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来老谋深算的“云南王”龙云今天遇上了难题，自汪精卫的飞机从昆明机场一降落，他心里就一直盘算不停。
说实话，龙云对汪精卫还是很有好感的。尽管他与汪平日来往并不密切，只是官场上简单例行的应酬。但汪精卫俊秀的外表，潇洒的举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龙云很重才，汪精卫恰恰很有才，他对国家国际之间的大事往往分析得鞭辟入里，很有见地。这就不是偏居一方的龙云所能具备的眼光了，因此令他十分敬佩。汪精卫的为人还很谦虚、热情，善解人意，与他谈话真有如沐春风之感，相形之下，蒋介石就让人感到太冷峻了，城府太森严了。
陈璧君给龙云的印象也不错。他与她在今年还见过面，并作过长谈。尽管外面传闻陈璧君如何泼辣、霸道，但龙云不这么认为。相反，他印象中的陈璧君非常通情达理。比如说龙云抱怨蒋介石歧视杂牌部队，不能与中央军一视同仁，陈璧君就很同情，并提出要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云南开发锡矿，这就让龙云感到舒畅。不管事情办没办成，总见得人家有这份热心。
相比之下，龙云对蒋介石就深怀戒惧了。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龙云一直是竭诚拥蒋的。为了表示对蒋的归顺，还把自己的大儿子龙绳武交给蒋介石做义子，带到浙江溪口蒋的老家去认亲，说白了，实际是做了人质。西安事变发生后，龙云也旗帜鲜明地站在蒋的立场说话，向全国发出通电，指责张学良“狂悖至此，危害国本，罪不容诛，自当尽法惩治，以伸国纪。”检讨一下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龙云实在感到自己对蒋介石够得上“温驯”二字了。
但是，蒋介石的算盘却不时地敲向云南，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府撤退到了重庆，历来天高皇帝远的大西南，一夜间变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和全国抗战的后方基地。云南也成了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唯一的外贸集散地。鉴于云南地位的重要，蒋介石就不能容忍龙云继续独掌云南大权了。
蒋介石对付龙云的办法简捷而有效，在军事上，他采取调出、派进、解决三步走，逐渐吃掉云南的地方武装。龙云的精锐之师第五十八军、第六十军先后被调离滇境，随即有消息传来，中央军第二十八军关麟征的部队将以保卫滇缅交通线为名调入滇南，沿滇越边境布防。据说中央军还将在昆明城内建立起城防司令部，人选就是蒋介石的门生杜聿明。对于这些传闻，龙云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蒋介石手法一惯如此，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些消息的准确性。
在经济上，蒋介石则采取渗透的方法控制云南，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等机构先后在昆明建立。作为云南土皇帝，龙云十分清楚：经济是地方实力派的命脉。因此他拼命抵制蒋介石的这些措施。而眼下，财大气粗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又挟权仗势地企图进入云南，这使他又平添了对蒋介石的几分反感。
上次陈璧君到云南来，和龙云就讨论过这些问题，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蒋介石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陈璧君还透露了汪先生的委曲，说到伤心处，不禁呜咽抽泣，她告诉龙云如果蒋介石逼人太甚，汪先生就打算出国一走了之，届时，则希望借重龙先生的帮助了。
看到陈璧君那副委曲的样子，龙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记得他当时就大包大揽，表示汪先生如果看得起他，他龙云就一定尽力而为。
龙云作这番承诺时也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也想借重汪精卫的资历、声望为他在中央搭上一条线；另外，他想，汪精卫作为政府和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哪能说走就走，现在落得做空头人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直至前不久，陈璧君的远房侄子陈春圃突然出现在昆明，龙云才慎重起来。
