是因为松本的一再相邀以及周佛海的建议。那么，你的工作将由谁来向蒋先生汇报呢？”
“或者是陈布雷，或者是周佛海，也可能是其他人。”高宗武尽量减淡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可是，据说蒋介石将你由一个普通的教授提拔为外交部的一个司长，他对你很信任。贵国有句成语，知恩图报，高先生怕现在也为这迷惘吧？”影佐的话很刺耳，他想激怒高宗武，观看他的反应。
高宗武果然涨红了脸，但他的心中却是出奇的镇定，语调虽激昂却不失条理。
“我做过各种努力，但蒋先生态度的没有改变。我绝不在蒋汪之间脚踏两只船，蒋先生是个倔强的人，而贵国政府的态度也很强硬，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简单地取消，在这情况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不是请汪先生出马吗？”高宗武开始转守为攻。
影佐也不是被轻易问倒的人，顺着高宗武的话就势一转，将了一军：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待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先生的推荐，改换成蒋先生为正式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立刻感到语塞，他万没想到影佐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半晌，才回答说：
“蒋委员长始终不相信你们日本人的诚意呀。”
“唔，这也勉强能解释过去。”影佐心中暗想，高宗武不愧是职业外交官，说出的话圆滑无痕，抓不住漏洞，他也一时问不出什么。不过，凭直觉，他总有点不放心。
高宗武加紧了他的游说，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金田骏，陆相坂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他的说辞很能打动这些日本人。
“日本现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到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了汪精卫以外，就不容易找到别的人。汪早就痛感有迅速解决中日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却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介石屈服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高宗武不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他直接将汪精卫推到了前台。这样做，固然一方面是其秘密使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确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因为在思想感情上，他与汪精卫等求和派更为接近，甚至更希望假戏成真。
高宗武的活动能量非常可观，他甚至要求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其为和平运动中心。以便确立汪的傀儡地位。尽管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这样做，未免不合时宜，尚为时过早，但仍然允许由陆军大臣坂垣写这封信说明此意，托高转代。
至此，高宗武已为汪精卫打通了投降的通道。
蒋介石为汪精卫掘下的陷阱已部署停当，只待请君入瓮了。
高宗武与蒋介石关系之深并不亚于汪精卫，作为僚属，他在汪精卫手下仅干了两年的时间。汪1935年南京遇刺后，双方就断了联系。因此从实际意义算，蒋介石领导他的时间还更长一点。
西安事变以后，汪精卫回国，位虽高而无实权，高宗武的直接上司是张群，行政院则由孔祥熙执掌，他们都姓蒋而不姓汪。在行政关系上，高宗武已与汪毫无纠葛。尽管这几年因遭张群嫉妒而受排挤，但因蒋介石欣赏，依然是外交部最走红的人。
蒋介石与高宗武关系之密还有一点可作佐证，作为一名外交部中上层干部，还算不得天子重臣，又不是近侍，蒋却亲自为其操劳婚事，作了月老。单从这点看，已实属不寻常了。
抗战以后，高宗武遵蒋命与日展开交涉，与蒋的联系较汪更为频繁。他多次受蒋接见，接受任务。相反，与汪精卫的联系，反而并不多。汪精卫、陈璧君虽然主和，却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而且蒋汪矛盾激烈，精于世故的高宗武在最初自然也避免与汪多接触，以免嫌疑，猜忌。
蒋介石对高宗武的信任也是无可置疑的，否则，也不会选他担任如此重要使命。可是，为了遮掩痕迹，又常常放出风来，阻止高宗武离开汉口，似乎高与日本交涉与他无关，而事实是：高每次出行，都蒙蒋批准，堂而皇之，甚至夫妻联袂。当有人汇报高行踪时，蒋又都不置可否。如高果属私自行动，在当时情况下，一个有相当职位的政府官员私赴敌占区，甚至敌国首都，这已属叛国之举，蒋为何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甚至一路绿灯，私下照拂关注备至。
假若蒋真想脚踏两只船，对求和抱有殷切希望，而高宗武又确实背叛了他的初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汪精卫牵线搭桥。这将是从根本上违背损害了他的意愿和利益，却为何在明了这些情况后，还依然听任高宗武任意妄为呢？而高宗武究竟又有多大胆量，特别当他去日本活动的结果已经大白于蒋介石面前，居然还敢再临汉口，面谒蒋氏呢？
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宗武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无恐，所以才故弄玄虚，所以才大摆疑阵。
自高宗武赴日后，周佛海度日如年，倚门翘望，偏偏黄鹤西去，了无音讯。
就在他忧心忡忡之际，与高宗武一齐去日本的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痒突然不期而至，出现在他的面前。
大喜过望之下，周佛海第一句话却是埋怨的语气：
“宗武也太疏漏，连个消息也不捎来，真怕你们出事。”
周隆庠陪着笑脸解释：
“我刚下飞机就赶到府上，事关重大，高司长已不敢再回汉口了，他预料自己必定会遭逮捕，再想从汉口逃身就难了。因此，他让我将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托交于你，请酌情处理。”说着，神秘地从内衣里掏出一个信封。
