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贸易结构的变化和对华投资
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前的发展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近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占2001年工业生产总值的约30%，出口的约50%。在与IT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外资所起的作用更大，占2000年中国总生产的50.4%，出口的75.6%。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外国资本的引进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和出口的增长，特别是日本企业的进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代的日中贸易关系呈现出双向贸易扩大、中国产品竞争力提高现象的同时，日中间的贸易互补关系也不断增强。日中贸易关系的如此深化，与日本对华投资的动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资企业实行开放，但实际上日本对华投资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展起来。日本对华投资到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此后开始下降。据日本财务省统计，中国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5年度的8.7%下降到1999年的1.1%，2000年虽恢复到2%，但仍很低。中方的统计也显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陷入低迷状态，从1999年的9.6%下降到2000年的7.2%。除香港地区外，1996～1997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接受国，而1998年后，则退居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在欧美各国对华直接投资顺利发展的同时，日本对华投资却进入低潮，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存在下降的结果，恐怕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力日益低下也有直接的关系。
二、对华投资的变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对华投资额的增长及在亚洲所占的比重变化很大。可以将90年代后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990～1995年度的扩大期；1996～1999年度的低迷期；2000年度后的恢复期。概观各时期的情况，看看日中贸易结构变化间的关系。
1.扩大期（1990～1995年度）。日本对华投资（以申报为基础）从1990年度的511亿日元激增到1995年度的4319亿日元。中国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期从0.6%上升到8.7%。中国占日本在亚洲投资总额的比重也急剧上升，从1990年度的4.9%上升到1995年度的36.2%，超过了1/3.虽然日本的对华投资在1984～1985年度和1988～1989年度出现了两个高潮期，但却比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第3次投资热潮的规模小很多。
下面列举一下投资激增的日方因素和中方因素。日方的因素是将已无国际竞争力的纤维、机械、电机等产业积极转移到中国生产。还有，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NIES及 ASEAN各国的劳动成本上升，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开始逐步转移到中国。在1990年度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中，NIES所占比重最高，为47.5%；ASEAN四国占46%。到1995年度，NIES的比重降到26.2%；ASEAN各国为33.5%。可见，中国从这些国家手中夺取了日本的投资。
再看中方的因素。在中国基础设施及与投资相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也给了外国直接投资很多优惠政策；加上中国的经济、政治受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不大，一直很安定；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1993年中国接受世界各国的投资额超过世界投资总额的10%。此后，在1997年前一直位居美国之后，维持了世界第二大投资接受国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华投资的扩大使日中间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日本来说，中国由主要贸易伙伴发展成为贸易和投资连动扩大的伙伴。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大的同时，制造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出口也不断增加。随着当地工厂的建立和生产的扩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也得到增长。同时，由于在中国设立的企业生产走上了正轨，在中国生产并返销日本的产品也逐渐增加。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初级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急剧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急速上升，1995年，对日出口的80%以上是工业制成品。
2.低迷期（1996～1999年度）。急剧扩大的对华投资在1995年达到4319亿日元的高峰，然后开始逐步减少，1999年度低于1000亿日元，仅为838亿日元。这是1991年度以来的最低，仅占日本对外投资额的1.1%，进入1990年度0.6%以后的低迷期。对华投资占对亚洲投资的比重也在1999年度降低到10.5%。
对华直接投资下降的日方主要原因有：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投资高潮，主要的投资已经过了一轮。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下的日本企业的实力也日益下降。1997年金融危机后，对东亚受危机影响较大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营援助型投资增加，对华投资因而相对减少。加上欧盟经济一体化使欧洲市场扩大，因此对欧洲的投资增加，结果对东亚的投资就相对减少了。1985年“广场协议”后对美元急剧升值的日元，在90年代中期起不断贬值，这也是日本对东亚投资呈现整体减少倾向的主要原因。