陈春圃以子侄之礼拜见了龙云，俩人谈话的时间不长，但龙云看出了苗头。陈春圃告诉他，汪先生近日将来昆明演讲，并希望龙云能保守秘密，不必张扬。
“既然来昆明演讲，又何须藏头露尾。”龙云联想到陈璧君的话，登时心中已有了几分明白。
“看来汪先生是想借昆明为跳板往国外跑了，现在正是战争期间，莫非要投靠日本人？”
龙云的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对汪精卫抱有好感，不想因为自己的食言而让汪精卫落入蒋介石手里。同时，替蒋介石多制造一个对手，也会减轻自己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放走汪精卫，必然惹怒蒋介石而遭到报复，说不上还会落个“资助汉奸”的罪名。
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既然你汪精卫打着演讲的旗号来昆明，那么我龙云就佯作不知，堂堂正正，合礼合仪地公开迎接，尽我地方官本职，谅谁也指摘不出什么。
龙云不但没有理睬陈春圃的一再叮嘱，却套起了上将行头，大张旗鼓地率领省政府文武官员来到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汪精卫的到来。
昆明城内，也一律遵照龙云的命令，洒水扫街，悬旗结彩。
一向爱好虚荣的汪精卫看到这番热闹的场面却透出满脸的不高兴，他唤过前来机场迎接的陈春圃，连声责备不停。
身着上将服的龙云却热情灸人，他不去理会汪精卫的满脸不快和倦容，邀请他参加已事先安排好的晚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宴会。
陈璧君替汪精卫拒绝了邀请，她要求龙云尽快安顿好下榻之处，汪先生因不适飞行，脉搏出现了间歇。
汪精卫一行下榻于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公馆。
他仍然抱怨陈春圃不会办事：
“我既然托辞演讲而来，见的人越多越难对付，而且他们将来晓得我是借路溜走后，一定骂得更凶。”
他又转向陈璧君，龙云这番有意张扬，是否别有用心。
陈璧君摇头否定，“龙云这个人很重承诺，与蒋介石翻云覆雨不同，以前我仔细观察过他。干脆，你和他谈一谈，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看他怎么回答。”
汪精卫点点头，慢慢地坐了下来，品着一杯热茶，他要好好为今天晚上的谈话清理一个思路，怎么样才能打动龙云。
在当天晚上，汪精卫就告诉陈春圃，已经与龙云谈过，并交了底。当时汪精卫兴奋得脸色飞金，心情大悦。
为了这场谈话，汪精卫没少费心思，他完全说服了龙云，又一次显示了那少有人能比拟的口才、魅力、机智。
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故意试探，一阵寒喧过后，刚待龙云坐定，汪精卫劈头就问：
“敢问龙主席对抗战前途有何高见？”
龙云略一定神，知道这句问话并非要自己回答，谦逊地欠身道：
“龙云出身行伍，知识短浅，且又偏居一隅。汪先生久领中枢，学识卓越，职下愿听教诲。”
汪精卫没有直接回答，却仰面长叹，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龙主席，抗战前途到底若何，一切都已明白无误，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关键，战必亡，和必存，已将成事实。只要是稍有常识而不盲目自大、稍有理性而不纯粹感情用事者，就没有不明白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任何一点，无论是人的要素、物质的要素、组织的要素，都不能与日本相比。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强盛，近百年来未尝败绩，可称百胜之师。既然战无胜理，那么就希望国际干涉，其实这也是镜花水月，屈指算算，这两年来，英美诸国又给了我国什么样的实际援助呢？”
“至于苏俄的援助，更不可恃，居心叵测。中共乘机作乱，借抗战壮大实力。长此以往，国势于战火中衰竭，共党于乱中猖獗，赤祸必将蔓延，终有一天，就连半壁西南也行将变色，后果堪忧啊。”
一席话令龙云悚然动容，汪精卫说了这么多，强调的是什么。他龙云自然听得懂。于是借机试探着问：
“蒋委员长的态度若何呢？”
