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和日中贸易、投资
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中经济关系因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日趋紧密，在竞争的同时互补关系也不断加强，双方成为不可或缺的关系。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以下论述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今后日中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将进一步深化。
对中国来说，“入世”的好处在于能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规则处理贸易纷争，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新回合谈判中新规则的制定等，还可以向国内市场引进竞争规则。尽管淘汰长期以来受保护的国有企业会有痛苦，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企业会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使扩大出口成为可能。从对日中经济的影响看，我们期待通过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扩大，给日中双方带来更大的利益。
日本市场除农业外基本是开放的，因而中国对日出口在短期内不会因“入世”而激增。与此相比，会给日本对华的出口和投资带来很大好处。关税下降、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的废除、贸易许可证的废除等，将使一个拥有13亿消费者、GDP规模（2001年名义额）超过意大利排在第六位的国内市场有实质性的开放。对日本企业来讲，预计出口会扩大是自然的。
与享受各种优惠待遇的制造业投资相比，那些外资进入一直受到限制的贸易、流通、运输、通信、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也将分阶段实施市场开放和放宽限制。中国政府也将逐步完善那些频繁变更、透明度低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在华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本地企业制造日本产品的仿制品、复制品，这个问题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而得到改善。由于日本长期以来以投资制造业为中心，以建立生产基地为目的，因而对日本来说，中国意味着更加巨大的市场。
特别是对向中国出口最多的日本来说，关税降低的利益很大。从这点上看，日本企业已经开始享受中国“入世”的好处。从汽车产业看，为保护国内产业而实施的高进口关税（“入世”前为70%～80%），自2002年1月起将分阶段下调，到2006年7月将下降到25%。2002年1月实施了第一步下调，关税降至50.7%。结果，在中国，以日本车为主的汽车进口激增，与2001年同月相比，2002年1月份的汽车进口创下增长38.9%的记录。随着使用国产部件义务的放松，预计今后向在华日本汽车组装厂出口的汽车部件会有所增长。日本的IT产品和化学产品与汽车同样有竞争力，预计平均关税率的下降，将扩大这些日本产品的出口。
在投资方面，如前所述，对“入世”将扩大对华投资的预测在2000年度已经开始得到验证，2001年度上半期的投资进一步加速。国际协力银行对民间企业实施的问卷调查（2001年11月公布）显示，作为日本企业希望的投资国，中国已经将位列第二位的国家远远甩在后面。2001年的调查显示，将中国作为投资候选地的企业占全体的82%，比1999年度的55%和2000年度的65%大幅度增加。
该调查列举了将中国作为投资期望地的理由，今后的增长性（81.2%）位居第一，其次分别为：廉价劳动力（71.3%），廉价零部件、原材料（29.3%），向他国出口的据点（22.8%），对日出口的据点（22.5%）。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入世”后，日本企业已经不仅将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而且开始向占领中国国内市场转变。
开放国内市场，放宽对服务领域投资的限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规，提高外资政策透明度等政策措施，使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逐步改善。再加上潜在的巨大市场，与近邻国相比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地的形成等，使中国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因此，今后日本的投资将以中国为中心，日中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将更为紧密。
二、日中关系和贸易摩擦
中国“入世”使以汽车、IT产品为中心的日本出口扩大，日本长期的对华贸易赤字状况得到改善。但是，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使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产品向日本的返销也增加，因而开始与实力雄厚的日本本地企业的出口产生摩擦。今后，中国产品和日本国内产品的竞争形势将更加严峻。
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进入日本，对日本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但如果中国产品如暴风骤雨一样涌入日本市场，日中间的贸易摩擦将增加。依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日本地方的产业空洞化会可能进一步发展。日中间的贸易、投资摩擦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日本长期未能摆脱经济萧条状态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将因为两国间深刻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日益严重。2001年对农产品发动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就是一个例子。
2001年4月，日本政府对大葱、香菇、蔺草3种产品的进口状况进行调查，认为3种产品的低价进口给国内生产者以很大打击，因此决定采取紧急进口限制以抑制进口。虽然对象国不是固定的而是无差别的，但这3种产品约90%的进口量来自中国，实质就是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以此为契机，一些关联业界团体也纷纷请求对木材、紫菜、毛巾等实施进口限制。
对日本发动3种农产品进口限制，中国政府回应的态度非常严厉。2001年6月，中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对汽车、手机、车载电话、空调机的进口增收100%的特别关税，实际上禁止了从日本进口这些产品。结果，3种农产品在200天的临时实施期限后，没有发动正式的进口限制，到目前为止也未对其他品种采取措施。中国方面也接受了日方停止采取进口限制的做法，在2001年12月撤销报复措施。
由于中国出口的高度化和出口的扩大，预计今后日中间这样的摩擦会进一步增加。从此次3种农产品的例子看，对象产品实际是日本商社根据日本人的喜好而委托生产或开发的进口品，仅指责中方出口增加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包含很多问题，如发动前缺乏透明度，这些产品的竞争力因实施限制而提高到与中国相同水平的可能性极小等。相反，招致了中方的报复性进口限制，使两国间的经贸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另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以简单地限制进口来保护已经丧失竞争力的产业使其延长寿命的做法，从中长期看恢复其竞争力的可能性很小。可见，因中国制品进口压力而出现空洞化的日本国内产业，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是恢复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标榜贸易立国的日本，不应该依赖进口限制，而应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提高日本产品的附加价值为目标。
三、日中水平分工体制的形成
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中间贸易和投资的扩大，日中经济关系不断加强。日本企业为将竞争力下降的产业转移至中国而扩大投资，而投资的扩大又使两国间的贸易扩大。日本企业希望通过加速生产转移，淘汰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变，从而提高日本自身的竞争力。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中间水平分工体系进展迅速，中国占日本海外生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由于较大的生产成本差距使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对每个企业来说，在世界范围内使采购、生产、销售最合适，以维持企业竞争力是最合理的决定。中国低劳动成本的压倒优势地位，产业集聚地的急剧发展，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同时满足日本企业和多国籍企业对采购、生产、销售三方面的要求。
中国的纤维、服装产品在世界市场、日本市场都有极强的竞争力，其他领域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国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产品占有优势的“中国威胁论”因此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确，看一下中国制AV机器在日本市场的迅速普及，就会感觉这种担心不多余。
如果比较一下日中间的劳动成本，1999年日本的人均名义劳动工资（全部产业）是中国的38倍。若以1990年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GDP/就业人数）为100，1999年则上升到了220，而日本却停留在109.再有，中国的优势不仅在劳动成本方面，从电力、通信、运输等基础设施，到土地价格、零部件产业的集聚程度，法人税率等都有一定的优势。这些综合的成本竞争力是中国经济动态活力的源泉，如能积极地吸收这些活力，有望进一步推进日本产业结构的提升，恢复国际竞争力。
正如在产业内贸易演变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日中竞争关系加强的同时，互补关系也得到加强。特别是在电气、电子部件、半导体、精密仪器等领域，日本依然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通过利用中国的成本竞争力，能使水平分工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日本还有可能维持国际竞争力。在运输机械领域，随着大牌汽车厂商在中国现地生产的展开，如明确在中国生产普通车，在日本生产高级车这样的分工体制，相信两国间的互补关系会进一步加强。
为维持持续增长，日本企业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积极向中国转移技术，希望能在加强日中间水平分工体制的同时，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做出贡献。这与日中双方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
目前，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均从各种角度探讨崛起的中国经济对本国及周边各国的影响。我们以目前已经展开的议论为基础，探讨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