中国方面的主要原因有：1994年开始征收出口增值税；同年，废除了进口生产设备减免关税等措施；90年代后半期，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等省政府出资的投资银行相继陷入经营困境中；法律制度频繁、突然变更，增加了不透明度，使日本企业对对华投资产生了厌恶情绪。
尽管在该时期对华投资进入低潮，但除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1998年和1999年外，日中间贸易持续扩大。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对华投资的活跃使生产真正开展起来，因而日本对华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增加，同时中国对日本制成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在此过程中，以电机、机械产品为中心的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产业内贸易扩大，日中间的水平分工体制不断发展，互补关系不断增强。
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日本企业投资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使中国国内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产业急速发展起来。与中国国内企业发展的同时，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的当地采购率不断提高，因而自日本进口的家用电器等部件、中间产品的增长缓慢。与此相比，与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ASEAN诸国，由于部件、原材料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因而部件等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几乎与出口按比例增长。
最后，中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公开模仿和复制发达国家的产品。由于本地企业仿制进口产品，研究其技术用于本企业的技术开发行为活跃，因而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以及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在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厂商不仅在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等家电领域，而且在DVD播放机、电脑等高技术产品领域也确保了很高的市场份额。以日本企业为首的外资企业，因无法与中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对抗，出现了除数码相机、摄像机、手机等一部分产品外，其他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
3.恢复期（2000年度以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陷入低迷状态的日本对华投资，在1999年达到低谷，2000年的对华投资有所好转，比上年增加了30%。投资额也恢复至1000亿日元以上，投资额达到1099亿日元。由于日本的全部对外投资比上年减少27.8%，因而对华投资占全体对外投资的比重从1999年的1.1%上升至2.0%。2000年度日本对华投资激增，除了由于日本竞争力下降而向中国转移生产外，中国“入世”促进了市场的开放也是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000年度，日本的对华投资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投资领域有侧重。2000年度，电机为投资最大的领域，投资额占全体投资的31.5%，约1/3.与1990年度和1995年度比，对电机的投资明显增加。同时，对纤维和机械的投资缩小。另外，对化学、运输机械的投资也缓慢扩大。日本的对华投资也由附加值低的领域向附加值高的领域转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纤维、机械的对华投资已经过一轮。此后，家电、AV机器等厂商为确保成本竞争力加速向中国转移生产。今后，针对中国国内需求不断扩大的汽车、化学产业，日本厂商的投资会进一步加速。
第二，对华投资规模大型化。从制造业的项目平均投资额的变化看，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1990年的2.973亿日元缓慢增长至1995年的4.9896亿日元，但进入90年代后半期，扩大的步伐加快。1998年创下项目平均投资额13亿日元的最高记录，此后逐渐减少。尽管如此，1999年度和2000年度仍持续了项目平均投资10.2203亿日元和9.7674亿日元的大型投资规模。这是由于日本对华投资向以电机为中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今后，随着对华投资的高度化，预计对IT相关领域、汽车、化学等的投资会增加，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
2001年度的上半期（4～9月份），在日本对外投资总体低迷的情况下，惟有对华投资额达到919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7%。其原因是：日本厂商对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期待进一步提高；日本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加速向中国转移生产等。同期，日本将对外投资总额的5.5%，对亚洲投资总额的27.2%投向了中国。投资领域从汽车等大型投资，到半导体、数码相机、手机等高新技术领域。2001年度的下半期，日本对华投资将持续高涨，2001年度的对华投资额估计达到2000亿日元左右。
从中方的统计看，来自日本的投资有较强的回升趋势。2001年中国引进外资总额（实际引资额）为468.4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9%。日本的投资达到43.4842亿美元。对华投资增长的不仅是日本，但与中国全体引资额的增长速度比，日本对华投资的增长率最高。结果，当年自日本引资额占全体引资额的比例达到9.3%，为1997年以来的最高。从国别、地区看，尽管日本位于香港地区、美国之后，居于第三位，但与近年差距一直很大的美国（占9.5%）相比，几乎处于相同的水平上。