“痛心处正在此点，蒋先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他也知道战必败这个道理，私下曾和兄弟商量讨论过，但他却不敢公开自己的主张，不敢担“求和”的罪名，怕别人骂他“石敬塘”“秦桧”。
“那么，汪先生现在的意思是……”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汪精卫做出慷慨激昂状，“今天取道昆明，就是借助龙主席，假道云南，与日本人接洽和平事宜。”
汪精卫终于吐出这句梗在喉中的话，眼睛紧紧盯住龙云。
龙云没有表现出异常和震惊，因为这已经在他意料之中，关键问题在于他如何处理。
“这么说，汪先生这次是私自出巡了，与日本人和谈也属私下里行动。”
龙云这句话份量很重，战争期间，与敌国私通，他龙云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都不过份。
“正是如此！”
汪精卫一拍桌子，激动的连声音都微微发颤，白皙俊秀的面孔拧得变了形，“汪某人话已至此，该说的全都说了，敢请龙主席以国家命运为念，促成和平事业。如若龙主席不以为然，以为误国卖国之举，则请将兆铭缚于重庆，向委员长请功。”
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龙云沉思良久。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他需要造成这种气氛，因为他早料到今天的谈话会有这个结局，汪精卫一定会摊出他最后的底牌，而这底牌也正是他所料到的，他龙云的态度也是早就设计好了调子。
如果让汪精卫就此从昆明逃走，无异是替蒋介石保留了一个重要的对手，这可以分散蒋介石的注意力，减轻自己的压力。从刚才和汪精卫的谈话中，他已大概知道汪投降日本后的计划，汪精卫向他透露上海“重光堂协定”，这个协定是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及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签定的，按照密约的计划，汪精卫将在“非日本军占领地区之云南省地区撤退。如果这一计划能实现，那么，借助各种反蒋势力，就有可能使蒋介石的“中央势力”退出云南，他龙云又何乐而不为呢？
私下里的算计是这样，但面子还是要做得堂堂皇皇，上将的表演比之老牌政客也毫不逊色，龙云沉吟半晌，猛作悲烈状，挥手撕开上衣，露出胸膛。
“汪先生为国忍辱，令人敬佩，龙某不才，愿略尽绵薄，明天去河内的飞机，由省政府出面包下，请汪先生宽心。”
一席话说得汪精卫热泪涟涟。
龙云将汪精卫送上了飞机，同机的除了随汪同赴昆明的一行人外，又多了先期到达的周佛海和陶希圣，陈春圃则已在早晨乘火车赶往河内接应。
望着飞机擦地而起，逐渐地在蓝天碧云中消失，龙云依然伫立不动，良久，方挥手示意副官上前。
龙云一字一顿地口授电文：
“重庆。蒋委员长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赴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开效秘印。”
这是龙云向重庆连续发出的第三份急电，他长吐了一口气，现在，他无论对蒋对汪，都可以交待了。
望着渐行渐远的昆明机场，机舱里的人无不额手称庆。
陈璧君不无卖弄地夸赞自己的眼光。“如何？龙云我没看错。称得上一诺千金吧。”
坐在后面的陶希圣阴恻恻地半是奉承，半是不满。
“那是冲着夫人与汪先生的面子。”说完心里哼了一声。以他这样的名流教授，连蒋介石也不耻下问，虚席请教。但来昆明几天，龙云却视若无物，使他自尊心大为受挫。
周佛海却喜孜孜言道：
“总算脱离险境了，前几天蒋先生还来电让我回渝，真担心行迹已被他看破。”
陈璧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你怎知不是那位陈布雷老夫子捉刀代笔，假传圣旨？他怕你这位老友与我们搅到一起。我们临走的前几天曾登门探访，好像就很有疑心。不信？你问汪先生。”
停了半响，陈璧君发现汪精卫没有接她的话，不由扭过头来。
坐在她旁边的汪精卫仿佛魂不守舍一般，两只眼睛正紧紧盯着机翼下面掠过的山川河流。
他已不是第一次弃国离家，在与蒋介石争雄斗狠的十多年，每逢不可收拾时，他往往一跺脚一走了之。尽管那也有几分狼狈，几分失意，几分凄凉，但却没有今天的惶惶然，戚戚然，不敢直面良心的猥琐、情怯、气短。
仇恨能使人忘却手段的卑鄙，嫉妒能使人心理变态、丧心病狂。
他与蒋介石的仇恨已深到难解难释，不共戴天之程度。
十几年的恩怨，就是这种深化的过程。十几年的落魄、失意，就是这种深化的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