周佛海性急地抓过来，已顾不上再理会周隆庠了。
一字一句读完高宗武的报告，周佛海感到了棘手，日本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使他意识到和谈进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他埋怨高宗武不会办事，为什么不在这一点上据理力争。像这样一份报告，蒋介石绝不会同意，而且，从实际意义上说，等于将和平之路堵死了。
周佛海的本意，原是奉汪精卫为和平派首领，通过与日本人的勾结，向蒋介石施加影响、压力，最终还是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交涉和谈，达成停战的协议。
可是，现在日本人的意思是干脆踢掉蒋介石，重新开张，由汪精卫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而且，这还是和谈的先决条件，不如此，一切都请免开尊口。
周佛海就像一只困兽在屋中来回绕圈，正值三伏的天气，号称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已如蒸笼一般，他的心情就如这天气一样烦燥。手中这份报告灼热炙心，弃之不舍，用之不能，让他踌躇再三。
他决定还是先让汪精卫过目，商量一个主意。匆匆套起长衫，头顶烈日，急匆匆赶往汪府。
汪精卫的府邸，遮掩在一片浓荫之下，落地长窗已经全部打开，一台“华生牌”风扇，意态悠闲。
除汪之外，屋中还坐着“低调俱乐部”的两位人物——陶希圣和梅思平。他们正陪着汪精卫闲聊。
一跨进屋，周佛海就指着陶梅二人大声叫屈：
“你们真找到消暑的好去处，我都急死了。”
汪精卫笑咪咪招呼着：
“来，靠近电扇坐，心静自然凉，有什么大事急得你大热天往这里赶。”
周佛海将报告递过去，“宗武托周隆庠捎来的，蒋先生尚不知情，我先让您过目。”
汪精卫看了几行，就神色大变。
他将报告递给陶希圣和梅思平。
汪精卫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上次高宗武向他通通消息，只是讲日本人有推他出马的意向，想不到事隔数月，这种意向已转为决定，使他又惊又喜。
他略一定神，决定还是恪守上次之成规，让把报告原封不动地交给蒋介石。
周佛海有点儿犹豫，这一次毕竟与上一次有所不同，报告上明白写着日本人的意图，蒋介石的偏狭性格他是了解的，会不会就此而动怒？因此他建议将有关此类的字眼去掉。
“没有关系，原样呈上，这件事我不瞒蒋先生。”
汪精卫所以敢于让这份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既表明他对抗战的态度，又借以向蒋施加压力，同时也在剖白他绝不单独与日本媾和。他这样做，并非不敢，而是顾虑自己缺乏收拾残局的实力。
周佛海壮着胆量，乘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在场，将报告呈蒋介石阅。他怕报告的内容会立刻掀起委员长的雷霆之怒并祸及己身，有一位熟人在此也许能挡挡骂。
出乎意外的是，蒋介石倒是心平气和地看完了报告，脸色一如平常，使你无法测度。
“岳军也看看，看完后交汪先生过目。”蒋介石交待一旁站着的张群。
周佛海长舒一口气，庆幸安慰之余，竟忽视了一个反常的现象。以蒋介石一惯偏狭的性格，居然表现得如此大度。过去，他可是独断专行惯了，军国大事，瞒着汪精卫的多得不胜枚举。今天，居然也不忘交待莫要遗漏了汪精卫。
蒋介石并不知汪精卫先已过目，如若汪不知详情，又怎能有所动作，自投罗网呢？
事后，大概蒋介石自己也意识到当时的反应不符合常情，他做了补救，在陈布雷面前，气呼呼骂道：
“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他给高宗武下了四字批语：“胆大妄为。”
周佛海心中一阵哆嗦，他知道这些话也是说给他听的。
蒋介石余怒未消，命令立即停止每月按时付给高宗武的6000元活动经费。
周佛海开始为高宗武的处境犯愁了，他曾经向高宗武打过包票负责任的。如今与日本人的交涉已到了紧锣密鼓的时候，总不能尚未登场就落下帷幕。他的胆量也够大了，竟私自从他掌管的宣传费中，每月拨出3000元，支付高宗武，并传话安慰：
“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下。”
他犹在担心高宗武顶不住压力，中途放弃。
周佛海的担心是多余的。就在这几天，高宗武已秘密返回汉口，这一次，同居一城的周佛海是毫无所知，他一直认为高尚留在香港。
高宗武从东京经香港回汉口，是陈布雷特意前往机场迎接。到机场才发现，行政院副院张群也屈驾在此。接到了高宗武，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罗君强亲自为其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横生出枝节，还送他上了车。高宗武随即与张群同车驰赴陈布雷处。至于高宗武带回什么秘密文件，与蒋介石谈话情况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处是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并不长，以前回来，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连夫人也一齐带去。这一次，却孤身一人，足不出户。
罗君强也知道蒋介石停发高宗武经费一事，因为每次都是通过他代领了。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需经中央银行才能寄出款项，他只得以军委办公厅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蒋介石命令停付后，其实高宗武依然分文不缺，全额照领。因为陈布雷向罗君强解释，高宗武任务尚未完成，所以活动费不必停。
众所公认，在蒋介石亲信幕僚中，数陈布雷最为忠诚，也最受信任，且清廉耿介，操守严谨，为什么蒋介石明明白白吩咐的命令，周佛海都深信无疑，而陈布雷却曲加解释，擅自作主？高宗武未完成的任务又是指的什么？难道陈布雷也暗中纵容帮助？这些都是令人大起疑心之处。
原有的6000元活动费，加上周佛海私拨的3000元，高宗武囊中丰满，在香港静心养病也。
确实也该休息了，为了实施预定的计划，高宗武如穿梭般地忙碌，几已达到心神交瘁的地步。肺结核老病在他离开日本时就已发作。再说，最艰巨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把这称做为“爆破”，意思就是在困窘的隧道工程上打开一个缺口。以后将要有另一批人粉墨登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